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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物

张干民:两次被捕入狱的回忆

时间:2018/10/29 12:28:16   作者:作者不详   来源:抚顺七千年   评论:0
内容摘要:晚年张干民  我是山东省人,1925年参加革命。最初,在山东、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我的身份在那里有些暴露,不便继续工作。1925年5月份,山东省委决定将我调往东北满洲省委。党组织分配我在省委机关秘书处工作。1929年10月,我被省委调到大连地区工作,任大...

张干民:两次被捕入狱的回忆
晚年张干民


  我是山东省人,1925年参加革命。最初,在山东、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我的身份在那里有些暴露,不便继续工作。1925年5月份,山东省委决定将我调往东北满洲省委。党组织分配我在省委机关秘书处工作。1929年10月,我被省委调到大连地区工作,任大连特支书记。两个来月后,1930年1月份,省委又派我去上海开工会会议。后来又留在上海学习,到三四月间回沈阳,在兵工厂工作。


  这时满洲省委遭破坏,我刚从上海回来,省委被破坏我一点也不知道。就在丁君羊他们被捕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我从东关兵工厂去王文德家取文件,刚一推门就叫守候在那里的宪兵便衣给逮捕了。问:“你是共产党么?”我说:“我是从山东来沈阳学拉洋车的。”“在什么地方学拉洋车?”宪兵追问。我说:“在孙焕起家学拉车(事先我同孙讲,如有人问就说我跟孙学拉车)。”宪兵到洋车场将孙焕起叫来与我对质,孙讲的与我说的相同。敌人把我和孙押到侦缉队一个临时关押人犯的大屋子里。我一进屋,看见饶漱石、丁君羊、郭任民、赵尚志等十七八个人都关在那里,我们互相点点头。

  第二天早上,侦缉处长雷恒成开始提审我。这个人很凶,常给被捕者用重刑,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雷锤子”,他吓唬我一顿,打我几十板子,压了一阵杠子,我仍按昨天讲的,说自己是学拉洋车的。当堂将孙叫来,孙说:“他是我的老乡,是来跟我学拉洋车的。”审了一阵没结果,将我俩送回监号。

  孙焕起是给沈阳兵工厂一个姓纪的中校级工程师拉包月车的。纪第二天上班听说车夫叫侦缉队抓去了,马上给侦缉队打电话要人。那时,纪在兵工厂很有地位,下午宪兵队就将孙回去了。

  我们在侦缉队关押了20多天。头十几天几乎每天都提审刑讯。我亲眼见到赵尚志最为坚决,每次提审,他在堂上都是大骂雷恒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气得雷叫掌刑的狠狠地打,而赵连哼都不哼一声。敌人拿他没有办法,都管他叫“滚刀肉”。丁君羊受刑也很重,敌人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的侄子,是山东通缉的大共产党。雷追问他东北党组织情况,他拒供,后来在叛徒的指认下,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尽管受严刑拷打,其他情况始终未供。

  5月9日,我们被押送军法处,寄押在奉天第一监狱的幼年监。军法处过堂将丁君羊狠狠地打了一顿。他的刑伤很重,全身被鞭子抽得皮开肉绽。难友们都很关照他,他坚持到底未说出党的组织。

  在幼年监押一周左右,转“北未决”(沈阳地方法院检察厅看守所)的病监小院里关押,那里不让犯人看书报,只让读些《圣经》《佛经》之类的东西。赵尚志带头同狱方交涉。赵说:“我们是政治犯,不看那些东西。我们要看进步书刊。”后来,狱方被迫拿些普通报纸给我们。这也是我们经过斗争所得到的,难友们很受鼓舞。那里有个看守长很坏,长得很胖,外号叫“肉坛子”,常打犯人。我们想治一治他。他一来到我们监号,赵尚志就带头骂:“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的奴才……”这老家伙以后就很少来了。我们共产党人替其他难友们出了一口气。

  从我被押到军法处后,刘伯刚(地下党员)就托兵工厂的纪工程师、东北陆军讲武堂中校队长贾陶联合出保。当时宪兵队规定,有两个校级军官就可以从狱中保出一个人,加之叛徒杜兰亭不认识我,敌人又没有抓住我什么证据,因此5月底我被保释出狱。

  1930年5月底我出狱后,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代组织部长)。不久省委派我到抚顺工作。自从1929年8月份,杨靖宇等同志被捕后,抚顺特支就全跨了,省委去人几次都因种种问题未恢复起来。

