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马市”助努尔哈赤崛起

  核心提示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明代档案中，有大量明朝政府与女真族在辽东马市进行交易的记载。女真人通过“辽东马市”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努尔哈赤利用马市夺取抚顺

  抚顺、开原的北边是女真叶赫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开始兴兵，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进而统一了女真诸部，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在这33年中,努尔哈赤在抚顺等地马市大规模与汉族进行互市交易，使建州女真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其他女真诸部。

  抚顺马市地处要冲，除了贸易作用，也是明朝抵制北方民族入侵的防御体系。抚顺马市利用山川地势，置马市于关外，形成了以抚顺边关为重心，依托辽东边墙的营、市、关三重防线，对建州女真所居之地赫图阿拉城起到防备、遏制其向西发展的作用，这种严密的设置曾使北方游牧民族侵犯边境时皆绕开抚顺关口。因此，抚顺马市的存在对辽东的稳定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故而，抚顺自然成为努尔哈赤争夺的首要目标。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后金兵分两路，逼近抚顺。努尔哈赤首先派人到抚顺马市送信，声言有3000女真人将于次日来此进行贸易。四月十五日，抚顺马市里一下子来了数百名女真汉子，他们带着成捆成捆的人参、貂皮等山货，凭着敕书过关入市……当城里的内应打开城门后，这些人一下子变成了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这样，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后，努尔哈赤攻下了辽东重镇抚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又攻下开原城，存在213年的辽东马市寿终正寝。 

  明朝的初衷是以马市换和平

  据史料记载，明朝辽东马市开设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防、巩固统治。明王朝认为边疆各族“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

  辽宁省档案馆工作人员周璇解释，15世纪初的辽东，东、北、西三面都是以“剽悍铁骑”出名的游牧民族，侵扰和威胁随时都会发生。因此，明朝希望通过马市巩固与女真各部的联系，加强对女真各部的控制，使女真人“不战而驯拢之”，俯首称臣。

  明朝政府对战马的需求也是设立马市的主要因素。明王朝建立后，几代帝王都十分重视马政建设。

  据明《典故纪闻》记载，“靖难之役”后，刚刚登基的朱棣问兵部尚书刘携：“今天下畜马几何？”刘携告诉他：“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朱棣曰：“古者掌兵政，委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

  周璇说：“由于连年的征战，明朝的马匹缺口严重，为了源源不断地得到优良的战马，保持边防的安宁，明朝开始大力发展‘朝贡贸易’。”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兀良哈蒙古三卫派230余人来朝贡马；永乐二年，鞑靼又有294人来朝贡马。当时，明王朝对边境民族实行招抚政策，对北方民族各部、卫的朝贡，一方面严格规定贡品的种类、数量、朝贡时间、人数、进京路线、滞留时间；一方面给朝贡者以优待，沿途免费食宿，给朝贡者超过贡品所值的奖励，并允许朝贡者做些朝贡以外的商品买卖。一时间，来京城朝贡马的外族络绎不绝。

  那么辽东马市是如何兴起的呢？

  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明成祖朱棣接到福余卫(在今吉林省西部)都指挥使喃不花奏报，称其部属欲来京（当时都城在南京）送马，两个月后可到达。成祖立即下旨：“今天气尚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这就是辽东马市的发端。

  自此开始至万历年间,沿辽东边墙的兴城、锦州、义州、广宁、开原、辽阳、抚顺、清河、宽甸等城堡附近,明朝政府先后开设了14处马市,其中尤以广宁、开原、抚顺三地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素有“三大马市”之称。

  马市收税，给出力的酋长“抚赏”

  马市开设起来后，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规定了市场管理办法，并设有马市官。

  最初，来马市交易的外族人须凭本部落印信(介绍信)，后来改为凭朝廷发的敕书(边贸通行证)方可入市。无敕书、无货物者不准入市，携带武器者不许入市；同时必须将马匹和其他物品经马市官验收合格方可准入。

  辽东马市开设之初，各处马市开市时间不同，每次互市时间长短也不同。据史料记载，“开原马市每月一市，每月初一至初五日，后来改为每月二市，再后来又改为每七天一市，一市五日；广宁每月两市，初一至初五一次，十六至二十再来一次；抚顺马市，三天一市，万历年间改为随来随市，成为常态化。这样，几个市交错开来，辽东境内，几乎每天都有马市，十分方便交易。”开市期间，“交易频繁，人群熙熙，车水马龙，肩摩毂击”，一派繁忙景象。

