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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物

任仲夷与夫人王玄的七十年恩爱情缘

时间:2018/10/25 10:38:23   作者:作者不详   来源:抚顺七千年   评论:0
内容摘要:任仲夷与王玄  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先驱——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离开我们已有8载,2006年秋,笔者有幸在广州市任老的家中拜访了其夫人王玄,从她殷殷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她对任老的留恋。他们这一对革命伉俪,相濡以沫地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结下了深厚的夫妻情谊。  参...

任仲夷与夫人王玄的七十年恩爱情缘
任仲夷与王玄


  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先驱——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离开我们已有8载,2006年秋,笔者有幸在广州市任老的家中拜访了其夫人王玄,从她殷殷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她对任老的留恋。他们这一对革命伉俪,相濡以沫地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结下了深厚的夫妻情谊。 


  参加学运 相识北平 

  任仲夷与王玄的相识是在北平,当时他们都是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都积极参加爱国救亡的学生运动,共同的志向使得两人相识相知相爱。 

  任仲夷,1914年9月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威县西小庄村的一个贫苦教员之家。中学时,他就读于河北省立第一中学(现天津市第三中学),期间,任仲夷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20世纪30年代中期,任仲夷来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担任中国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 

  王玄,满族,1918年生于辽宁省抚顺市一户小康人家,她个子高挑,聪明漂亮。高中毕业后考入张学良主办的东北大学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王玄等东北流亡学生来到北平。他们饱受颠沛流离、痛失家园之苦, 一致要求收复东北, 并以实际行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王玄等东北流亡学生参加了北平各大中学校向华北当局发起的大规模请愿游行,同学们冲破国民党警察的封锁线,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当时,正在中国大学就读的任仲夷,居住在北平西单太仆寺街德权公寓,与王玄等东北流亡女学生的宿舍很近。在闲暇的时候,他时常会拿起心爱的二胡拉上几曲,悠扬的乐曲飘出窗外,回旋在空中,姑娘们自然都能听得见。 

  而姑娘们思乡、进步的歌声也时常会飘进任仲夷的耳朵。任仲夷很想结识这些同样有着爱国情怀的姑娘们。一天晚上,他用粉笔在女生宿舍门前木板上写道:“你们不仅要歌唱,还要能拿起刀枪。”过了几天,他又在木板上写下了:“希望你们今天歌唱,明天上战场,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姑娘们尽管不知是谁写的,但是看到木板上这些激励人心的话语,已然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 

  德权公寓附近有一家电影院,经常放映进步电影,这对于流亡学生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有一次,王玄和几个女生看完电影走出影院,正兴奋地一边走一边谈论着,这时,一位清秀男生走来,主动与王玄她们打招呼。王玄觉得他很面熟,仔细一想,才想起原来是楼上经常拉二胡的那位邻居,便与他攀谈起来。任仲夷、王玄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后来,一有电影票,任仲夷就主动给王玄她们送几张。经过几次交往,任仲夷鼓起勇气大胆地给王玄写信表达了爱慕之情。王玄虽然没有即刻答应下来,但是,两颗炽热的心已越来越近。1936年,王玄在东北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仲夷调任北平中共西北区委书记。那时,他时常给王玄等进步女学生布置任务,让她们前往天津纺纱厂,深入群众,了解女工的艰难生活,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引导她们继续进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很快沦陷。任仲夷和王玄离开北平,原本打算去延安,但由于道路被阻断,加之担心遇上土匪,只好改变计划,转而从天津乘轮船前往山东济南。1937年7月27日,这对革命情侣结为伉俪,成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互敬互信 出生入死 