  我到抚顺后,化名赵金山,先到露天矿当推煤工人。在基层进行了一段工作后,发展了3名党员。后又到大山坑矿当工人,下煤洞子又发展了两名

  党员。不久,又到老虎台等矿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时已有党员五六名了,经请示省委批准,成立了抚顺特支,我任特支书记。

  10月份,省委决定将特支改为抚顺县委,我任书记兼组织委员,李贺年为宣传委员,郝金贵为职工委员兼工会工作,朱东山为县委委员管农村工作,还有一个范青(叛徒内奸)。省委派杨一辰来抚顺担任省委特派员,协助县委工作。这时,抚顺县委下设三个基层支部,发展党员20余名,工会会员60余名。我到抚顺四个月,结合那里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开展些小型斗争,如:反对打骂工人,反对克扣工资,要求给患病的工友发生活费等,搞得比较活跃。工人们取得一些小胜利,尝到点实惠,对斗争充满了信心。

  自从8月份中共满洲省委改“总行委”后,在东北积极推行立三“左”倾路线,抚顺的工作就较为困难。我也被吸收到“总行委”里去了。要求下边搞武装暴动,还要搞个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破坏抚顺发电厂。抚顺炭矿的要害部门是发电厂,发电厂一破坏,全矿就算垮了。可我一想,那样工人不都失业了吗?抚顺老百姓也就没电了。我本人对这种做法就想不通,加之发电厂又没人,所以根本就没有执行“总行委”的指示。

  1930年11月,省职委书记林仲丹(化名陈子真,狱中叫张春山),来抚顺检査工作,在县委机关——千金寨后窑地开了几个小会,传达了中央纠正立三“左”倾路线的精神。10日晚他又参加了在万达屋华工街刘荣芝家召开的抚顺县委扩大会,听取了县委的汇报。他又作了指示,“我们的事情不要操之过急,要谨慎从亊,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成熟了才能行动,没有成功把握的亊不能蛮干。现在首先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保存好革命力量……”这就是他讲的精神。范青也出席了会议。会后范青连夜向日本特务机关告密。

  第二天(11月11日),我同杨一辰亲自送林仲丹到抚顺火车站,他乘6点15分火车回沈阳。而叛徒范青领日本特务到火车站对林进行了监视和指认,日本人派两名特务上车跟踪林仲丹,当列车行到沈阳东郊深井子时,特务逮捕了林仲丹,押回抚顺。当晚8点,敌人又包围了县委机关。这时杨一辰、李爱民和我三人开会刚结束,杨一辰刚开门往外走,就被日本警察逮捕,随即将我和李爱民也抓起来。当夜日警又去古城子将李贺年等人逮捕,一夜间凡是范青知道的人全被抓起来了,有20多人。

  当天夜里,日本人分头对我们进行了审讯。不承认是共产党,他们就给灌凉水,灌煤油,上大挂,把我给带到刑讯室,问:“你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共产党,是工会会员。”日本人火了,就把我的头压在一个木槽内,一动都不能动,用自来水猛往口里冲,几分钟就昏过去了。醒来又问,不招供还冲。这样几次就把我折磨得半死。我在受刑最难受时的心情,一是恨;二是叮嘱自己一定咬紧牙关。当时也想不如死了好,这种罪真难受啊!有一次正给我灌凉水时,敌人把林仲丹带到我面前说:“他的(指林)什么都说了,给你开过会的有?你的还不承认?”我就顺水推舟地说,是他给我们开过会,他讲工会的事,他是南方人,说话我们听不懂。我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也没供认林、杨是共产党领导人。

  林仲丹受刑重,日本人连续折磨他五六天,打得全身是伤,还把他浇上水,送到地下室,想冻死他,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杨一辰被打的也很重,双手一吊就是大半天,吃饭和结衣扣都得难友帮忙。转到奉天第一监狱后,他吃饭还是双手捧着窝头啃着吃,一只手拿不了东西。就这样,他依然在监号里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日本人对我说:杨一辰都承认是共产党了,你也是共产党的。我说不对,你把杨一辰叫来,我问问他。日本人没加思考就将杨带来。我说:“二哥!咱不都是苦力嘛,怎么是共产党呢?”杨一辰说:“我也没有说是共产党啊!也说是苦力。”这时,日本人才感到上当了,马上叫杨下去。我们统一了口径,我心里有了底。