  马市还规定必须明码标价，保证“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开市之初，将马分为上上、上、中、下、驹五等，马价不一。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上马值米四石、布绢各四匹；中马值米三石、布绢各三匹；下马值米二石、布绢各二匹；马驹值米一石，布二匹。以其中上上马价为例，约合白银十六两。由于价格合理，“至是来者众”，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

  “辽东马市最大的特点是收市场税，由马市官从马市的各项交易中抽取税银，抽税多少根据货物的品种、质量等决定。”周璇说，马市官员再从税银中拿出银两，给那些有功的、出力的酋长发放“抚赏”，抚赏以物品为主，银钱为辅，即“抽分”“抚赏”。

  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份明档就是当时马市“抽分”“抚赏”的档册。这份档册在清入关前被努尔哈赤、皇太极获得，当时后金政权缺少面料，纸张，他们就把这些公文纸剪成椭圆形状塞入“信牌”套里当絮纸，所以，这份档册残缺不全，也因而得以留存。

  史料记载，万历四年（1576年），从新安关进入的酋长抄木，带着350余人的团队，携来大批马匹、货物，交易后受到款待和重奖，“赏盘四十三个，连酒，用银八钱一分七厘，果桌九十五张，官红布十匹……官蓝布六匹，花缎五十一匹，官妆花织金袍一件，牛二头，共值白银五十余两。”

  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辽东马市日益繁盛，逐步由单一的马市发展为综合市场，马市性质也由“官市”向“民市”过渡，互市商品的种类也日益增多，女真人出售貂皮、人参、蜂蜜、木耳、蘑菇、松子儿等狩猎和采集品，汉族则出售布匹、丝、陶瓷、米、盐、铁锅、铁铧等生活和生产工具。

  在档案中，记者看到万历年间的几条记载：万历六年五月初三“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卖人……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万历六年七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

  周璇说，档案中提到的夷人“叫场”，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他是明朝册封的建州左卫首领，听命于辽东总兵李成梁，也因此常率领部众进入辽东马市贸易，以畜产品易换麻布、粮食，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

  努尔哈赤小时候就经常跟随祖父觉昌安往来于马市进行贸易。他广交汉人朋友，了解汉族封建经济制度和文化，熟悉明朝政治动向，结识汉族知识分子，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他在集市贸易的交往中，熟知辽东地区的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他在同蒙古人和汉人的广泛接触中，还学会了蒙古语，并粗懂汉语、识汉字。据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通过互市贸易，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努尔哈赤的视野，使努尔哈赤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努尔哈赤日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建州女真依靠马市发展壮大

  周璇说，辽东马市的设立对于女真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期建州女真统一各部，建立后金，直至定鼎中原都意义深远。在明朝后期的整个辽东马市交易中，建州女真人显得最为活跃。

  存在200多年的辽东马市让建州女真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们建的赫图阿拉城与抚顺马市近在咫尺。入市者动辄数千人，马市贸易已成为建州女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活动。

  建州女真人通过贸易不单单获取了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他们还引进了耕牛和铁制的农具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由采集、狩猎进入半农耕和农耕社会。

  努尔哈赤还通过马市贸易将买回的铁器改制成兵器，通过学习汉人的生产方式学会了冶铁，大大提升了女真的战斗力。

  马市贸易还成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的重要窗口，他们从汉族的书籍中汲取营养，开阔了视野，升华了思想认识，使女真人的社会进步大大提速。

  据《建州图录》记载，明朝后期，新宾一带“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到了明朝后期，女真族聚居区从不会耕种的粮食进口区变成了粮食出口区。努尔哈赤也曾谈道：“蒙古以饲养牲畜，食肉著皮为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意思是说，蒙古人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始终以游牧为生，而女真人的崛起有赖于农耕经济的发展。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人则在马市中购买人参、貂皮等奢侈品，过多地购进高级消费品，后果只能是刺激达官贵人的消费欲望，最终导致国库家财日益亏空。到后来，大明王朝就像患上了软骨病，除了浮虚的奢侈和腐败的送礼风气，整个社会绵软无力。此后，奢侈和腐败的成本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统治阶层对老百姓和女真各族横征暴敛，百姓揭竿而起。努尔哈赤起兵的“七大恨”檄文，其中一恨指的就是暴征税收。

  周璇说，明王朝想以马市换和平，却没想到，最终使努尔哈赤和建州女真发展起来、强大起来，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记者/吴 限

  人物

  周 璇

  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学专业，现就职于辽宁省档案馆开放鉴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