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文学视域中的创伤记忆
2019-09-16 08:28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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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16日，“九一八”将近周年之际，抚顺平顶山、栗子沟、千金堡三村庄近三千村民遭日军屠杀，史称“平顶山惨案”，东北民众的亡国苦痛益发深重。大屠杀后，日军随即毁尸灭迹封锁消息，然而时隔不久，真相仍被曝光。1932年9月中旬，美国记者汉特恰在辽南采访...
1932年9月16日，“九一八”将近周年之际，抚顺平顶山、栗子沟、千金堡三村庄近三千村民遭日军屠杀，史称“平顶山惨案”，东北民众的亡国苦痛益发深重。大屠杀后，日军随即毁尸灭迹封锁消息，然而时隔不久，真相仍被曝光。1932年9月中旬，美国记者汉特恰在辽南采访，平顶山惨案发生后，他乔装神父至现场探查，并就该事件对外作详细报道。
同年12月23日，《申报》以“日军在抚顺屠杀惨状 美记者汉特氏亲往调查”为题，全文转发汉特报道，《大公报》则在前一日发表了对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张荣久的访谈，于此稍早，《时代公论》也就该案亮明观点。
一、媒体对惨案真相的还原
9月16日，日媒《抚顺新报》发行号外描绘战况称：“9月15日夜间11时50分，突然出现在西龙山的大刀会匪，首先袭击了杨柏堡火药库，接着袭击了东乡煤矿、杨柏堡公司职员住宅和华工宿舍，烈火以燎原之势将杨柏堡煤矿事务所、东冈煤矿事务所、老虎台煤矿事务所烧毁，情形如同地狱一般”。突如其来的袭击“致使十数名日本人死伤或战死，以致酿成空前的大事件。煤矿熊熊燃烧的火焰，一阵阵震响轰鸣的的枪声、炮声，良民发出的地狱般嚎叫声，悍匪发出的喧嚣声，军警防卫队发出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深夜，火舌四窜，枪声、吼叫益发惊心，人马杂沓之际，日军反扑，“刚一接到上边的情报，就在川上队长的指挥下全员出动，首先与栗家沟的敌人遭遇，将这股敌人追击到杨柏堡方面，在这里，敌人凭借杨柏堡煤矿顽强地与我军交战，守备队立即将敌人包围，发动了总攻击，毙敌20余名，并紧追逃跑之敌。”[注]该文通过视听刺激渲染了紧张、混乱的战斗场面，在烘托日军形象、功绩的同时，大刀队之顽强及日人内心之震动于字里行间皆有体现。此番战斗不仅令日人惊恐、恼怒，附近民众亦印象深刻。
“九一八”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屡扑屡起。“1932年9月，抚顺东部山区自卫军李春润部决定光复抚顺，为的是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向世人表明：中国人绝不甘心被日本奴役，要反抗，要斗争。9月15日晚上，李春润所属的第十一路军(大刀队)在司令梁锡福的率领下冲入抚顺老虎台地区，打死五名日本人，打伤了六名日本人，烧毁了老虎台采矿所、杨柏堡采矿所的一些采煤设施。后因日本军队火力太猛，大刀队被迫撤出抚顺市区”[注]。一夜间，大刀队来去匆匆，村民躲避者多插手者少[注]。
然而，恼羞成怒的日军不肯善罢甘休，撤退的义勇军踪迹难寻，其经过的村庄就成为泄愤的对象。[注]9月16日，日军一部开赴平顶山、栗子沟等地，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当地村民不明所以。
平静的山村突然喧嚣，几个小时生死剧变，平顶山等村的男女老幼到底经历了什么？对此，《大公报》采访了幸存者，其文直以第一人称口吻出之，真实、自然、生动、鲜活。据张荣久描述，午饭之际，凶悍的日本兵挨家赶人，强使村民马上到指定地点集合。栗子沟“全村里的人，一个个扶老携幼，在一队日本兵押解之下，向平顶山而行。行到平顶山时，看见平顶山村的人，早就在那里三五成群，围坐起来了”[注]。不久，“又来了六七百庄稼人，有女人怀抱着小孩，有受人搀扶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由日本兵押着，来到这平顶山沟来了，原来是千金堡的人”。