  我们在抚顺日本警察署,关押了四十几天。12月25日左右,日本警察将我们二十几个人提出来,集体照了一张像。上午10点多钟,用大马车把我们送到千金寨抚顺县中国法院过堂。在候审室待了一个多小时,看守管的不严,趁这个时会,林仲丹找我同杨一辰碰头。林说:“‘麻子’(指我),你怎么乱说我给你们开会呢?打官司你一个人顶着,到法庭上你一个人翻供,说不认识我。杨一辰做些群众工作,有情况你随时与我沟通。”

  法院简单地问问后,下午送千金寨抚顺县公安局看守所。两三天后,警察送我们到抚顺城火车站,乘火车到沈阳北站。敌人用马车将我们这批人送到辽宁高等法院。法官过堂时我翻供了。我说“陈子真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们工会会长是朱东山(当时他已跑了,把事推给他无证可査)。一切材料都是他拿来的,我是工人,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什么也不知道。我参加工会就是为了我们穷工人生活好点。日本人严刑拷打我,我是被屈打招供的。现在

  在中国法庭上,我得说真话。”当时的法官是杨士庸,检察官叫周伯甲。我陈述后,法官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成立工会的目的是不是要破坏矿山?会员有多少人?被捕的人谁是共产党?谁是工会会员?有什么行动?我都按在抚顺看守所同林仲丹研究的口供一一作答。敌人对我们每个人都审问了一次。始终没有充分证据认定我们是共产党。下午三四点钟,押送我们去沈阳地方法院检察厅“北未决”看守。

  这个看守所在奉天第一监狱北院,分孝、悌、忠、信四个大号筒子,一个号筒10间小监房。我住孝字8号监房。林仲丹住悌字3号监房,以后他又调到信字优待号。杨一辰在孝字号。每一个监室有10平方米,一般一室住10人或11人,最多住15人。土坑不烧火,等于住在地上。夏天蚊虫乱飞,屋小人多喘气都难。这么个小屋还要放一个尿缸子,十几个人撒尿,屋里气味难闻。犯人生活极差,“未决号”冬夏两顿高粱米稀粥,一块大咸菜,很少有菜吃。未决犯穿自己的衣服,多数人没有被子,更谈不到卫生条件了。难友们患病的很多,年年瘟疫在监内蔓延,很多人有病,死亡的也很多。看守的打骂,狱头的欺压,疾病的折磨,使难友们生活在最黑暗的底层。

  1931年3月下旬,我们全部被押到辽宁高等法院一庭接受宣判,我同林仲丹以危害民国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李贺年、刘荣芝同一罪名被判1年半徒刑,杨一辰被判1年徒刑,其他人无罪释放。我和林仲丹不服判,并由许克俊为我们请了律师,冯涵清代写了诉状,冯律师又到监内同我们谈话,因此继续留押在看守所。其他服判的人转到奉天第一监狱服劳役去了。

  旧中国监狱的看守,政治上不那么敏感,只要犯人不跑、不死、不闹他就算完事。其他的事一般不管。你若给他几元钱,什么事都能办。因为我们是政治犯,是有知识的人,看守对我们管得不严。他在监狱长期受政治犯宣传的影响,称我们是犯爱国罪的政治犯。我与林仲丹要想谈谈,就向看守讲:“我们俩研究起诉的事,请方便方便。”于是我们就可在中央岗台下,小声研究些我们活动的事情。

  林仲丹与我研究了要同难友们串通向狱方开展斗争的方法,以改善恶劣的生活环境。我首先在“孝”字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难友们都很赞同。又在放风时与其他号难友串联,大家心很齐。在第二天早饭时,我把饭盒一摔做信号,大家一齐呼喊:“这饭太稀了,我们吃不饱,这顿饭大家都不吃了!”

  开展了罢食后,看守报告了狱方。所官都很紧张,怕闹出事来上司责怪他们。所官们向大家表示,要搞好伙食。经过这次斗争,以后的早饭就干多了,有时也给点菜吃。这次斗争取得胜利,对难友鼓舞很大。

  我们在狱中经常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剥削、反压迫。主要是通过讲故事、唠家常、闲谈的方法进行宣传渗透,有许多难友,从前不知道这些,稀里糊涂地混,只对社会不满,但什么道理不懂。通过我们的宣传,他们知道什么是共产党,知道我们是爱国的,是高尚的政治犯。狱中许多难友吃冤官司,没人给写申诉书,托人写份“申诉呈子”也得两三元钱。我们政治犯宣布,不收任何代价给难友特别是穷人代写申诉、上诉、声明等呈子。我在狱中化名赵金山,大家都管我叫“赵先生”。我住监狱这几年,仅我一个人就给上百人写过呈子,其他人也都写了很多,从而使共产党人在狱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影响也很大。

