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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晚明东北亚变局中的建州女真

2019-07-08 10:45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第3期 张晓明 653
明朝通过卫所制度和朝贡体系实现了对蒙古、女真、朝鲜的控制与防御。辽东都司辖境在地理位置上嵌于内地,接壤朝鲜,与日本海路相通。正统以后,明廷纲纪日驰,边疆屯田制度遭到破坏,削弱了辽东防御力量。  明初设置的蒙古、女真族羁縻卫所已...

晚明东北亚变局中的建州女真

 ——以壬辰战争时期为中心


  明朝通过卫所制度和朝贡体系实现了对蒙古、女真、朝鲜的控制与防御。辽东都司辖境在地理位置上嵌于内地,接壤朝鲜,与日本海路相通。正统以后,明廷纲纪日驰,边疆屯田制度遭到破坏,削弱了辽东防御力量。


  明初设置的蒙古、女真族羁縻卫所已由“守边屏藩”变成“扰边犭達贼”。16世纪中叶,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吞并南北诸藩及周边岛国,练习精兵百万,准备“先据朝鲜,直寇辽左,以图天下”[1](P1541)。壬辰战争爆发,朝鲜、明廷消耗了大量的经费、物资和军队有生力量,努尔哈赤统领建州女真趁机发展壮大。

  一、壬辰战争前的建州女真

  女真作为东北地区的古民族,活动于混同江(松花江)、长白山、鸭绿中江上游一代,地跨辽东半岛东北部至朝鲜半岛中部。其民俗勇悍、善骑射,在东北历史变迁中影响颇深。辽代,耶律阿保将“女真豪右数千家”迁至辽阳南部,设置管理,称为熟女真[2](P648)。分散于北部黑龙江、松花江下游的女真部族称为生女真。后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名讳,改称女直。元代女真人主要活动于开元路、水达达路(元后期从开元路分出),虽仍以“射猎为业”,但已习农事耕作[3]。

  明初,辽东地区屡遭兵寇、居民散亡,朝廷迅速在辽东设置卫所、招赉夷人,使“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4](卷85)。洪武十三年(1380),辽东都指挥使司安排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

  洪武十九年(1386)五月,置东宁卫统属五个千户所。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故元遗民六十九人自纳儿崖来归于女真千户所,朝廷赐给衣粮,遣归复州[4](卷140)。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真来归[4](卷199)。

  洪武时期,明廷直辖的辽东卫所已基本确立,内附女真、高丽人被安置在卫所之内进行管理。永乐时期,来自北部蒙古的威胁得到极大缓解,政府遂加大了对女真地区招抚力度。明廷“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5]。

  海西、建州、野人女真诸部落酋长“悉境来附”[6](P733)。永乐二年(1404)四月,明廷诏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知道:“今朕即大位,天下太平,四海内外,皆同一家,恐尔等不知,不相统属。强凌弱众暴寡,何有宁息之时! 今听朕言。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牧放,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共享太平之福[1](P198)。”由此而知,明廷设置羁縻卫所的目的为使其“自相统属”,“世受节制,不敢擅为”,这也是有明一代拱卫辽疆的基本策略。

  洪武年间,明廷为巩固辽东防线对女真部族实行内迁安抚或武力征伐。如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辽东卫镇抚张能奏报:“辽东三万卫所部高丽女直归附者常假出猎为患”。明朝任命武定侯郭英徙其众于广宁西屯种[4](卷239)。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北平都指挥使周兴等率师至开元,都督刘真率指挥房宽军等率兵由斡朵里追捕女真人至甫答迷旧城,“获女真镇抚管三并男女六百五十余人马四百余匹”。

  明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并大行封赏,达到“捐小费以弥重患”[6](P734)的目的。开原东北至松花江西部的建州、毛怜、必里等女真羁縻卫所定期朝贡,朝廷赏赐甚厚,“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4](卷239)。永乐至正统时期,奴儿干都司等处设立三百多处羁縻卫所,统归后军都督府管辖。

