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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化

对东北民俗流变的几点思考

时间:2019/7/22 17:20:15   作者:王为华 丛小舟   来源:《北方文学》 2016年第33期   评论:0
内容摘要:  历世相沿,群居相染构成了今日之民间风俗,学者赋予其固定的专业学术名词“民俗”。民俗具有地域特征,亦即古人所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是民俗在横向空间上的特征,从时间流纵向角度而言,“移风易俗”是民俗演进的另一特征。  因为民俗是人...
  历世相沿,群居相染构成了今日之民间风俗,学者赋予其固定的专业学术名词“民俗”。民俗具有地域特征,亦即古人所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是民俗在横向空间上的特征,从时间流纵向角度而言,“移风易俗”是民俗演进的另一特征。

  因为民俗是人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心理结构以及伦理观念等方面最生动的记录或载体,因而民俗流变构成一部民众生活文化的演进史,研究其时间与空间上传播及传承特点,分析其形成与变异诸因素,就可以基本把握文化演变的脉络以及传承上的规律特征,这也是本文选择“流变”这一研究视角的主要原因。“从总的趋势上看,民俗的变迁经历异质民俗要素的共存、共生、借鉴、趋同和融合过程,构成民俗变迁的主流。并呈现出植入性、涵化性、传承性的特质”。[1]

  一、中国最为独特的地带

  中国疆域辽阔,阳光自南而北将这片土地划分出冷热不同的自然带,地域差异决定了南北意识分明,从“江南”、“塞北”这组相对概念的提出,到关东、河西、西域、岭南等区域概念的被认可与传播流行,人们意识到地域文化的差异,并试图在比较中弘扬自身个性,引导民俗文化向优长的方向演进,这是地域因素进入民俗学领域并成为热点的主要动因。

  “东北”是本课题在区域上的定位,它与历史上的辽东、关东(关外)、满洲等地名具有前后相继的承接关系,以“辽东”指代东北源于秦朝修筑长城的东起点为辽东;以“关东”(或关外)来指代东北是因为明代修建了山海关,界东北于关外;“满洲”则是因满族发源于东北而以部族名指代而具有了地理名词的意义;辛亥革命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声名鹊起,“东北”一词随之广泛流行并最终取代“满洲”成为沿用至今的地域名称。

  从省份划分的角度而言,东北还是辽吉黑三省的指代,也包括后来划入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赤峰、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和兴安盟。所以现在狭义上的东北地区指由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三省构成的区域,广义上则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本文选择广义概念上的东北。

  地理环境、生态系统是民众的生存空间,不同的生态系统孕育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呈现不同民俗文化的多元性。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L.哈迪斯蒂所言:“文化根源于自然,要彻底认识文化,只有联系其根源的自然环境……”[2]

  东北是中国最为独特的地带。大兴安岭山脉蜿蜒的走向与太行山脉及日本海——渤海的海岸划出几近完美的平行线,当夏季风从大海吹来,山脉的东面成了迎风面,湿润的季风沿着山脉爬升时冷凝降雨,构成湿润及半湿润的气候条件,为森林植被生长以及动物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系统,人们选择了以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催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及精神文化。

  大兴安岭以“东陡西缓”的态势东西延伸,在过了阿尔山之后完全降低下来,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水汽,直接导致降水稀少,终止了沿着大兴安岭主脊线延伸的森林,取而代之的是与半干旱、干旱气候相生辽阔草原和绵延沙地。游牧文明在此孕育成长。

  除了山脉、草原和沙地,东北还有令人羡艳的南北长1000多公里的大平原,东北大平原是农耕的沃土、是优秀的农作区,农耕意识及其农业民俗在此萌生发展。

  东北平原河流众多,河流、湖滨、沼泽是鱼类繁殖和肥育的场所,江河沿岸的人们也临渊而渔。从嫩江到黑龙江,最后伸展到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渔猎文化分布带。

  这就是中国的东北,一个湿润、干旱、半干旱并存的地方,一个渔猎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共生的地方,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决定东北民俗具有丰富多元的特征。

  二、东北民俗文化的多极与变异特性

  历史上,一个个骁勇顽强的民族在大兴安岭腹地、白山黑水孕育,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先民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与青春,而后盘弓跃马、杀伐攻略,建立强大政权,上演了一幕幕彰显北方文明的历史大剧。虽然这些一次次充当主角的少数民族在南下中原的过程中,其文化大多消失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变迁中,但是他们的后裔成为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守望者[3],东北民俗的传承者。据统计东北原著民族就有12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回族、朝鲜族、俄罗斯族以及汉族,这些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不仅特色鲜明,独树一帜,而且均以传统方式出现、与东北古民族文化有明显的时空连续性特征。

