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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化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新闻业的文化环境

2019-09-01 22:28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王健 611
  新闻业的产生及衍化,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为新闻活动提供的外环境,也包括思想交融、地域文化、教育普及等为新闻信息交流等构成的内环境。正如施拉姆称:“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新闻业的文化环境 图1


  新闻业的产生及衍化,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为新闻活动提供的外环境,也包括思想交融、地域文化、教育普及等为新闻信息交流等构成的内环境。正如施拉姆称:“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1]。因此,文化环境对媒介产生的作用是直接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报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业,是由思想文化支撑的,报人与受众都应具有思想文化素养。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思想交融、地域文化、教育普及都是新闻信息交流的内环境,它为东北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文化环境。


  一、思想交融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涤,新旧思潮一度展开激战,儒家思想的“独尊”格局被打破,使得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空前活跃。在奉系统治时期,中、日、俄等各种政治力量;军阀、土匪、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社会力量;国家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宗教主义以及不同派系的“三民主义”等各种主义;儒家忠君、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共和思想等各种思想主张;佛教、道教、回教、萨满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日本宗教等各种宗教信仰;亲善友邦沙俄、日本大动干戈的异族文化;加之中原、齐鲁难民带来的移民文化,再楔入原始本土文化,进一步加剧了东北文化的多元性、交融性,所有这些流派,都欲在全国及东北的领域内寻求发展,同时也都欲借助新闻媒介宣传自己的观点主张,扩大其影响,这些也为新闻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东北有代表军阀政局思想,如官府言论机关的《东三省公报》《东三省民报》,传达“惠民”政策,传播儒家忠君、四维主义、训民以政思想;也有东北整军经武的《精神》《东北航空季刊》,宣传中国武士道精神、军人精神和军事科技;有赞同民主共和的张榕组织的“联合促进会”创办的《国民报》,宣传民主思想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留下了与孙中山一样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有大批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先进人士陈为人、李震瀛、阎宝航、任国祯、吴丽石、马骏等,通过《回声报》《东北早报》《吉林二师周刊》《哈尔滨晨光报》《哈尔滨日报》《泰东日报》等报刊,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猛烈抨击儒家思想,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使东北逐渐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和传播的范围,促进了当地的革命运动;有发挥中国固有文化,吸收西洋文化精髓的《新文化》《青年翼》,旗帜鲜明地做现代青年真挚而诚恳的朋友,成为“东北三省独一无二的进步期刊”;有以民营资本创办的中国《醒时报》《国际协报》,放弃“政论本位”,转向“新闻本位”,并对新闻业产生了正面影响;有关注东北教育事业的《奉天教育通志》《辽宁教育月刊》,以实现奉天教育贫民化与收回南满教育权为目标;有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的《奉天劝业报》《实业月刊》,评说东北资源丰饶的地缘优势和强邻虎伺的险境,还以大量详实资料说明日本与东北贸易不均衡的状况;还有日本《盛京时报》《泰东日报》,传播新知,进行日本文化侵略,也同化、迷醉国民精神;有俄国《远东报》《生活新闻报》,传播俄罗斯异域风情,及俄罗斯民族深厚的文学艺术造诣。

  在东北大地上,东北报刊催生了新文化运动的勃兴、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媒介的“文人论政”和“处士横议”,是各种思想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共同演绎的“东北风”雄壮彪悍的交融盛宴。

  二、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每个地域的民族、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本身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是不同文化间差异的标志。东北在水道文化、铁道文化、殖民文化的传承与交融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遗传性、积淀性的东北地域文化,若干曲折、复杂的表现形式,依靠新闻报刊传送给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也为新闻业注入了鲜活的内容,成为新闻业发展的肥沃土壤。

  东北的营口、大连、松花江开港后,东北沿河各城市出现了鲜活的海洋文化,不仅使洋商、内地商家逆河而上,深入盛京、哈尔滨、松江等沿河沿海城市扎根经营,而且使东北文化最关注海洋精神。最先有的是洋教士、洋教堂,以及以标准、廉价、适用为取向的“洋物”。报刊上约占1/2的广告版,登载竞相追捧的洋务和“洋物”,弃旧图新的思潮开始浸润于沿河流域。东北文化趋洋倾向反过来又成为民族工商业的催化剂,沿河流域的水运文明一度登峰造极,使东北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并走上国际市场,激活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同时也激活了当地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河道文化生活的节奏在报刊上呈现自然节率的变化,副刊、广告中可看到白帆点点,轴轳相望,土产运出,洋货泊来,码头声喧,渔歌互答。

  东北境内的中国自办铁路,将关内铁路展筑接轨,延伸到东北绥中,虽然被甲午战争所中断,但义和团运动前已使绥中至锦州段铁路竣工通车,火车可以从北京一直开到盛京的皇姑屯。1898年,沙俄又把中东铁路从哈尔滨修至大连旅顺,日俄战争后,这条南满支线从长春以南由日本夺取,改称满铁。自此,火车在东北大地上风驰电掣,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风威,并将铁路文明带到沿线千家万户。铁路工业、商业、报业迅速发展,使东北文明的传播速度更快,东北文化的大众程度更宽,东北文学的表现样式更多,东北报业的种类更丰。可见,铁道文化催生着报业的现代化。