  1939年,任仲夷和王玄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由于王玄怀孕期间,经常要跋山涉水,日夜随军行动,一路上走的都是崎岖坎坷的山路,为了纪念这段特别艰苦的日子,夫妻俩特意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任崎。当时,他们正与日军进行艰苦的游击战,实在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只好将这个孩子送到任仲夷的妹妹处抚养。后来发生了一场大灾荒,粮食不够吃,这个孩子和任仲夷妹妹的一个孩子一起饿死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正值1941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反复“扫荡”、“三光”政策。因为要经常转移,没有条件去医院,王玄就在老百姓家的炕上自己接生生下了这个孩子。为了纪念夭折了的小任崎,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任念崎。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王玄经常抱着初生婴儿到高粱地里去躲藏。小念崎还未满月,他们不得不忍痛把他送给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妇女,后来这个妇女有了自己的孩子,又把念崎送了回来。 

  1941年4月29日,日军发动大合围、大“扫荡”,当时任仲夷在冀南行署政治学校任校长。敌人的飞机进行了一整天的疯狂轰炸与扫射,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分区、银行遭到严重破坏,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当时,任仲夷和王玄都被包围了,任仲夷和一个交通员,还有一个“日本觉醒同盟盟员”(被我军俘虏的日本兵,经教育后觉醒者),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经过半夜的奔波,才突出包围圈,到达安全地带。王玄躲藏在一个油坊院落里,一群日军端着带刺刀的步枪闯进油坊院里四处搜查。一位老大爷急中生智,将王玄藏在铡碎的稻草堆里,才使她幸免于难。 

  除了日军的“扫荡”、“合围”外,从1942年春开始,冀鲁豫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涝、雹、蝗等自然灾害。在这样的情形下,粮食特别短缺,任仲夷夫妇和战友们与老百姓一样,天天忍饥挨饿,每天只能吃棉籽窝窝头和糠窝窝头。尽管条件艰苦,可是他们夫妻二人依然恩爱情深,相互信任。 

  1943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展整风运动,担任冀南五分区专员的任仲夷,由冀南五分区调往北方局党校学习(整风)。在这次“整风”“抢救”中,任仲夷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度过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软禁”的生活。那时,任仲夷在北方局,王玄在平原分局,夫妻两人虽然都在太行山上,却不能相见,可他们的心始终是在一起的,王玄始终坚信任仲夷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对他的爱从未动摇过。 

  黑土情深 比翼齐飞 

  在抗日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交通发达的东北,并果断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加紧了向东北发展的步伐,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军队迅速挺进东北,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当时曾有规定,夫妻有一方是东北人的就要一同回东北;在东北有关系的和愿意去东北工作的都要尽可能调到东北去。1945年10月,中央从冀南行署和太行一分区抽调100人,配备5个团的干部,开赴东北新解放区。10月6日,刚刚上任不久的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仲夷和夫人王玄告别冀南,风尘仆仆地踏上出关的行程。 1946年1月10日,任仲夷来到王玄的家乡,被任命为辽宁省抚顺市副市长兼副专员。同年11月1日,任仲夷被大连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全体会议推选为大连市副市长。此后,担任旅大市委常委、秘书长。这期间,他的实事求是、智勇兼备的政治胆略逐渐彰显。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旅大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当地各级政府组织全地区城乡人民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行动。任仲夷作为市政府的组成人员,亲自到大连县、金县指导大生产运动。他还参加了市政府机关安排的在市政府门前的垦荒活动,和机关干部一起将市政府门前的广场种上粮食和蔬菜。大生产运动缓解了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造成的严重粮荒,保证了旅大地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各项军工、军需生产任务的完成。 