  另外,移民文化因素在东北民俗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早期流人通过自己的言行及作品将中原汉文化传播到东北,在偏僻的北国疆土播下文明的种子,使当地“文化渐开”;清政府虽对东北实行长期封禁,但并未能阻止山东、直隶等地的灾民和无业贫民的涌入,以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闯关东移民潮,据学者研究从1651年至1949年,先后有2500万山东移民进入东北地区[4],成为今天东北人口的主体部分,由此使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取代了东北土著文化而占据主导地位。

  从历史上看,中原人移居东北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来了中原丰富的文化典籍,同时也将中原人的生活习俗与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带到稍显荒芜的东北,植入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织、碰撞,在共生与涵化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

  外侨移民文化对东北的影响也很深远,这里很早就有地缘因素上外侨移民,但是中东铁路的修建,使得异域文化与资本势力同时沿着那两条平行的钢轨长驱直入,这条贯穿东北的“丁”字形铁路,由满洲里入境,中间经过海拉尔、扎兰屯、昂昂溪、齐齐哈尔、哈尔滨直至绥芬河出境;支线从哈尔滨向南,经长春、沈阳等,直到旅顺口。铁路的修建不仅从速度和距离上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引起人们交流方式的变化。

  铁路的修建给移民带了便利,俄侨文化、犹太文化、朝鲜文化、日本文化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但是正如上文所言,任何民俗文化的植入,都有一个与当地民俗文化进行“杂交嫁接”的过程,东北民俗文化兼容性很强,它将外来的吸收到本土中,并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进行整合,在碰撞中产生新的 “火种”,在交流中传递出新的动向,在融合中生发出新的内涵,在不断变异中求得新的发展,因而东北民俗文化在深层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开拓性与保守性并存、兼容性与被动性并存、多极性与变异性并存的特征。

  中国近代化运动中最有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都市化运动对东北民俗的传承演变也影响至深。中国近代都市的形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设立“租界”,开辟商阜而兴起的城市;另一类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铁路的敷设而兴起的城市,东北地区的都市大多是沿中东铁路线兴起的城市,这些都市的含义与中国历史上仅具有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意义的都市有明显的区别,一是人口的高度集中;二是经济活动的大量聚集,尤以后者为显著。[5]经济活动的繁盛,表现为城市对外贸易及商业手工业的集中,然后再加上产业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促成近代商业社会的形成,市民的心态结构、文化素质、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人际交往、风俗习惯等方面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三、巡检“东北民俗”研究

  中国史学传统历来重视制度史、军事史,而忽略社会文化史,偏于华夏政治中心的东北地区更是如此,有关东北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文献记载少之又少。洪皓《松漠纪闻》中记载,女真人初兴时,“皆不知记年”,“是以草一青为一岁”。 “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遇上元,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遂盛。”[6]《松漠纪闻》此处记载证明是北迁僧人在东北首先传播了上元节张灯的习俗。

  就东北区域文化研究而言,清代前期,出现了一批流人所创、与东北区域文化有关的私家笔记与纪行之作,诸如《宁古塔山水记》、《宁古塔纪略》、《绝域纪略》、《龙沙纪略》、《东行风俗记》、《天东小纪》、《珂雪集》、《卜魁集》等等。东北流人的这些著作均以其实地所见所闻为依据,以各自不同的关注角度,以生动写实的笔锋记录了与当时东北地区的历史概况、地理生态、民族风俗、政治制度、经济贸易、文化特色等多方面史实,在他们的描绘中东北社会生活图景跃然纸上,其生动细节充实了由正史、实录等文献所失载的东北历史框架,对后人研究东北区域文化提供了详实的依据。

  世界范围的东北历史文化研究始于十七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分别是俄罗斯的С·С·米哈伊洛维奇(史禄国)为代表的早期民族学学者,日本的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洋——满蒙学派和以清代学人吴大澂、胡传与曹廷杰为代表的中国东北边疆史地研究者。俄国学者对东北亚历史文化(含中国东北历史文化)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沙皇俄国学者为适应本国政府侵华和对远东地区统治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学术著作。

