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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遗存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2019-05-06 10:11 《南方文物》 2011年第2期 王霞 1322
  赫图阿拉是努尔哈赤和后金政权最初期的首都,女真人的崛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在十七世纪早期不仅影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赫图阿拉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也具有一定而且特殊的历史地位。1998年,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
  赫图阿拉是努尔哈赤和后金政权最初期的首都,女真人的崛起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在十七世纪早期不仅影响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所以赫图阿拉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也具有一定而且特殊的历史地位。1998年,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的局部发掘,并比照文献所记,赫图阿拉部分宫殿建置与格局已初步清晰,其建筑形制、器用遗存基本也反映了后金政权初建时期的体制和现状,学术界已有论述①。本文仅在考古发掘简报和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就赫图阿拉城址考古发掘所得明代瓷器的意义,及后金政权获取这些瓷器的途径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赫图阿拉城址出土的明代瓷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自呼兰哈达移居赫图阿拉,并筑城居之,赫图阿拉开始成为努尔哈赤政权的政治中心,努尔哈赤即位称帝建立后金均在此地完成,遗址尚存“尊号台”的旧名。至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四月筑界凡城,八月努尔哈赤即驻界凡并以界凡为都止,赫图阿拉作为努尔哈赤政权的政治中心前后达17年。正因为在这里发生了如此多的重大政治事件,所以该城址出土的遗物或多或少都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关。

  赫图阿拉出土的瓷器,发掘报告分其为三大部分②。第一部分是明代早期的瓷碗残片两片,均为民窑产品,一为青花瓷器。

  第二部分是明代中期的瓷器,同样较少,仅在“驸马台”遗址和XHZJ2发现几片,均为青花瓷器,器形为盘。青花纹样有鹰立枝头俯瞰图(图一)、变形“凡”字纹(按:疑为明代中晚期习见的梵文装饰图案)等。

  第三部分是明代晚期的瓷器,分为嘉靖和万历两个历史时期。

  其中嘉靖时期的器物仅发现两个青花盘碎片,盘内周边饰狮子穿花纹,中间为瓢带绣球,外壁为卷毛狮子瓢带绣球图案,口沿与足饰两道弦纹(图二、三)。青花呈色蓝中微微泛紫。就这些论述看,明显具有嘉靖时期以回青为原料的青花瓷器的特征,就不能排除这两件盘为嘉靖御窑瓷器的可能。

  万历时期的瓷器发现较多,器形有罐(图四)、缸、瓶、盆、盘、碗、盅等。根据作者的描述“万历官窑小件器物比较注重质量,精工细作,而一般大器却制作草率,显得粗笨。青花早中期仍为浓深的回青色,至晚期则多呈灰暗,普遍采用淡描手法来进行青花器物的纹饰描绘。瓷胎由于瓷土淘炼不精,制作粗糙,器物胎体大多厚重。大件器物修胎不规整,底足为砂底。盘、碗底足处有明显刮削、跳刀痕外底心多下塌,甚至有的底塌至圈足不能着地。但亦有精细之作,规整适度。”其中发掘报告重点介绍的有以下诸器:缸(按:原报告称为罐)出土于XHF倒塌堆积层,残,底径13厘米。“胎体粗松、有气孔、夹细砂、厚重。口残,腹微外弧到底,底内凹成圈足,圈足修成圆尖状,形成泥鳅背。外壁是高山海水、海马踏波图案,上部有花点图案,底部双道圆圈内有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款。白釉青花,釉面细白闪青,内部有施釉不到和崩釉现象,底内外均有棕毛孔”(图五)。青花出戟掸瓶,XHF倒塌堆积层出土,“胎釉状况与罐相似,饰高山海水、如意云、开光及勾连阿拉伯文,肩部有出戟”(图六,按:此器应为正德时期御窑的产品)。“此外,还有荷塘花鸟折腹大盆(图七)、菊花翠鸟小盘(图八)、双鹿踏青闹春盘(底有跳刀痕、棕毛孔)(图九)、写意山水碗(图一○)、变形‘凡’字盅及一些民窑青花碗等”。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1

