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恩惠芸是怎样出家的？
2019-05-23 11:46 《他们是怎样出家的》 金恩惠芸
1683
我名金恩惠芸，1886年生，原籍奉天抚顺县演武沟村，蒙族人。父名金恩宽，以赶车为业，在我8岁时死了。以后我们全家都迁到沈阳。我哥哥金玉秀在奉天（沈阳）八旗小学毕业后，初当警察，后在吉林邮局当检信生。母金王益堂。全家靠哥哥每月给的3块钱维持生活，常常到“当铺...
我名金恩惠芸，1886年生，原籍奉天抚顺县演武沟村，蒙族人。父名金恩宽，以赶车为业，在我8岁时死了。以后我们全家都迁到沈阳。我哥哥金玉秀在奉天（沈阳）八旗小学毕业后，初当警察，后在吉林邮局当检信生。母金王益堂。全家靠哥哥每月给的3块钱维持生活，常常到“当铺”去典押东西。
母亲重视我念书，从小她就教我念《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我10岁，母亲便送我入沈阳北关“官费”的女子小学。母亲为了谋生，自己也到奉天女子师范附属“保姆传习所”去学习。我15岁考入沈阳大东门里的奉天女子师范预科，也是官费学校。这时母亲已在保姆传习所当教员了，月薪30元，从此我母女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我在女师毕业后，我校校长介绍我到北镇县女子小学为我三姐金恩玉芝代课半年。以后在本溪县女子小学为我的同学侯慕程代课一年半，月薪24元。在旧社会找工作，并不全靠本事，主要是挖窗户、攀门子、找靠山，否则，纵使能找到工作，也没法干得太久。我舅舅是抚顺农会长，又是《盛京时报》分发处负责人，他介绍我到抚順第九小学当教员，第一次我一气就順利地干了八年。
旧社会向上爬是念书人的“本性”。1912年由我的同学贺忠言带我晋见奉天（沈阳）东北大学校长汪希珍。安排我到复县简易师范当史地科教员，月薪60元。因为功课累，仅任职一年，只好又回抚顺第九小学教书。这主要是我与汪希珍的关系不够，所谓“靠山不可靠”，否则，每月赚60元钱，还会有其他办法。我在旧社会教育界共干了18年。后因日寇侵占东北，惧怕敌伪教育工作不好干，所以才彻底辞职。
1927年我与抚顺元龙山王伯兴结婚。王伯兴虽是个大老粗，不识字，但在抚顺开设一个合资“复兴金店”，六股合资。每股1200元，总计是7200元资本。王伯兴很有做买卖的本领，买卖做得很兴旺。卖手饰“明利”是加手工费，“暗利”是10两黄金掺一个大铜币。白银手饰靠掺一些折价买进的旧手饰，利润更大。前后柜共有20几个工人。工资和伙食的开支，占总利润的30%，70%的利润盈余，都归资本家。王伯兴是金店经理，外有身股，当然比一般资本家所得还要多。有钱的人，谁又不想摆摆阔呢？当时我好吃好穿，这是必然的，不必细讲。从1931年起，我主要生活就是“打麻将”和“抽大烟”，把我从小受苦的情形，忘得一干二净。
1936年金店所有的股东们，都看出在日伪政权之下，恐怕金店的行业不妥当，所以他们把股本和利润都抽出去了。尔后复兴金店便由王伯兴和我独力支持。到1938年，日本人果然到金店来了，王伯兴挨了几个耳光，我也受了很大惊吓。黄金2两被日本人拿走，白银秤准有一千五六百两，被封在柜内不许动。经过三四个月的查账手续，才算免究此案。从此堵死了我们一向依靠金店的生活之路。
日本人并不死心，紧跟着便迫我当上了抚顺县国防妇人会的会长。我本不愿干，但又不敢说，怕他们抓我“思想犯”。国防妇人会的活动，主要是常到车站去接送日伪军人，我知道这是可耻的。为了逃避国防妇人会的责任，便同沈阳华严寺的逝波和安性师议好，同来北京参学慈舟老法师。在东直门里极乐庵住了半年，我供养葱舟老法师10块现洋，供养通教寺开慧和尚10块现洋，供养极乐庵智悲法师200元金票。又花了30元钱供“普斋”一堂，钱都用光了。临走现卖金镏子用作车资。到家才知我的国防妇人会责任被撤销了，总算去了我的一块心病！
1944年，王伯兴因为金店被封，忧思成疾死去。我在逝波的开示下，带着4两黄金（手饰），还有几千元钱搬进沈阳华严寺。10月19日为我落发，指定法名果忍。逝波又为我落发请客，用了我2000元钱，华严寺修房子又用去我2000多元钱。以后我同常愿等五六个人来北京通教寺受二部僧戒，往返路费用去我2.5两黄金，供养通教寺上等白面一袋，供养胜雨和尚1两重金镯一支，还有每重1.5钱的金手镏四个。
约计两年时间，我的大部积蓄全完了。逝波知道后，常责怪我说：有钱应当尽置交给华严寺，谁叫你老远的给通教寺送去，从此对我的态度便越来越不妙了。有一天上早殿，我打错了一罄，她便借机耍刁说：既不听我管教，不和你们同住了，我要到南方去，吓得我只好一再给她下跪，跪了好几次，她仍闹个没完，经其他许多同人劝解，到底还打我三“香板”。我是念过几天书的人，自尊心很强，心里实在委屈。同人又来劝我说：“香板底下出祖师啊!”我想到人老了，丈夫死了，钱也光了，还有什么办法呢？也只好拿劝我的这话作个宽心丸吧！事后我也问过逝波，为什么你心那么狠呢？她说：“我心不狠，还不出家呢!”