  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苏联学者的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较客观,科学性亦较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远东分院,组织一批学者进行远东地区民族调查、考古调查与发掘,及相应的研究工作,如Н·А·利普斯基,А·П·身克拉德尼克夫、Ю·А·谢姆、А·В斯莫良克等。俄国学者关于黑龙江流域民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Л·И·什连克、Р·К·马克的民族学著作,曾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关于东北亚民族的第一手材料”。

  日本的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主要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洋——满蒙史学”时代,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东洋史学开创者那珂通世,以其著作《支那通史》完成了突破研究中国历史旧的传统模式的实践。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另一主要人物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则根据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发现的《永宁寺碑》进行深入研究和考证,纠正《满洲源流考》的一些错误说法,论证了明代疆域已经达到黑龙江下游与沿海一带。白鸟库吉是研究东洋——“满蒙”史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满铁”株式会社建立了学术调查部,开始有计划地组织研究“满蒙”历史地理,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1950年至今,应有像阿南惟敬、神田信夫一样的学者致力于东北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

  清代学人吴大澂、曹廷杰、胡传与黄维翰是近代中国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开拓者。1880年,吴大徽在东北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急时刻,受命赴吉林办理防务,翌年又以“督办”身份主持“三姓、宁古塔、珲春防务”和“屯垦事宜”。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曹廷杰、胡传等一批有识之士,共同致力于东北疆域沿革勘正,为传承东北文化、巩固边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中国近代考察东北第一人的曹廷杰,对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社会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他的著作《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为东北史地研究起到奠基作用。现代东北区域文化研究开始于傅斯年、金毓绂、凌纯声等人。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是中国现代史上研究东北区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

  金毓绂主编的《辽海丛书》收集珍贵的东北文史资料达83种,计380卷,是第一部关于东北历史、地理、考古、民俗方面的大型文集。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则开启了中国学界对东北区域文化田野调查的研究之路。其后,较为著名的东北区域文化研究学者还有金启琮,他的代表著作有《女真语言文学研究》、《京旗的满族》、《金代女真研究》。以上这些学人的研究确立了东北史及东北文化研究的高度坐标,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依据的蓝本。

  进入上世纪80末、90年代初期,东北地域文化研究得到了东北三省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发展迅速。经过20余年的努力,取得了一批具有相当影响的学术成果。首先是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突出,由李树田主编的《长白丛书》和李兴盛主编的《黑水丛书》陆续出版,对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厥功甚伟。之后是东北地域文化研究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都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如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碧波先生担纲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从民族文化史角度对东北(乃至华北、西北地区)区域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理,出版了颇受赞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1995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碧波先生又率先提出了开展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的倡议,引起东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已有《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2000)《多维视野中的黑龙江流域文明》(2006)、《黑龙江流域文明新探》(2011)等著作面世。加之李兴盛的流人研究、朱国忱、魏国忠先生的渤海史研究,堪称硕果累累。此外,近年东北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工作的开展,成就也十分令人瞩目,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如在冯骥才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中入选的东北项目十分之多,显现了东北地域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东北区域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不菲成绩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东北区域研究的深入,东北民俗流变研究则无从谈起。民俗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而关于东北民俗史的研究更堪称薄弱环节,截至目前,尚未有专著出现,虽时有零星文章发表,但多仅是从旅游、方言与文学作品方面的涉猎,从流变的角度对东北民俗进行整体梳理尚属空白。

  四、东北民俗特色符号及其流变

  本研究报告根据东北区域开发史,分别从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社会组织制度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以及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选取最能代表东北风貌的典型民俗事象,不作面面俱到的展示,立足东北历史文献与近年东北区域文化研究最新学术成果,运用民俗学理论对东北民俗基本特征、表现形式进行系统梳理,概述其分化与整合现象,厘清东北民俗的发生、发展、继承脉络,总结导致东北民俗流变的原因,为民俗传承提供可行性建议。

  本文仅以三例东北典型民俗事项阐释作者的思路及写作范式:

  (一)“冬捕”民俗传承轨迹

  “冬捕”是一幅极具生命张力的东北渔猎民俗文化图景,它与东北人冬季“猫冬”习俗形成鲜明对照,更能体现东北人的生存意志。冬捕的历史可追溯到契丹人凿冰取鱼的生产方式,这一独特的技能在辽代特有的“春捺钵”制度中升华为“北方盛礼”[7],进而被后世传承为东北独具特色的渔猎民俗,“坐咚库”、“镩冰洞”与“大网捕”等渔猎技术也被后人不断发扬与改进。而“契丹主达鲁河钓牛鱼,以其得否,占岁好恶”[8]的祈神占卜之俗在的萨满文化的影响下成为风俗定制影响了后世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诸多北方渔猎民族,形成了冬捕之前“祭湖”、“醒网”等民间祭祀仪式。

