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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八旗汉军成因考论

2019-09-18 23:12 抚顺七千年 陈力 941
  八旗汉军是八旗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汉军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史学界对此问题之研究,大多集中于汉军之技术优势,而将汉军成因与皇太极个人的政治谋略联系起来的较少。故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一点点个人看法,就教于诸位。   ...

八旗汉军成因考论 图1


  八旗汉军是八旗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汉军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史学界对此问题之研究,大多集中于汉军之技术优势,而将汉军成因与皇太极个人的政治谋略联系起来的较少。故本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一点点个人看法,就教于诸位。


  关于成立汉军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一、提高汉人地位的需要。

  在后金时期,旗人与汉人地位非常不平等。陈垣先生在《释奴才》一文中言及:“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1]《释奴才》,605鲁迅先生认为: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2]第 6册,45鲁迅与陈垣两位先生,深受辛亥革命时期排满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奴才”一词的理解,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朝旗人与汉人地位之不平等。

  李永芳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汉族高级官员,被努尔哈赤招为额附,地位非同一般。尽管如此,当阿敏与之发生矛盾时,阿敏公然地骂其为“蛮奴”,李永芳却一言不发,不敢针锋相对[3]卷 2,天聪元年二月辛巳。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汉官地位与旗人不平衡,他们“畏惧满官”。为了保住自己的现有地位,往往对满洲官员馈送大量金钱、财物[3]卷 6,天聪四年四月戊午

  一些旗人的家谱也反映出入关之前,满汉之间深刻的矛盾。陈氏族谱中就记载:“我始祖陈安边由山东黄县籍,充登州镇千总,以智勇闻,随参将孔有德航海归清。嗣经论功行赏,拨入汉军旗籍,因愤满军虐待汉人,力辞军职,解甲归农。”[4]455另一方面,努尔哈赤时代,后金采取满汉同吃、同住的政策。以及存在旗人对汉人压迫的现象,导致大量汉人的逃亡。天聪四年,皇太极要求:“珠申与汉人各自分街居住,不要去汉人的街,如果知道珠申去汉人街时,要捕捉他。”[5]第2册,170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旗人侵害汉人。但是,汉人一有机会,还是选择逃亡。皇太极也清楚地知道汉人逃亡的根本原因:后金政权中汉人地位低,终日劳作却食难果腹、衣不遮体。要真正解决汉人逃亡的问题,只有提高汉人的地位,将汉人置于旗人相对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方可。而组建八旗汉军,是解决汉人逃亡和旗汉矛盾的重要举措。所以,皇太极命管礼部贝勒萨哈璘集众汉官,谈到将汉人另编一旗,是为了其不被“满洲大臣欺凌”[6]卷 18,428

  二、八旗汉军所具有技术优势。

  “女真人所恃者弓矢,屡次凌驾明军者,尤在骑兵之善于驰突。故当野战之际,明人之兵卒真有不堪一击之势。”[7]2637八旗满洲、蒙古之传统优势是机动、灵活而强大的骑兵,正如汉臣鲍承先所云:“我国干事全靠骑兵。”[8]66但攻坚战却是八旗之弱点。一方面尽管八旗有出色的骑兵,在枪炮面前,他们的防线很容易被攻破。另一方面,对于明朝的城池,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们的炮队和步队人数过少。在与明国多年的交战过程中,面对明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城墙,旗人强大的骑兵,却只能“望城兴叹”,无法施展其优势,而乌真哈超的火炮技术正好可以弥补八旗士兵的弱点。宁完我曾上奏对皇太极说:“臣每虑红夷炮攻城甚妙。”[8]56如果招来汉人,“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3]卷6,天聪五年十月己酉八旗将如虎添翼,不仅在野战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连攻坚战也可以与明军平分秋色了。这批由汉人组建的乌真哈超是掌握当时最先进火炮技术的工兵,他们与八旗骑兵珠联璧合,战斗力大增,可以与明帝国逐鹿中原。

  由于皇太极“以汉制汉”政策的影响,归降的汉人日益增加,其中由汉人组建的炮兵部队日益强大。“中国长技,火炮为上。”[8]303一些汉臣奏议攻城须用大炮,而后金汉人众多,可将他们编成炮兵,“大张军威”[8]9。火器,本来是明朝在对后金战争中的杀手锏,令八旗官兵望而生畏。明臣就很清醒地看到自己与后金作战特点和差异。“我之骑射不如奴,若击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骑射无所施其力矣。”[8]423但自从“贼得唐阵大炮”[9]451,往往以炮兵为开路先锋,攻城略地,成为了大明的劲敌[9]89。在战争之前,后金大臣出谋划策。“可看一块受敌之处,架起红夷大炮,更番攻打,不过数日城墙圯塌,一攻可破。”[8]85