逝波法师对人的手段，特别高明。我刚进庙，便命我跪在佛前发愿，主要一条是“终身不许还俗”。后来我才明白，话中实含着“进庙只能永远甘心受她的窝囊气”。我初进庙，主要的劳动任务是捡砖头、砸砖头和洗砖头。尔后将碎砖头铺在大殿地下，为打洋灰地做准备。一个当教员出身的人，哪干过这个，常常为砸砖头而被砖头崩得头破血流。如被逝波看见，还要挨骂，她会说我干活不多，装样子可拿手。干活的人，当然饿得就快，但是庙规规定“过午不食”，饿得再厉害，也只好忍受。每到冬腊月，逝波指定我们四五个人，天天出去送“疏”，每天都带回100多元钱交她。
我是教员出身，见人不习惯说那些不着边际的逢迎话，所以每次拿回来的钱，总是很少，这也是我不受逝波欢迎的一个方面。安正师是逝波唯一理事的大徒弟，冬天命我们搬柴禾，指定搬不完不准吃饭；夏里季怕秫秸腐烂，命我们爽秫秸叶，指定爽不完也不准吃饭。逝波支持安正的主张说：这是消孽障的“苦行”，你们出钱买都买不到。但她们站在那里，始终是“嘴动手不动”。
同逝波法师密切往来的人有日伪兽医官的太太王竹筠，原籍绥中、有几千亩地的大地主常太太（就是现在通教寺的通灵），还有日本走狗、抚顺煤矿工人把头康品卿和田克儒的两个姨太太。她们常常在一起，都搞些什么鬼名堂，细情咱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地主和工人把头剥削农民和工人的血汗，逝波法师全都随着没少喝。逝波在华严寺顿顿吃上饭，不是包饺子，便是烙馅饼。我们吃普通饭，顿顿是高粱米，不管菜，吃口咸菜也要由自己出钱买。虽然如此，在旧社会我仍认为是因她养活了我们，内心里一直感激她。逝波每天在华严寺除吃上饭和打人骂人而外，她什么都不干。
1945年8月、9月，沈阳满街都是苏联红军，我们坐在屋里，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听说是日本鬼子投降了。紧跟着共产党的抗日民主联军便开进了沈阳，人人都说解放了。当然这都是欢喜事！但又有人造谣说，共产党消灭宗教，便有许多出家人纷纷向南逃跑。逝波她们，也都跑到天津，住在寂然的莲宗寺。
华严寺理事的安正掌握了华严寺大权，不断骂街找碴给我气受。我也实在感到呆不下去了，所以也跑到北京来，投奔通教寺。自以为我在过去受戒时，供养过胜雨和尚，这次见面，必能别有关照。见面之后，才知道是我想得太天真了。胜雨勉强将我留下，还提出要“保条”。我万般无奈，只好给天津寂然写了一封信，我真感激寂然的慷慨劲儿，她立即将保条邮来，声称一切彻底负责，这才算成全了我。
最使我讨厌的是胜雨和尚吃完饭便一再说：谁都愿意住通教寺，这是因为通教寺大馒头好吃，可见她是刻薄人。当时我就抱有一定要自食其力的想法，不想到处受这样的窝囊气！
1950年，广济寺经常有人讲政治课，我便常常去听。通愿每次都派知客达三监视我。有一次听到中途，达三就拿书包喊我走，我没听她的话，到底还是从始至终把这堂课听完了。回庙之后，通愿法师便正式同我谈判，他说：你天天出去跟共产党学习，难道就不怕蒋介石回来么？我说：就是回来，也不会因我学习几天而要我的脑袋，一句话便被我给顶回去了。为了争取自食其力，于1951年我便硬从通教寺搬进极乐庵，到大雄麻袋厂纺麻绳。我对她们有钱就是朋友，没钱就是冤家，光说慈悲话，不办慈悲事的大和尚作风，始终是有看法的。
党和政府对我们尽量关怀，那些在旧社会一向执掌统治大权的大庙主们全都各有安排。我们这些年迈之人，不适于劳动，动员仍回通教寺养老。我们从内心里感念新社会的好处。(果忍)
选自《他们是怎样出家的》
母亲重视我念书，从小她就教我念《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我10岁，母亲便送我入沈阳北关“官费”的女子小学。母亲为了谋生，自己也到奉天女子师范附属“保姆传习所”去学习。我15岁考入沈阳大东门里的奉天女子师范预科，也是官费学校。这时母亲已在保姆传习所当教员了，月薪30元，从此我母女生活才算有了着落。