  图一 青花鹰立枝头俯瞰纹盘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2

  图二 青花狮子绣球纹盘内壁图案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3

  图三 青花狮子绣球纹盘外壁图案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4

  图四 青花江牙海水纹罐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5

  图五 “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海马缨络纹缸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6

  图六 青花云纹开光回文出戟掸瓶(尊?)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7

  图七 青花开光克拉克风格瓷盘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8

  图八 青花菊花翠鸟纹小盘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9

  图九 青花双鹿踏青闹春克拉克风格瓷盘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10

  图一○ 青花写意山水纹碗

  二、后金政权获取瓷器的途径

  后金政权虽建立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但努尔哈赤起兵并游离于明政权管辖之外却始于万历十一年(1584年),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与明通贡受封,并先后获封为都督佥事(万历十七年)、都督、龙虎将军(万历十九年)。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和明朝的关系应该说一直保持在传统的藩属体系之内,通贡受封当然会得到朝廷的赏赐,但在赏赐物品中是否有御窑瓷器已无文献可征。

  在明代,以瓷器为外交礼品赏赐外国和藩属的记载较多,曾经得到赏赐瓷器的国家、部族有朝鲜、琉球、占城、真腊、撒马儿罕、失刺思、日落国、西藏、蒙古、云南曲靖沾益土官等。

  宣德三年七月“己巳,使臣昌盛、尹凤、李相至,敕赐白素磁器十桌、白磁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③。在明代,青花瓷器并非一般的商品,不仅有国内之禁,即便对外赏赐也有严格的规定④,使臣到京仅可贸易青花瓷器五十件⑤,可见宣德皇帝赏给朝鲜国王的这十件青花大小盘当是法外开恩非同寻常了。

  “琉球居东南大海中,自古不通中国。元世祖遣官召谕之,不能达。洪武初,其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加载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七年冬,泰期复来贡,并上皇太子笺。命刑部侍郎李浩赍赐文绮、陶铁器,且以陶器七万、铁器千,就其国市马。九年夏,泰期随浩入贡,得马四十匹。浩言其国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自是赏赉多用诸物。⑥”

  占城“(洪武)十六年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遣官赐以勘合、文册及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⑦。

  真腊“(洪武)十六年遣使赍勘合文册赐其王。凡国中使至,勘合不符者,即属矫伪,许絷缚以闻。复遣使赐织金文绮三十二、磁器万九千。其王遣使来贡。十九年遣行人刘敏、唐敬偕中官赍磁器往赐”⑧。

  暹罗“(洪武)十六年,赐勘合文册及文绮、磁器,与真腊等”⑨。

  撒马儿罕、失刺思、哈密“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刺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去给赐缎疋、磁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明白照数入库”⑩。“失刺思,近撒马儿罕。永乐……十七年遣使偕亦思弗罕诸部贡狮子、文豹、名马,辞还。复命安等送之,赐其酋绒锦、文绮、纱罗、玉系腰、磁器诸物”[11]。

  “日落国,永乐中来贡。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儿鲁密帖里牙复贡。使臣奏求纻、丝、夏布、磁器,诏皆予之。[12]”

  西藏“西番乌斯藏,洪武永乐以来给赐不等,……赐封:礼部行吏部请给诰命、内府各衙门关造锦二段、纻丝十表里……白瓷茶锺二个……请敕令大慈恩寺推剌麻二人为正副使,带领剌麻十名,同原来请封剌麻赍奉前去番地授封。[13]”

  蒙古旧土尔扈特部“旧土尔扈特,始祖元臣翁罕,姓不着。……(乾隆)三十六年,至他木哈地方,近内地卡伦,布鲁特始敛兵退。将军伊勒因遣侍卫普济问来意,渥巴锡与其台吉、喇嘛计议数日始定,以投诚为词,献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14]”

  “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下云南,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帅张麟、行省平章刘辉等来降。十五年改曲靖千户所为曲靖军民指挥使司,置曲靖军民府。十六年,沾益州土官安索叔、安磁等贡马及罗罗刀甲、毡衫、虎皮。诏赐磁、冠带、绮罗衣各一袭并文绮、钞锭。[15]”