  尽管这种渔业民俗曾因无节制攫取以及工农业挤压而遭遇几近被绞杀的逆境,但是近几年生态文明建设中,古老的“冬捕”民俗又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查干湖冬捕”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为了迎合旅游经济、打造文化名片而重新构建祭祀仪式……中国北方惟一的以捕鱼为生的赫哲族依旧在冬季的江面上轮演“斗斗钩”、“撒冬板儿”“坐咚库”、“大拉网”……于是,古老的冬捕习俗的社会价值及传承机制又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二)“楛矢石砮”演变路径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源泉,而发明则是引起社会与文化变迁的首要因素。弓箭的发明凝聚着早期人类的智慧,它将简单的投掷变成机械化的装置,远距离的射程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人类自身安全,射杀野兽准确率也随之提高,这项发明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东北古老的渔猎民族肃慎人的“楛矢石砮”从狩猎工具和战争武器演变为进献中原王朝的珍贵礼品,同时成为东北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保持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的证物。从狩猎之射到射礼观德的文化之射,再到胡服骑射,从教民以礼到教民以战,从“习武木兰,不忘家法”到今日民族体育文化技艺以及现代集健身与休闲为一体射箭场馆的兴盛,弓箭参与了人类心理定势和思维习惯的起伏变化过程。

  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及民族特色将弓箭升级为国家礼仪的一种,形成了完整的大阅礼仪用弓用箭标准,其所采取的“国语骑射”教育也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满族文化圈”,促使骑射之习俗代代相袭,以至形成具有象征意义民俗。诸如满族传统婚礼中有“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9]的仪式;锡伯族的青年男女交往常常也以弓箭结缘;科尔沁蒙古族婚俗“赐箭仪式”则伴随着充满英雄浪漫主义情怀的传统大歌《赐箭颂》的演唱;“背上弓箭娶亲”的蒙古人婚礼中少不了以抢“弓箭”为主的“转撒袋”仪式;东北许多民族婚后生了男孩儿门上挂弓箭为标识;生子三天后举行“射天地四方”的仪式;包括东北民间记录家谱以箭头代表男性的方式等等,都反映了东北射箭民俗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的历时态演进过程。

  射箭民俗从原始渔猎社会的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一路走来,与现代工业文明模式及生态文明相遇,它必然产生变异以适应新的生存土壤,其传承主体和传承心理也随之改变。无论以民族传统节日为生长沃土的民俗体育项目,还是以时尚健身为目的向新型消费文化的转向,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从满族家祭看民间祭祀风俗流变

  中国文字“神”最早写为“申”,仿佛一条接天通地的玄性巨手,它不仅是古人对穿越云层的曲折电光的想象,还是古人对外界事物感到敬畏与茫然时所产生的十分具体而夸大的自然对应意识,敬神反映人类试图与神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的主观愿望,他们在膜拜神所拥的权利和力量的前提下,又赋予神以人类的性格,希望神庇佑人类的繁衍生息,帮助人们实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战胜重重困难的理想愿望,于是祭祀逐渐成为一种仪式制度,担纲民众向神祇祈求福佑或驱灾避祸的愿望,这是人类做出的最能鼓舞他们的生存意志的选择,这也是自古以来祭祀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原因。当人类由族群向氏族家庭转化时,更具个性的家庭祭祀形式出现了,伴随着人们对人自身力量的认识,人类的祖先也被神话,并逐渐成为家庭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祭祀以其深厚的民俗情感而成为家庭中的重大事件。

  然而“家祭”这一常见的民俗词汇在《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中被定义为“汉族民间祭祀祖先的风俗”[10]却未免片面,因为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家庭祭祀在功能与需求上不仅与汉族家祭有着共同的指向,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具特色,比如满族家祭。