我在女师毕业后，我校校长介绍我到北镇县女子小学为我三姐金恩玉芝代课半年。以后在本溪县女子小学为我的同学侯慕程代课一年半，月薪24元。在旧社会找工作，并不全靠本事，主要是挖窗户、攀门子、找靠山，否则，纵使能找到工作，也没法干得太久。我舅舅是抚顺农会长，又是《盛京时报》分发处负责人，他介绍我到抚順第九小学当教员，第一次我一气就順利地干了八年。
旧社会向上爬是念书人的“本性”。1912年由我的同学贺忠言带我晋见奉天（沈阳）东北大学校长汪希珍。安排我到复县简易师范当史地科教员，月薪60元。因为功课累，仅任职一年，只好又回抚顺第九小学教书。这主要是我与汪希珍的关系不够，所谓“靠山不可靠”，否则，每月赚60元钱，还会有其他办法。我在旧社会教育界共干了18年。后因日寇侵占东北，惧怕敌伪教育工作不好干，所以才彻底辞职。
1927年我与抚顺元龙山王伯兴结婚。王伯兴虽是个大老粗，不识字，但在抚顺开设一个合资“复兴金店”，六股合资。每股1200元，总计是7200元资本。王伯兴很有做买卖的本领，买卖做得很兴旺。卖手饰“明利”是加手工费，“暗利”是10两黄金掺一个大铜币。白银手饰靠掺一些折价买进的旧手饰，利润更大。前后柜共有20几个工人。工资和伙食的开支，占总利润的30%，70%的利润盈余，都归资本家。王伯兴是金店经理，外有身股，当然比一般资本家所得还要多。有钱的人，谁又不想摆摆阔呢？当时我好吃好穿，这是必然的，不必细讲。从1931年起，我主要生活就是“打麻将”和“抽大烟”，把我从小受苦的情形，忘得一干二净。
1936年金店所有的股东们，都看出在日伪政权之下，恐怕金店的行业不妥当，所以他们把股本和利润都抽出去了。尔后复兴金店便由王伯兴和我独力支持。到1938年，日本人果然到金店来了，王伯兴挨了几个耳光，我也受了很大惊吓。黄金2两被日本人拿走，白银秤准有一千五六百两，被封在柜内不许动。经过三四个月的查账手续，才算免究此案。从此堵死了我们一向依靠金店的生活之路。
日本人并不死心，紧跟着便迫我当上了抚顺县国防妇人会的会长。我本不愿干，但又不敢说，怕他们抓我“思想犯”。国防妇人会的活动，主要是常到车站去接送日伪军人，我知道这是可耻的。为了逃避国防妇人会的责任，便同沈阳华严寺的逝波和安性师议好，同来北京参学慈舟老法师。在东直门里极乐庵住了半年，我供养葱舟老法师10块现洋，供养通教寺开慧和尚10块现洋，供养极乐庵智悲法师200元金票。又花了30元钱供“普斋”一堂，钱都用光了。临走现卖金镏子用作车资。到家才知我的国防妇人会责任被撤销了，总算去了我的一块心病！
1944年，王伯兴因为金店被封，忧思成疾死去。我在逝波的开示下，带着4两黄金（手饰），还有几千元钱搬进沈阳华严寺。10月19日为我落发，指定法名果忍。逝波又为我落发请客，用了我2000元钱，华严寺修房子又用去我2000多元钱。以后我同常愿等五六个人来北京通教寺受二部僧戒，往返路费用去我2.5两黄金，供养通教寺上等白面一袋，供养胜雨和尚1两重金镯一支，还有每重1.5钱的金手镏四个。
约计两年时间，我的大部积蓄全完了。逝波知道后，常责怪我说：有钱应当尽置交给华严寺，谁叫你老远的给通教寺送去，从此对我的态度便越来越不妙了。有一天上早殿，我打错了一罄，她便借机耍刁说：既不听我管教，不和你们同住了，我要到南方去，吓得我只好一再给她下跪，跪了好几次，她仍闹个没完，经其他许多同人劝解，到底还打我三“香板”。我是念过几天书的人，自尊心很强，心里实在委屈。同人又来劝我说：“香板底下出祖师啊!”我想到人老了，丈夫死了，钱也光了，还有什么办法呢？也只好拿劝我的这话作个宽心丸吧！事后我也问过逝波，为什么你心那么狠呢？她说：“我心不狠，还不出家呢!”