  除长官选授、袭替、叛乱、寇边等重要事宜朝廷遣官联系,余者各安其所、定时朝贡即可。简言之,明廷希望女真各部不相统一,维持势力均衡局面,唯朝廷利益而动,达到稳定边疆的效果。

  15世纪以后,建州女真陆续吞并其他女真部落,打破了辽地势力均衡的局面。这种局面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为政府控制力的衰弱;一为建州女真自身社会的进步。正统以后,北虏屡次入寇,辽东受袭尤重。明军失利,建州则频起边衅。明初,辽东边政严明,“军官皆有定值”,兵士定期巡边,军资粮饷补给充沛。

  成化以后,严重的边疆危机强化了总兵、参将、游记、守备、备御、守堡等军官的职权,但同时军官亦受“监军、督抚,迭相弹压”。辽东军屯遭到破坏,私役军丁现象严重,“虽一诸生可役使之”。加之“隐占”“虚冒”之弊端,正统、嘉靖虽数整辽东军务,但军费日急、贼情不减,军卒则“不足以任战守”[5](卷90)。

  正统八年(1443)正月,提督辽东军务右佥都御史王翱奏报“达贼五百余骑寇曹庄驿杀伤官军八人掠去驿马七匹”[7](卷100)。四月,“女直野人窃入镇北山虏守卒二人”[7](卷130)。十二月,因辽东兵备废弛,“贼屡入寇,未闻制胜之策”,明廷命王翱等前往整饬[7](卷110)。成化以后,建州三卫“阳为助顺,阴纵抄掠”成为常态。反观辽东卫所,额外差役繁多,“原额军士一十五万六千九百余名今见役止六万余名”[1](卷88)。

  另一方面,女真族的发展与明廷“以夷制夷”“以夷屏藩”的招抚政策分不开。先是“藉女直制北虏”使女真族得发展空间。明廷重点经略汤站以东至开原一带的女真活动区域,对其“分地袭官”“通贡厚赏”。特别是开原、抚顺马市的设立,加强了近边的海西、建州女真族与内地经济、文化的联系,加速女真社会的结构调整。建州三卫初建时人口“不过数千耳,然亦岁遣各数百人入贡”。景泰元年(1450)六月,建州卫首领李满住率领部众“累入境肆掠”[7](卷193)。

  明廷派兵追缴,李满住逃往婆猪江(浑江)一带。嘉靖时期,明廷针对发展起来的女真族仍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此时是扶持“海西”对抗“建州”。虽海西女真强大到“统管夷众”,但“受我(明朝)要束”[8](卷190)。明廷对海西王台部多加扶持,常以守边之功获得升官和赏赐[9](卷459;卷507)。令辽东各驿优待朝贡海西夷人,特许持过期敕书正常通贡[9](卷234)。

  在明廷军事围剿和压制下,使辽东北境靖平,建州等女真部落“五六十年无反侧”[9](卷268)。直至来自建州左卫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掌控明朝贸易敕书集聚财富和权利,逐步统一了建州女真。壬辰战争的爆发,努尔哈赤东征北讨,无论对待明朝还是朝鲜王朝均显强势之姿。

  二、壬辰战争与努尔哈赤“请命援朝”

  公元1592年至1598年,丰臣秀吉发起了侵略朝鲜进而征服大明的战争。中国、朝鲜、日本的史料对此记载虽重点不同,但均颇为详细:中方文献中称为“万历援朝之役”,朝鲜文献中记以“壬辰、丁酉卫国战争”,日本则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后世论述多统称为壬辰战争。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倭寇至朝鲜,“贼遂倾国出师,以玄苏、平行长、平清正、平义智等为将,大举入寇。贼船蔽海而来。连下釜山、莱府、金海、密阳等府”[1](P1543)。壬辰战争爆发,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1](P1544)。十七日,边报到京,朝鲜即以李镒为巡边使,将精锐备战于尚州,仍无法阻止倭寇向京畿地区进军步伐。五月,京都陷落,国王退到中朝边境义州地区避难,并急定咨文向明廷请兵。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明廷“命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仍发年例银二十万两,给辽镇备用”[9](卷249)。同月,宽甸堡副总都指挥佟养正来到义顺馆,“专为报倭贼进退有无消息而来”,通告朝鲜:“必须百里为一拨,节次递报,然后明知贼住之所,乃可策应缓急”。佟指挥遣派八名士卒,于辽东到义州再到平壤分为五拨,以便飞报敌情[1](P1548)。朝鲜得知明朝派兵渡江之际亦派将领收集丰源府及“邻乡溃散之卒”。