  从明代对外交往中大量赏赐瓷器的举动看,把御窑瓷器赏赐给努尔哈赤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可能。如此,在赫图阿拉城址出土的几件“大明万历年制”款御窑瓷器,有可能就是努尔哈赤通贡受封于明廷的实物证据。但是,从该城址出土的瓷器看,明代早期的瓷器只有两片民窑器,数量少而无御窑瓷器。当代学人对海外各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研究也发现,明朝早期输出的瓷器是以龙泉窑青瓷和福建、广东等地窑场的仿龙泉窑青瓷为主,且在各地所见的龙泉窑瓷器和大窑枫洞岩窑址发现、故宫旧藏的官式瓷器类同[16],也说明当时的外交用瓷器主要是龙泉窑青瓷;赫图阿拉城址没有出土明代早期的龙泉窑青瓷,或可说明建州女真部在明代早期虽然获得明朝封号但并没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不可能通过赏赐的方法从明中央得到御窑瓷器。

  至于民窑瓷器,其流布方式则和御窑瓷器迥异。明代晚期景德镇所产瓷器或福建等地窑场生产的青花瓷器不仅在国内得到普及,而且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西方商人大量输往世界各地。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九月载:“禁约两京并陕西、河南、湖广、甘肃、大同、辽东沿途驿递、镇店军民客商人等,不许私将青花白地瓷器皿卖与外夷使臣”;而使臣到京还可买青花瓷器五十件[17],正统十三年朝鲜国王也禁其使臣到北京或辽东时购买瓷器的记载[18],这两处记载说明内地出产的瓷器在明代输往辽东是极正常的事。晚明时期瓷器贸易的盛况《江西大志》记为“自燕云而北,南交址,东际海,西极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19];《天工开物》也载是时“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20]。可见,出土于赫图阿拉的民窑青花瓷器应该是通过商品流通的方式输入到努尔哈赤的辖地及赫图阿拉城的。

  三、赫图阿拉城址出土“克拉克瓷器”的意义

  赫图阿拉城址出土的瓷器虽然不多,但却有至少三件典型风格的克拉克瓷器,发掘报告中已公布了两件并分别被定名为“双鹿踏青(闹春)盘”和“荷塘花鸟折腹大盆”,但从公布的图片看,所谓的“荷塘花鸟折腹大盆”应是一件典型的深折腹大盘。此外,能确定为克拉克风格的瓷器还有一件青花盘(图一一)。


关于赫图阿拉城址出土明代瓷器的思考 图11

  图一一 青花开光克拉克风格瓷盘

  学术界一般认为克拉克瓷器是中国瓷器生产者接受欧洲商人的订样后专门为欧洲市场生产的特殊风格的瓷器[21]。近年来澳门各地出土的瓷器表明,澳门在当时确实是克拉克瓷器的主要集散地。对白狮号和万历号沉船出水瓷器的统计表明,在当时中国输出的瓷器中克拉克瓷器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对景德镇各窑场的调查,生产克拉克瓷器是明代晚期景德镇观音阁窑址、莲花岭窑址、东风瓷厂窑址、电瓷厂窑址、刘家下弄窑址、南门头窑址、新华瓷厂窑址、人民瓷厂窑址、十八桥窑址、梅花弄窑址等各窑场都有的现象[22],而对景德镇观音阁窑址的发掘[23]表明,典型的克拉克瓷器在同一时期该窑场的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甚微,同时表明并不存在如一些人认为的有专门生产克拉克瓷器的窑场。

  除景德镇和闽南各窑场外,克拉克瓷器在中国虽有出土但数量并不多,在赫图阿拉出土的这两件之外,其余的克拉克瓷器均出土于靠近瓷器生产地景德镇的江西各地,也有在赣州附近的古代瓷器输出交通要道上。从出土克拉克瓷器的地点看,除赫图阿拉城址外,其余均出自墓葬,墓主从藩王[24]、一般官员[25]到平民都有。所以,只有赫图阿拉城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能表明这些瓷器是作为日用器的,同时由于墓葬出土的部分克拉克瓷器明显是利用残器入葬,所以有人认为和葬俗有关并进行许多讨论。而今,赫图阿拉出土的两件克拉克瓷器有力地说明,克拉克瓷器在中国各地的使用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是和同时期景德镇或闽南窑场生产的其他各种风格的瓷器一样,是作为日常用器投放中国内地市场的。进而表明,对景德镇或闽南的瓷器生产者——窑户来说,生产克拉克瓷器虽然是接受订样加工,但出售时则并不是只卖给专为欧洲商人服务的买办商人,即并不以特定的市场为惟一服务对象,反而是以市场经济的机制为主导出售产品而已。