任仲夷与夫人王玄的七十年恩爱情缘


  王玄调到辽宁后,先后任旅大市建国学院教务主任,旅大市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共旅大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旅大行署民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旅大市民政局局长兼人事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旅大市政府机关党委书记兼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2年,任仲夷调往松江省工作,自此与黑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在哈尔滨整整工作生活了26个春秋。在任职期间,他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们率领全市人民群众奋力拼搏,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将哈尔滨市由一个消费城市建设成一个拥有重工业、机械工业、国防工业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城市。1952年,王玄随任仲夷调到松江省工作,先后担任松江省人事厅副厅长、中共松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哈尔滨市商业局副局长、市委商业部副部长、市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兼监察局局长、市委财贸部部长、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夫妇二人比翼齐飞,共同为哈尔滨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有的人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开始精神苦闷、萎靡不振。任仲夷对此十分关注,他在抓工业、促经济的同时,十分注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想方设法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62年春节前,任仲夷到香坊区视察农贸市场时,意外发现有人用两个“喂得罗”(锥形铁皮桶)冻出空心冰罩,在中间插上蜡烛制作成简易冰灯。这种冰灯既能防风又晶莹剔透,美观而实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发现启发了任仲夷,他想,哈尔滨人一入冬就躲在屋里“猫冬”,公园和街上特别冷清,文化生活十分缺乏。如果在公园里做一些漂亮的冰灯进行展出,会吸引很多市民走出家门前来观赏,对于振奋市民的精神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回到家中,他把做冰灯的想法说了出来,得到了王玄和孩子们的积极响应。任仲夷夫妇先是带领孩子们在家中用桶、盆等容器进行初步试验,凡是能冻制冰灯罩的器具都用上了。为了增添冰灯的色彩,他们还将红、蓝墨水掺在水里,试制出彩色的冰灯罩。夜晚降临,点燃蜡烛,晶莹剔透的冰灯便熠熠生辉,散发出迷人的五彩光芒,使阳台上、院子里陡然增色,生机盎然。试验成功了,任仲夷、王玄和孩子们开心地笑了。 

  随后,任仲夷便把办冰灯游园会的设想告诉了时任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和市委书记处书记林肖硖,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于是他便邀请吕其恩、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张屏和建设局副局长刘作田、工会主席王军(吕其恩的夫人)、各区区委书记以及团委、妇联、各大企业的负责人,到他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现场会议。任仲夷提议举办冰灯游园会,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大家一致同意,并提出了许多好的设想。现场会后,市委、市政府调集园林处所属13个部门的800余名职工进驻兆麟公园,刘作田亲自坐镇指挥,用自来水冻制冰灯。工人们用水桶、面盆及少量马口铁做出五星、飞机、和平鸽等模具,然后装上自来水,放到室外冷冻,当冻成厚冰壳后再拿回屋,凿开顶心,倒出中间未冻的清水,使之成为中空的冰罩,并将其中的模具取出。大家一直忙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吃晚饭,饭后也不休息,困了便挤在室内的桌椅板凳上打个盹儿。这样连续奋战四昼夜,制作出冰灯千余盏。 

  他们将这些冰灯扣在山坡上,摆在墙垛上或挂在树枝上,里面安上电灯泡或点燃蜡烛加以点缀。冰灯会组织者又请食品公司冷库用菊花、金鱼等冻制了30多个冰花;请正休寒假的哈尔滨艺术学院美术系雕塑专业学生在公园的小南岛用天然雪塑了个大象。还在公园内的东山冻了一条冰道,做了一些小爬犁,以供游园的青少年们玩耍。 

  整个冰灯游园会从提出设想到完成布展,前后只用了4天时间。经过紧张的筹备,哈尔滨冰灯于2月7日(农历正月十四)夜正式对外展出,命名为“灯节‘冰灯’游园会”。原定展期3天,可是因为游人太多,又延期3天,6天里共接待游人25万之多,搅热了哈尔滨的冬天。 

  任仲夷在中国大学时的同学、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邹问轩(邹韬奋的弟弟)观看完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后,充满激情地写下了《冰灯游园纪盛》: 

  满城百姓赞任公, 

  别样心裁别样胸。 

  南国慢夸花市好, 

  北疆春满水晶宫。 

  王玄也以黄萱为笔名欣然作了一首《蝶恋花》: 