  辽东遣广宁游击史儒、督战参将戴朝弁领兵一千,广宁游击王守官领兵继而渡江。朝鲜担心兵数不足,派遣使臣于辽东请兵。史儒、戴朝弁率“军一千二十九名,马一千九十三匹,手下执旗千总、把总并十员”驰援平壤。而此时朝鲜“各官尽为空虚,仓谷散失,军卒逃匿”,无法满足接应明军的需要。而后广宁游击王守官、原任参将郭梦征等“领兵五百六名,马七百七十九匹”,副总兵祖丞训“领军一千三百十九名,马一千五百二十九匹”,另总兵杨绍勋麾下千总所率家丁、鞑子五百名,总计赴朝鲜三千五百名。

  朝鲜君臣担心“贼势日炽”,多次“言于镇抚”请急速发兵[1](P1549-1559)。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朝鲜遭遇战乱,邦国几欲倾塌,请天朝保全的心意至诚,但对入朝明军亦是多有防范。朝鲜国王北走,商讨入辽避乱之事,崔兴源指出“辽东人心极限险”[1](P1549)。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辽镇总兵祖承训、参将郭梦征、游击史儒、王守臣、戴朝弁等攻朝鲜不克,史儒死,承训退屯嘉山。

  对于此次失利,有祖承训轻敌、无地利之优等原因,但与朝鲜士兵临阵退缩,“贼中”多有善射投顺朝鲜士兵不无关系。朝鲜使臣入京请兵,山海关主事指出其对明军入朝防范行为。即“汝国若急,何其请兵之少?我军欲为侦探,则托而不纳,亦未知何故耶?若以粮乏之为虑,则中国当自转运;若以兵扰为惧,则纪律亦至严明”,感叹朝鲜君臣太过“谨慎”贻误战机[1](P1573)。

  第一次平壤战役结束后,明朝亦遣“一千兵留驻义州防护国王,五百留驻九连城。又于马头山、江沿边台各留五百军,南兵砲手五百,亦已来到,合三千五百,为你(朝鲜)国留驻。待汤站、凤凰城、长奠等处亦留三千军”。但因“霖雨频数,道路泥泞,天时地利不顺”,待“秋凉后水淖尽干,方可大发军前进剿灭”[1](P1575)。八月十三日,倭寇逼近顺安县十里。

  朝鲜于蒲城与日军血战,暂时阻止倭寇西进步伐。在王朝存亡之际,朝鲜对援军的期盼十分急切。九月,明兵部令辽东都司移送朝鲜咨文,称“女真建州奴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如今朝贡回还,对我都督说知,他是忠勇好汉,必然威怒,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和,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据此情词,忠义可嘉,委当允行,以攘外患”。

  朝鲜君臣严拒建州援助。学界在探讨明朝灭亡、清朝易鼎时针对壬辰战争时期对辽东军队有生力量和明廷巨额财物的消耗基本达成共识[10]。但近来关于壬辰战争致使明朝灭亡的假想不乏见诸笔端,如“趁此时机明廷允许努尔哈赤对阵倭寇是否可以延缓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步伐?”这种遗憾是值得商榷的。