  四、结 语

  赫图阿拉作为努尔哈赤政权和后金最初的首都,在努尔哈赤正式称帝建立后金以前,和明朝中央的关系应他其他藩属部族君长的驻地一样,属于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所以其出土瓷器和其他各类器物,既是我们研究当时这些藩属政权最高统治者用器制度和内容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当时这些藩属政权和明朝中央政治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仅就瓷器论,以民窑瓷器为主的现象表明,努尔哈赤政权虽然能从明中央得到一定数量的御窑瓷器作为赏赐品,但这主要局限于政治外交层面上而不能满足所有的日用生活需求,所以商贸手段仍是获取瓷器最主要的方式。而三件克拉克风格瓷器在赫图阿拉的出土,也向我们展示设计并生产克拉克风格瓷器的初衷虽然是为了欧洲市场,但对生产者来说在销售时并不排斥国内市场。对国内的销费者和生产者来说克拉克风格的瓷器和其他同时期的各种瓷器并无不同。

  注释:

  ① 梁振晶:《赫图阿拉城“尊号台”遗址建筑格局及相关问题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② 梁振晶等:《新宾赫图阿拉城内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辽宁考古文集》,第150~15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③ 吴昭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42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④ 吴昭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50页:“(正统十三年)传旨礼曹:闻中朝禁青花磁器卖与外国使臣,罪至于死。今后赴京及辽东之行贸易磁器一切禁断”,中华书局,1980年。

  ⑤(明)俞汝楫編:《礼部志稿》卷三十八“主客司职掌·给赐”,《文渊阁四库全书(597)》第703 页。

  ⑥ 《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琉球传》。

  ⑦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占城传》。

  ⑧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真腊传》。

  ⑨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暹罗传》。

  ⑩ 刘海年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皇明诏令》卷七“仁宗皇帝·即位诏”,科学出版社,1994年。

  [11]《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四·失刺思传》。

  [12]《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四·日落国传》。

  [13]万历《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排印本)卷一百十二《礼部七十·给赐三·外夷下》“西番乌斯藏”条。

  [14]《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三《藩部六·旧土尔扈特传》。

  [15]《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曲靖传》。

  [16]秦大树、施文博:《龙泉窑记载与明实生产状况的苦干问题》,《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第35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7](明)俞汝楫編:《礼部志稿》卷三十八“主客司职掌·给赐”:“(成化)十三年又准: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食茶五十斤、青花瓷器五十副、铜锡汤瓶五个、各色纱罗绫段各十五疋、绢三十疋、三梭绵布夏布各三十疋、绵花三十斤、花毯二条、纸马三百张、颜料五斤、果品沙糖干姜各三十斤、药饵三十斤、乌梅三十斤、皂白矾十斤,不许过多。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箭外,其余段疋纱罗等项不系黄紫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文渊阁四库全书(597)》第703页。

  [18]吴昭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50页:“(正统十三年)传旨礼曹:闻中朝禁青花磁器卖与外国使臣,罪至于死。今后赴京及辽东之行贸易磁器一切禁断”,中华书局,1980年。

  [19](明)陆万垓《江西大志》卷七“陶书”,万历二十五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20](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七卷“陶埏·白瓷”,第196页,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

  [21]马文宽:《从一件万历青花开光瓷碗谈起》,《古陶瓷研究(第十辑)》,第133~13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2]曹建文:《近年来景德镇窑址发现的克拉克瓷器》,《古陶瓷研究(第十辑)》,第141~14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24]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25]江西广昌县博物馆:《明代布政使吴念虑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2期。

  所有照片均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晶先生提供,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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