逝波法师对人的手段，特别高明。我刚进庙，便命我跪在佛前发愿，主要一条是“终身不许还俗”。后来我才明白，话中实含着“进庙只能永远甘心受她的窝囊气”。我初进庙，主要的劳动任务是捡砖头、砸砖头和洗砖头。尔后将碎砖头铺在大殿地下，为打洋灰地做准备。一个当教员出身的人，哪干过这个，常常为砸砖头而被砖头崩得头破血流。如被逝波看见，还要挨骂，她会说我干活不多，装样子可拿手。干活的人，当然饿得就快，但是庙规规定“过午不食”，饿得再厉害，也只好忍受。每到冬腊月，逝波指定我们四五个人，天天出去送“疏”，每天都带回100多元钱交她。
我是教员出身，见人不习惯说那些不着边际的逢迎话，所以每次拿回来的钱，总是很少，这也是我不受逝波欢迎的一个方面。安正师是逝波唯一理事的大徒弟，冬天命我们搬柴禾，指定搬不完不准吃饭；夏里季怕秫秸腐烂，命我们爽秫秸叶，指定爽不完也不准吃饭。逝波支持安正的主张说：这是消孽障的“苦行”，你们出钱买都买不到。但她们站在那里，始终是“嘴动手不动”。
同逝波法师密切往来的人有日伪兽医官的太太王竹筠，原籍绥中、有几千亩地的大地主常太太（就是现在通教寺的通灵），还有日本走狗、抚顺煤矿工人把头康品卿和田克儒的两个姨太太。她们常常在一起，都搞些什么鬼名堂，细情咱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大地主和工人把头剥削农民和工人的血汗，逝波法师全都随着没少喝。逝波在华严寺顿顿吃上饭，不是包饺子，便是烙馅饼。我们吃普通饭，顿顿是高粱米，不管菜，吃口咸菜也要由自己出钱买。虽然如此，在旧社会我仍认为是因她养活了我们，内心里一直感激她。逝波每天在华严寺除吃上饭和打人骂人而外，她什么都不干。
1945年8月、9月，沈阳满街都是苏联红军，我们坐在屋里，还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才听说是日本鬼子投降了。紧跟着共产党的抗日民主联军便开进了沈阳，人人都说解放了。当然这都是欢喜事！但又有人造谣说，共产党消灭宗教，便有许多出家人纷纷向南逃跑。逝波她们，也都跑到天津，住在寂然的莲宗寺。
华严寺理事的安正掌握了华严寺大权，不断骂街找碴给我气受。我也实在感到呆不下去了，所以也跑到北京来，投奔通教寺。自以为我在过去受戒时，供养过胜雨和尚，这次见面，必能别有关照。见面之后，才知道是我想得太天真了。胜雨勉强将我留下，还提出要“保条”。我万般无奈，只好给天津寂然写了一封信，我真感激寂然的慷慨劲儿，她立即将保条邮来，声称一切彻底负责，这才算成全了我。
最使我讨厌的是胜雨和尚吃完饭便一再说：谁都愿意住通教寺，这是因为通教寺大馒头好吃，可见她是刻薄人。当时我就抱有一定要自食其力的想法，不想到处受这样的窝囊气！
1950年，广济寺经常有人讲政治课，我便常常去听。通愿每次都派知客达三监视我。有一次听到中途，达三就拿书包喊我走，我没听她的话，到底还是从始至终把这堂课听完了。回庙之后，通愿法师便正式同我谈判，他说：你天天出去跟共产党学习，难道就不怕蒋介石回来么？我说：就是回来，也不会因我学习几天而要我的脑袋，一句话便被我给顶回去了。为了争取自食其力，于1951年我便硬从通教寺搬进极乐庵，到大雄麻袋厂纺麻绳。我对她们有钱就是朋友，没钱就是冤家，光说慈悲话，不办慈悲事的大和尚作风，始终是有看法的。
党和政府对我们尽量关怀，那些在旧社会一向执掌统治大权的大庙主们全都各有安排。我们这些年迈之人，不适于劳动，动员仍回通教寺养老。我们从内心里感念新社会的好处。(果忍)
选自《他们是怎样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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