  东北殖民地半殖民地阶段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1898年沙俄攫取东北铁路修筑权,到日俄战争后,日本割占大连、旅顺,并夺取南满铁路的修筑权,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俄在东北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修路开矿,伐木建厂,疯狂地掠夺东北财富。而且还通过传教、经营工商企业、办报刊、办学校、建立文化团体和文化设施,大量地传播日本和俄罗斯文化,使殖民文化、异族文化楔入东北。

  信息是传播文明的急先锋,报业是兼有信息、文化、科技含量三种属性的标志性行业。在东北,报刊先有日本人抢滩创办《盛京时报》,俄国人创办《远东报》,接着就有中国官方所办的《东三省官报》《吉林官报》《大中公报》,并迅速涌现出《东三省民报》《醒时报报》《吉长日报》《国际协报》《东陲商报》《滨江时报》等报刊,将东北的水道文化、铁道文化、殖民文化传播深入至各个阶层,完成了文化下移并普及的全过程。同时,这些文化也在养育滋润着这些东北报刊,使他们茁壮成长。

  三、教育的普及

  邵飘萍在《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遗稿)》中就指出,中国新闻教育不发达的原因中第一点就是:教育不普及。“新闻事业能否发达,专看新闻纸销售多少;新闻纸销售多少,专看社会阅报的多少;社会上阅报的多少,又以教育是否普及为前提。”[2]国民知识程度不足,是近代中国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据饶懿伦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有30%-45%的男性和只有2%-10%的女性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3]。新闻事业的不发达就是教育的不发达。

  奉系军阀极其重视教育,张作霖曾言:“凡国家若想富强,哪有不注意教育与实业,会能成功的呢?……凡本省自费出洋的,都由省政府酌量予以救济,不使他们失学。”[4]张作霖除了设立军事学校外,还创建了东北大学,除拨公地之外,还投资建筑费和设备费280万。东北大学虽属省办大学,但“其实验设备却是第一流”,教师薪金较“国立大学高”,不但“包罗丰富与杰出”,而且“它的教育水准及设备比较日本在满洲设立的高等教育远为高超”[5]。张作霖自己虽然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却能把大部分财产用于兴办教育,“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5](704)。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加速“培植政治、技术、科学人才”[6]。1928年7月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张学良私囊支出现大洋100万元,成立教育基金,兴建教学设施,还聘请章士钊、梁思成等名师到校任教,使东北大学在数年内一跃成为全国最高学府之一。同时,他还创办了同泽中学、同泽女中、新民小学、海城同泽中学,并以500万元(奉省一年税收3000万元左右)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作为省立中小学之补充基金。

  奉系军阀主政东北,重视文化教育,兴办大批学校,建立了从幼稚园到大学比较完备教学体系,到“九一八”事变前,还建立“阅报所49个、讲习所110个、通俗教育馆35个、图书馆36个”[7])。阅报所内容丰富,“凡关于有益于风俗人心政治学术之书籍新闻杂志,胥列其中,任人阅览”[7](687)。讲报所是“派定讲员讲演市政方针,以及道德法律实业交通卫生各种利害关系”,帮助目不识丁的民众了解报纸,以此启迪民智。张作霖于1923年10月在奉天市政公所“附设通俗快报阅览社一处,通俗教育讲演社一处”[7](688),足见张作霖对民众阅读报章的重视。与此同时,还发《布告》:“要知人生限于境遇,幼时未受相当教育,已为欠缺,果能爱惜未来之光阴,牺牲休息时间之安逸,时来阅览,并听讲演,知识有一线之光明,能力上即有一分之增进。匪惟裨益于个人,抑将造福于社会,仰各踊跃偕来,勿存观望,切切此布”[8]。《盛京时报》发刊词开宗明义:“如今救时匡世之途,虽不外乎自强,而自强之策必先整顿内治,整顿内治必先振兴教育,盖以人才匮乏、民智闭塞,将何以兴议会。而赞襄国猷故识时学者以国民教育程度为国家富强之标准,实务本之论也。然国民教育分为二端:一学堂;二报章是也……”。而报纸“使人人知当事时事,悉国民义务,以效力于国家,实能补学堂之不逮,相辅以鼓铸国民其功力,其程度较诸学堂有过之无不及也”[9]。

  奉系时期的张氏父子为东北民众补上了国民教育的两项内容,即学堂和报章,使“东北教育于事变前,实呈突飞猛进之象”[7](675)。随着东北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视野逐渐开阔,渴求了解外界信息的愿望增强,理解报纸的能力提高,新闻受众群体由上层的达官贵人外延到了下层的普通群众,促进了东北报业的繁荣。

  参考文献:

  [1]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34.

  [2]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遗稿)[J].新闻学名论集,1928:45.

  [3]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8.

  [4]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J].台湾:传记文学,1934(2):52.

  [5]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民国人物列传(下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702.

  [6]陈崇桥.奉系军阀与知识分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84.

  [7]国立东北大学著.东北要览[M].沈阳: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出版组,1946:686.

  [8]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四)[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291.

  [9]创刊词[N].盛京时报(创刊号),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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