  银柳迎春冰灯闹。 

  南岭梅开,北国春来早。 

  冰花磷光景色美, 

  男女老幼奔相告。 

  如玉晶莹光四照。 

  火树银花,对着星星笑。 

  心旷神怡人不冷, 

  乾坤锦绣新面貌。 

  冰灯游园会打破了沉寂的冬天,丰富了哈尔滨市人民的文化生活,振奋了群众的精神,为现代冰灯艺术的出现拉开了帷幕,填补了中国冰雪文化史的空白。 

  任仲夷当年倡导并支持打造的冰灯游园会,如今已有长足发展,冰雪旅游早已蜚声海内外,成为哈尔滨一张亮丽的名片。 

  相濡以沫 共度时艰 

  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场浩劫席卷全国,中共哈尔滨市委同全国绝大多数各级党的领导机关一样,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中,先后经历了被围攻、被“炮轰”和被夺权,任仲夷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揪斗。 8月26日,哈尔滨市十几万人在“红卫兵广场”(道外八区体育场)召开“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第一次在这种十几万人的规模浩大的集会上被当场揪斗,公开示众。 

  造反派为了折磨任仲夷,特意准备了一把木制折叠椅让他站上去。这种椅子让人很难掌握平衡,稍微往前或往后都会使人失去平衡,摔个人仰马翻。造反派先给他挂上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黑牌子,又给他戴上了高帽子,对他进行了批斗。这还不算完,他们甚至端来一脸盆黑墨汁,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后来,造反派们索性将一盆黑墨汁从头到脚全部倾倒在了任仲夷的身上,墨汁自上往下任意地淌,浸透了任仲夷的衣裤…… 

  任仲夷虽然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革命战士,但却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他虽然有“不要怕见群众”的思想准备,但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会遭到如此黑手。他站在木椅上,几次都差点站不住了而左右摇摆,但他最终硬是挺住了没有倒下……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里,任仲夷每天平均都要被拉出去批斗两次或三次,每次都要遭受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折磨。任仲夷后来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头3年里,批斗我的会,几千人以上的批斗会有230多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有十几万人。小的批斗会就数不清了。凡是我在哈尔滨到过的单位,必然要斗我一次。” 

  为了不让王玄担心,任仲夷每次被批斗后,都悄悄地洗净自己脸上的污痕和被造反派弄脏的衣服,然后故作镇静地和家人一同吃饭闲聊。 

  后来任仲夷又被关进“牛棚”,夫妇俩再次被分开,有两年的时间完全见不着面。直到进了“五七”干校后,夫妇俩才碰面。王玄对任仲夷的健康十分担心,但又不能公开表现出来,她当时在食堂做豆腐,有时候便趁着别人不注意,偷偷给任仲夷的碗里多放一两个馒头。 

  共赴南国 勇于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任仲夷受中央委派,从工作了26年之久的黑龙江省,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王玄也随之调任沈阳市副市长。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凡是”的极“左”思想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任仲夷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撰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理论文章,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在他主持下,通过深入开展“揭、批、查”,粉碎了“四人帮”在辽宁的帮派体系,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平反了张志新等一批冤假错案。他提倡农民致富,率先提出搞活农贸市场;主张对企业放宽政策,松绑放权;主持制定了辽宁省发展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三十条”;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辽宁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1980年10月,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率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下,大胆探索,积极实践,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广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克服了重重艰险,经受了严峻考验,为探索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王玄也调到广东工作,担任广州市副市长。她同广州市的其他领导一道,在广州市率先进行了搞活流通等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实践,成效巨大,令全国瞩目,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为广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度晚年 相互关爱 

  1992年10月,任仲夷从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依然十分关注党和国家的事业,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离休后,任仲夷和王玄定居在广州。任仲夷每天早晨6点起床,手拿收音机,踩着熹微的晨光,在东湖边的玉兰树下散步,边走边听,像一个散步的退休工人。中午和下午,他或是在家里会客或是外出开会。老两口外出时总是形影不离,任仲夷有时走路很快,王玄就会提醒他小心、慢点。吃饭时,他们经常互相给对方夹菜,那份恩爱,那份默契,已成了情不自禁的习惯。 

  2005年11月15日,91岁的任仲夷静静地走了,留给世人的是无尽的追忆。70年来,任仲夷与王玄始终不离不弃、并肩战斗、相濡以沫、真可谓是革命夫妻、恩爱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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