  此条史料中明廷对朝鲜已给出指示:“夷情叵测,谓难遽信”。朝鲜西北一带,与建州三卫境界相连,自祖先以来,屡次与女真发生冲突,朝鲜君臣拒绝女真入朝毫无争议,定要杜绝“外胡窥觇之渐”[1](P1598)。在第二次平壤战役之前努尔哈赤是否有机会入朝作战呢?首先,朝鲜没有此方面的要求。朝鲜入明请兵后,明廷立即筹派十万大军。即“关内、蓟镇、宣大等处兵及南兵一万并七万,广宁、辽东等地兵六万合十三万当来[1](P1598)。”十万大军有“震慑敌营”之意,数量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减。

  《李朝宣祖实录》记载,因辽东秋防等原因实际援朝军兵约计五万[1](P1605)。以李如松所率领的辽东军马堪称精强[11]。同时,朝鲜“残破之余,虽得十万之众”,粮饷等方面无法接应。简言之,明廷遣派文武大臣二员统率辽阳各镇精兵及战马,携带铳、火砲等武装随时候命;朝鲜国力残破,且时募本国军民,需求援军数量有限。

  那么,努尔哈赤所统领的三、四万精兵无论从数量、军力还是地缘上毫无优势。相反,因其近邻辽东和朝鲜,建州女真时常寇边,明朝与朝鲜均对其严加约束,是防范“频起边衅”的对象,不可能给其机会窥探辽东、朝鲜边地。其次,朝鲜亦无法接受“奴夷”领兵入境。女真于边地时叛时降,中朝双方不会授予其军队机动调发的权利。明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

  建州诸部酋长“昔以穷归”附朝鲜,后“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天顺三年(1459),辽东边将奏报:“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宣德、正统年间,以(朝鲜)王国与彼(女真)互相侵掠,(明廷)敕解怨息兵……[5](卷320)”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朝鲜平安兵使奏报努尔哈赤率领建州卫军队“间间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将为报仇中原之计”,建议认真对待,加强西北防御力量[1](P1530)。在朝鲜看来,“天兵一番挫衂,而不为更来,则四夷谓之如何?”接受努尔哈赤的援助,“则我国灭亡矣”[1](P1595)。

  三、壬辰战后建州女真的兴起

  明朝后期国势已衰,以建州女真为首的女真势力已经发展起来。壬辰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和朝鲜倾注大量国力。特别是辽东地区“疲极难支”,无法阻止女真兼并他部,只能坐视其称王争长。朝鲜使臣李晚荣于崇祯年间赴明朝贡,总结了壬辰战争前后辽东军事力量的变化以及朝鲜社会的衰败景象。“辽东戍卒旧额十四万,其衣食廪给优足,故少壮健勇之民以得隶军籍而为荣,倘获一级赏银五十两,希赏之士皆以出战为乐事,故壬辰以前能固守边城,使中国安寝二百余年。

  东征之役,兵勇折损太半,而缺后为将领者专事减克军兵月廪,故军情愤怨,应募者减少,老残无用之类苟充军簿,竟致戊午陷败之祸云(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攻破抚顺等地)[12](第七册,P113)。”朝鲜丧败之后,人民鲜小加以调兵、运饷,骚屑动荡不敢言……京畿则凋弊尤甚……[12](第七册,P162)壬辰战争后,建州女真兴起震荡了东北亚的政治秩序。具体表现如下:

  建州女真与朝鲜争夺人参等边境资源的争端缘来已久。建州女真由“越境盗採”升至为“双边争端”。壬辰战争前,朝鲜使臣入京阻雨驻于永平府。“建州卫达子亦留其处。有位都督者来言曰:胡人採参者,汝国边将年年遮杀,非徒斫头而至于剥皮,此何等事耶?吾初欲呈于礼部,释撼于汝国。臣答曰:汝若採参于汝地,则我国边将必不越境而追捕。胡人托以採参,潜入我境,故杀之。未知曲在何处耶[1](P1573)。”

  壬辰战争爆发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建州卫胡人九十余名,来到满浦。朝鲜边将设宴款待,女真进以书契。朝鲜军官等拒而不受。后窥得书契大意为:“今江边军器,尽为荡失,军额耗缩,阵堡空虚,不无将来之患,採参一事,所当牢拒。”担心不受书契引起女真不满,以“天朝法禁,故我国与贵卫,境土相近,而不能私相往来,其来已久。今若违天朝之禁,而开无前之例,踰越边境,採参横行,则不但两处之民私自开衅,以败好意,而天朝亦必以为不可”等由回书婉拒。同时令边应奎别定领将,结阵于满浦[1](P2132)。