  三、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需要。

  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更多地采用分权模式和原始民主制,处理国家政务。他确定了八大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以期望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标。努尔哈赤上谕:“一人之识见,不及众人之智虑。今命尔八人分主八旗,为和硕贝勒,同心谋国。”[6]卷7,180他要求:“每五日集诸贝勒、大臣入衙门一次,协议诸事,公断是非,著为常例。”[10]第4册,36国家一切军政大事,均由此出。中央政权由八大贝勒及八大臣所组成的议政会议所把持。“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11]368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的同时,以五大臣议政,十大臣理事。这五大臣是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他们的权力极大,职责亦广,处理政务也繁多。“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帅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12]卷232,《扈尔汉传》,7939

  随着努尔哈赤的子侄们纷纷长大成人,五大臣体制也被取消,而过渡到四大贝勒共同执政。大贝勒为次子代善,二贝勒为侄子阿敏,三贝勒为第五子莽古尔泰,四贝勒为第八子皇太极。皇太极有大汗之尊,却位于四大贝勒之末。这导致了皇太极其实质仅仅只是一正黄旗的贝勒,拥有只是汗的虚名,其他的贝勒均可以与之“南面而坐”,甚至分庭抗礼。胡贡明曾上奏,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赏不出之公家,罚必入之私室,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8]34

  关于汗位的继承方式,努尔哈赤明谕:“一人纵有知识,终不极众人之谋。今命尔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庶几无失。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13]卷8,天命七年三月己亥 这也导致皇太极汗位极不稳定,因为三个与他实力相当的贝勒,完全可以联合起来,以他“无德”或“不能受谏”为由,将其罢黜。另一方面,在经济生活方面,太祖定制,战争中所得一切八家均分,皇太极在经济上并不拥有优势。皇太极曾上谕:“我国定例,凡征战所获金银,除八家外。不得分取。”[14]上册,513这产生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皇太极代表的清朝政权,在经济上控制全国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诸贝勒的经济实力强大,能做到不依赖皇太极而自给自足,完全可以脱离清廷,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但是,皇太极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他不仅要想保住汗位,而且力图扩大汗权,铲除异己势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借助外力。他将汉人从满洲八旗中拨出,另起炉灶,编制汉军,由自己亲自掌控,以此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样在无形之中,就削弱了其他贝勒的势力。在皇太极力图集权的同时,他手下的一些汉族官员也支持加强中央权威。胡贡明曾上奏:八家均分为“陋习”,“必当改之为贵”[8]12。李栖凤直接上书皇太极乾坤独断。“汗宜施破格赏罚,用非常鼓舞,勿慕宽厚之名,勿存姑息之爱。当效先汗毅然独断,有功者虽微贱至仇,立为升赏,登时富贵。有罪者虽贵重至亲,必加诛戮、抄家夺产。我汗若不奋发乾刚,振作一番,不免成泄泄之风,松已成之局,此可惜者一也。”[8]26

  经过皇太极“恩养”政策和汉军的组建,后金政权内的汉人与汉军地位大大提高。皇太极对大凌河降官说:“尔等被围三月,天以与我,我不忍加诛。故携尔等至此,给以衣食与以妻室,厚加抚恤。使我兵为尔等所获,岂特不加养赡,即首领其能保乎?尔等当孩赤之时,养之者父母也。今朕衣食以养之,朕即尔等之父母也。鞠养之恩,如何可忘?”[3]卷 12,天聪六年七月庚申对于汉军,皇太极曾说:朕遇尔等稍有微劳,即因而擢用,加恩过于满洲[3]卷 17,天聪八年正月癸卯。天聪七年,以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认为:“臣等自归顺以来,仰见我皇上与众位贝勒豢养汉官之恩,比金官之典极隆极厚。”[8]47天聪九年,生员杨名显等也说:“投来者优待,归顺者抚养,即大凌河官兵,至今厚养不懈,此皇上之至仁也。”[8]109贝勒罗洛宏曾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大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公者,时势颠倒。”[14]上册,511

  总而言之,汉军的成立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既有汉军本身的技术优势,也有皇太极的个人因素,更是清朝发展大趋势的结果。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皇太极的个人因素以及清朝发展大势在汉军成立原因之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陈垣史学论著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清太宗实录[M].中华书局,1985.

  [4]满族家谱序评注[M].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

  [5]旧满洲档译注[M].国立故宫博物院,1977.

  [6]清朝开国方略[M].文海出版社,1973.

  [7]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J].东北丛刊,1985(14).

  [8]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9]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0]满文老档[M].中华书局,1990.

  [11]谈迁.北游录[M].中华书局,1997.

  [12]清史稿校注[M].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13]清太祖实录[M].中华书局,1986.

  [1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项目来源:2012年度长江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2CSQ 018),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3g186)。

  ★作者简介:陈力,长江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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