  旧监狱看守是社会上低级职业,多数都是穷人,没有文化,都是想混碗饭吃的,对当时政治都不太关心。由于我们共产党人在那里不断地向看守做渗透性的宣传,以及我们政治犯的种种行动,对看守影响也很大。有时他们到监房来同我们闲谈、或听我们讲故事等。有一个姓常的所官问我什么叫共产党?我向他做了宣传以后他对政治犯的态度有了改变,对狱里克扣囚粮也很不满。我们也常为看守代写些文书、家信、请假条等。所以他们对共产党政治犯给予了很多方便。他们认为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政治犯,将来出去会做大事的,所以对我约管得很宽,处处高看一眼。有一个副看守长叫王惠风,他有点文化,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与我处得很好,后来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

  1931年冬天,一个看守对我说:“赵金山,你们又来了几个朋友,你去看看吧。”我去一看,是刘昆(赵毅敏)。他将如何被捕经过说了一下,又说老廖(廖如愿)、张应龙、杨先泽都被捕了,并让我想办法给他爱人凌沙送封信,要点东西。我说托看守长王惠风办准行。晚间,我同王讲了,王第二天就去了,并从凌沙那里带一个条子和东西,全部送给赵毅敏。凌沙给王两元钱酬谢,王说啥也没要。后来赵毅敏同王关系处得很好,又多次托他办事。凌沙同老廖爱人来会见时都找王惠风帮忙。王这个人有些头脑,他认为共产党正派、有知识、将来出去能做大事,也许能沾点光。在这种思想支撑下,他主动提出同我和赵毅敏拜把子。我同赵毅敏共同研究了利弊关系,

  认为同他拜把子不仅对我们在狱中活动有利,而且对今后其他同志进来都会有照应的,因此就同王拜了把子。王说:“我救不了你们,但在狱中我照顾你们还是能做到的。”后来杨一辰人狱患重病,王多方照顾他给他搞好药,杨一辰才免一死。1932年之后,他在狱中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狱中,晚间枪炮声听得很淸楚,难友们已感到外边出事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扛枪的日本兵站在墙头上,这时监号的门全上了锁,放风也停了。过了一会儿,日本人到监号走廊走一走,说些话就走了。“九一八”后,看守基本没换,还是原来人马。林仲丹曾与我研究过,想趁乱之机发动暴狱,但因条件不行,工作不成熟,所以没有行动。

  1931年10月间,在日本人支持和操纵下建立了临时伪政权治安维持会。

  1931年末,伪政权决定凡张学良军法处押的人犯都释放。但李子芬他们是明牌的共产党,所以当局没敢立即释放他们。后来我听说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关系,经省临时高等法院办个手续才分批释放的。林仲丹出狱大约在1932年1月份左右,省委拿几百元钱经他爱人许克俊的活动,买通了一位姓张的翻译,以提审为名到监狱外放了。

  1933年3月,经奉天高等法院重新审理,改判我为8个月徒刑,同年5月被释放。出狱后,我立即找党接关系,几次未能接上。后来王惠风给我5元钱做路费。我因生活无着落,6月份到临江找狱友赵金山(与我同名),经他托人介绍到森林警察大队任文书。到祖国光复,这11年我走过一段很曲折的弯路,1945年我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监狱内斗争是我党另一个战线的斗争,可以说是血与火的斗争,是非常严峻的,对人们是一场信念、毅力和韧力的严峻考验。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同我住狱的同志今天尚健在的没有几个了。故友们的音容笑貌和他们斗争的壮举,虽然事隔这么久,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晚年,党对我的照应很好。离休后的生活很幸福。在有生之年要尽自己的余力,为改革开放做些贡献。

  (本文原载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辽宁省司法厅沈阳劳改分局编:《铁窗丹心: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中斗争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注释

  [1]丁君羊(1901-1988),原名丁履俱,山东日照人。1925年起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书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共青团济南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委员.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29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东北,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宜传部部长、中共满洲省委常务委员,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1年赴德国留学,从此脱党。1988年在上海因病逝世。

   此文原载《聊城地区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作者张干民,又名赵文栋,原名张存礼,河北省临西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任山东团省委秘书长,鲁西县委书记,鲁北特委组织委员等;一九二九年五月调往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一九三〇年四月在沈阳被捕,五月出狱任满洲省委代理组织部长,六月到抚顺矿区工作,十一月被捕,一九三五年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曾任吉林省粮食厅粮油加工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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