  有明一代,建州女真是辽东地区边疆稳定的不安因素,朝鲜亦与其暗自来往以实现向北扩张。壬辰战后,建州女真从两端通贡称臣已发展到诸夷中“称王争长”与朝鲜开始分庭抗礼。如前所述,建州女真较早接受明廷招抚,努尔哈赤时期亦是以“恭顺”朝廷而得以发展契机。从明初至壬辰战争爆发,建州等女真诸部因与朝鲜接邻双方亦建立贡贸关系。

  洪武二十六年(1387)六月,辽东都指挥使司奏报: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4](卷228)。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朝鲜备边司报:“北胡许今年年份运上京,以示朝廷优恤之意[1](P1626)。”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辽东边疆危机的加重,建州女真时常掠边。如景泰元年(1450),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

  次年,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使[5](卷320)。壬辰战前,亦有“建州卫彼人童坪者等十八名,童海考等十六名,童多之等四十八名,归顺朝鲜。并称建州“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鎚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毛麟率建州卫已服从,温火卫未服从,自相攻击,老乙可赤桀骜之状,据此可知[1](P1530)。”

  万历时期以后,明朝辽东地区的防御重点为北部“强胡”。朝鲜使臣入明朝贡不得不防范胡贼劫掠。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二月,圣节使上奏朝鲜国王,“近来中原一路,事不如古,至如犭達子(鞑子)充斥自如”,希望延长使行期限[1](P1532)。壬辰战争爆发后,朝鲜南部用兵甚急,西方女真事宜极为可忧。“江边一带,军卒寡弱,土兵之勇敢者,多死於战阵,且或赴战於岭南,镇堡虽存,而防备之计,则一切虚踈。北虏窥觇虚实,欲因事生变者,固非一日矣[1](P2132)。”

  壬辰战后,建州首领政治地位急剧提升。明廷与朝鲜被迫接受建州力量壮大的事实,加大封赏力度使其安于边地。双方无法遏制其发展的无奈之举标志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改变。万历十五年以后,实录中称建州或努尔哈赤为“黠酋”“骄益为患”。万历十七(1589)年九月,“命建州夷酋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8](卷215)。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建州卫女直夷人进贡以恭顺侯吴继爵待宴”[8](卷241)。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建州卫都督奴儿哈赤等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服、敕书及奏高丽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命所司知之并赐宴如例[8](卷251)。”

  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朝鲜国王上奏明廷:“建州夷人奴儿哈赤等,欲乘冰结,启衅朝鲜……前夷于九月间,以报仇为名,已领兵欲往朝鲜”。明廷“已行抚顺备御,宣諭止之。但北夷系犬羊之性,原非礼义之乡。近来兵日强盛,时怀不测,即中国近边,亦不(忌)备。

  朝鲜自宜厚集兵力于北边,以备非常,庶乎无患[1](P2201)。”同月,朝鲜南方主簿申一忠入女真地,并上报虏情,称“我国待夷之道,诚心纳款者,则抚恤怀柔”[1](P2213)。二月,朝鲜遣通事何世国陪明廷将官入建州赏赉努尔哈赤,表其“恭顺之意,并稟於朝廷”,待朝廷处置[1](P2224)。

  壬辰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华夷秩序”发生剧变。在宗主国的支援下朝鲜得以存国,来自日本的倭寇之乱得以平靖,但战争的损耗使明廷无暇管控建州女真攻伐他部,朝鲜亦无法阻止其掠夺辽东和朝鲜边境人口与财物。明代后期,崛起的建州提升了其在朝贡体系中的地位,终在与明廷、辽东、朝鲜各方势力的较量中获得一争天下的实力与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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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林基中.燕行录续集[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8.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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