  满族家祭是以共同血缘关系的同姓氏族或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分支家族为单位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曾是满族民间十分活跃而盛行的,许多部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比较完备祭祀神灵体系,为了削弱各部族的独立意识清政府还多次下令禁止满蒙八旗私祭,但是效果不显著,家祭活动依旧在民间很私人、很隐秘却又很普遍地存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政府颁布乾隆皇帝钦定书名并为之作序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这一祭祀程式的规范蓝本集纳了满族历史上各种祭祀仪式,收集、整理、考订了各类仪祝、赞词、祝词,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祭祀神位、祭品、仪式以及祭期做了详细的规定。《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推广至民间,引导满族祭祀逐渐走向规范,基本遵循 “三年小祭,五年大祭”的规律,也按需求可分为常例祭、烧官香、许愿祭、续谱兼祭祖等多种形式。家祭分为三天,围绕祭神、祭天、“换索”等仪式进行。

  虽然家祭活动的数据搜集和场景再现都很有难度,但在一些民俗志和民族学者自身回忆性文章中不难觅其踪影,近来随着传统民俗文化复兴活动,一些当年只能在典籍史料中一窥究竟的满族家祭,成为一些满族人自发“弘扬”的民俗活动,大量的家祭活动不仅图文并茂在呈现,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学者,甚至有流于“表演”的状况,尽管这种仪式表演成分偏高,但也可视为满族传统家祭的又一种延续方式,从中可以了解传统家祭的基本风貌。

  因此,本研究报告以最具东北特色满族家祭为例,以史料分析以及田野调查为依据,阐述其特点及演变轨迹。从满族家祭与萨满信仰的关系、家祭要素、仪式特点、功能需求等方面分析满族家祭传承变化轨迹。以此为依据探讨民间祭祀风俗的流变趋势及传承问题。

  以上仅仅是部分思考,有关“民俗视域中的东北民间动物意象嬗变”、“公共空间的集体艺术的演进:从‘踏硾’到秧歌再到广场舞”、 “东北民间文学‘峰谷起伏’的传承态势”、“多民族民俗融合的见证:从勒勒车、花辘轳车、朝式牛车到胶皮大车的进化”、“东北饮食民俗发展特色”、“拾到拾到东北话”等问题均属本课题的研究范畴,作者将运用历史文献法和民俗学田野调查法,辅以音像采录、边缘交叉学科式等方法进行分析论证。

  五、东北民俗流变原因及研究宗旨

  在文化复合趋同占文化演替主流的全球化背景下,活态民俗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脆弱的部分,民俗的衰退变异十分严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源自传承方式,传承人身口相传的方式本身就会造成文化链的脆弱,加之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的差异性,包括记忆的不完整性、模糊性以及口头传播走样等因素,都会造成这种传承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迁徙以及人口的流动往往造成族群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在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等约束力的作用下,民俗在迁徙中发生横向传播,但是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为适应新的条件和环境,民俗必然发生调整甚至改变。第三点,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必然导致民俗的更新和变化,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劳作模式,传统民俗事项的延续受到冲击和阻滞,许多民俗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发生嬗变,民俗之源在农村,选择传统农村典型民俗事项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民俗文化之本,但是城市化进程往往消解传统民俗或者使之发生改变,如何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避免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单一化的危险,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使其优秀的文化因子得以延传,这也是我们研究东北民俗流变的一个宗旨。

  东北民俗流变研究是对东北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通过这一研究将进一步厘清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文化方面的联系。不仅要明确东北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做出的卓越贡献,还要科学地认识东北民俗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我国历代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典籍文献虽然涉及东北民族的历史,但多以异质文化、域外文化来对待,受到汉文化中心主义及其代表的民族法统观念的严重影响。我们有必要通过研究对以往孤立、静止、狭隘的史学观点、资料予以分析和辩证,正视一代又一代东北民族所共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圈与中原华夏文明并存。

  参考文献:

  [1]赵颖.城市化进程与民俗文化[J].兰州学刊,2011 (03):219.

  [2]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11,5.

  [3]王为华.鄂伦春族[M].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12, 3.

  [4]刘德增.闯关东:2500 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5]王为华.《黑龙江流域文明》 第三章 从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外侨异国文化对黑龙江流域文化的影响看黑龙江流域的近现代文明[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洪皓《 松漠纪闻》 中华文本库,http://www.chinadmd.com/fle/v6cerc6swuzcwarp6prtv3ai_7.html

  [7]程大昌.演繁露[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四库影印本第852册,2010 , 3: 176.

  [8]程大昌.演繁露.

  [9]清·昭梿:啸亭杂录 卷九,满洲嫁娶礼仪.

  [10]王景琳,徐匋主编.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2.12: 702.

  作者简介:王为华(196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民俗学硕士生导师,从事北方民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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