报复地方，平顶山首当其冲，妇孺亦不能免。拘押村民，日军推推搡搡连哄带骗，其对待东北民众之态度也略见一二。村民蒙在鼓里，刽子手准备就绪，“忽然听见一声哨号，就看那些押解我们来的日本兵，及押解其他村民的日本兵集合起来。又一阵口令声，便在我们的四周分开，当中那几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就对我们说，‘现在皇上要分给你们钱，你们一个个跪起来谢谢恩，待我们先给照个相，然后来领赏’。”日军操控下，“皇上”粉墨登场，而所谓“照相”则欺乡民无知。
村人悉数被屠，房舍尽遭兵燹，家破人亡的张氏仓皇避难关内，然而，巨大的创伤使其梦魇缠身意志消沉：“我晚上常常在睡梦中起来狂奔，或是惊嚎。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也不愿意活着了”。惨死者不明不白，生还者怨愤难伸，“这就是满洲国国民所享的幸福，这就是无数东北人天天尝的滋味”。日军铁蹄下，国人朝不保夕，张荣久的遭际反映的不止是平顶山的悲剧，更是东北同胞苦难生活的例证。
惨案后不久[注]，第三方记者汉特到事发地探查，现场情景令人震惊。尽管日军刻意掩盖，其暴行之证据仍十分明显。在平顶山山坡，“只见遇难之农人妇孺所着农装之碎片为血所染，分散遭难地点，触目均是。一带新土隆起，均为新坟。以余鼻所闻，得证实该地系屠杀之场”[注]。斑斑血迹随处可见，腥气扑鼻闻者胆寒。农人多成冤鬼，村落只剩焦土。“夫中国之村落，本均甚喧哗，而该地则寂然无声，有如坟墓。男女妇孺，阒无一人。栋梁焚烧之灰烬，充满于为火焚成黑色墙壁所围之广场内，所有屋宇之惨状，均出一例。余曾进入某遭难民房，并在屋顶砖瓦，破碎杯碟弯曲之煤油桶(民众曾用作水桶)及已碎之灶神上行走，各民宅之天井，亦表示同样惨状，无一幸免者，两轮之车，则失其一轮，其一轮则已被焚毁，笨重之石臼为家庭必需品，亦为捣毁与被焚之木料相混。此死村沿冻河，惟有乌鸦惨然隐于烟筒中”。
日军滥杀平民手段残忍，为防事情败露，毁尸灭迹外，还安插眼线监视现场。“距屠杀场英里之遥，有一草舍，为一日本妇人所居，屋内安有电话一架，苟该妇人睹及有人在屠杀场，彼即通知抚顺之日本宪兵队”。诸如此类情节[注]，由于日军破坏现场并封锁消息，未必全获坐实，但通过汉特客观、详细的查访、报道可知，平顶山大屠杀的基本事实系“证据确凿，无容狡辩。”
惨案消息不胫而走，抚顺震动，事发地周边矿工大量逃亡，日军被迫出面解释。9月18日，煤矿矿长试图以布告稳定局势：“虽然被流言迷惑，人心不稳，但抚顺的军队、警察队、防卫队以及其他组织严加守备，而且，这些措施对于良民来说，断然承担了保护的职责，并不是违法的，所以华工要放心就业工作”。[注]尽管日方未正面回应，但从“流言”、“并不违法”等遮遮掩掩的辞令见惨案端倪。日军守备队长也于同日发声：“如今，满洲国成立，就在要变成共存共荣的安乐乡的时候，大刀会的匪徒被迷信所鼓惑，胆敢骚扰破坏，而且这些刀匪在经过抚顺附近村落的时候，(村民)事先与刀匪私通，给予种种方便，或者引导带路，具有极端险恶的不法行为，以致造成了严重的事态。
对此，日本守备队进行了严厉的铲除，不过，日本守备队对于未行不法之事的人们，没有进行丝毫的严惩，而是加以保护、诱导他们不要害怕作恶之人，要放心地就业工作”[注]。村民“私通”大刀会，故招来“严厉的铲除”，此说既透露了平顶山遭报复的缘由，也间接表明了惨案的存在，只是日军眼中，其处置合理合法。从大刀队出击到平顶山村灭绝，前后至多半日，时间如此短暂，日军何以判定近三千村民皆有“极端险恶的不法行为”？倘不能一一定罪，其针对平民的杀戮又因何“并不是违法的”？致使近三千人死于非命，所谓“严厉的铲除”实乃毒辣的谋杀。真相难掩，露骨、霸道的强辩加重了当地人的疑惧，恐慌情绪持续发酵。
五天后，日方再发“安民榜”：“抚顺附近的村民与大刀会匪私通，对于敌人的攻击给予援助，成为敌匪的根据地，所以，对其不法行为进行了断然的裁决，不过，对于一般居民则承担绝对的保护责任，所以，一般的良民努力从业并不动摇，没有断然离开抚顺去避难的必要，如果附近的熟人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具有动摇的征兆的话，应当妥当地关照安抚。”日军重申罪与罚，并再三强调“断然的裁决”之正当性，这恰说明其“裁决”已受到严重质疑。惨案搅动舆论，当地百姓窃窃私语，“离开抚顺去避难”的潮流难以遏制。
通过上述惨案制造者的解释、受害者证言及第三方查访，平顶山大屠杀原貌浮出水面。虽日方禁止公开报道平顶山惨案[注]，但《抚顺新报》等日媒仍留下蛛丝马迹。针对屠杀引起的逃亡，日军公告给出了“铲除”平顶山的理由，试图以此安抚民心平息舆论，这就透露出平顶山事件的“前因”、发生及影响等基本信息。不过，造成惨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霸占东北之野心。“九一八”后，热爱乡土的东北同胞奋起反抗，日军到处镇压疲于应对。在此背景下，日本守备队于平顶山大开杀戒，目的重在打击义勇军、摧毁民众反侵略之信念，至于“私通”，更像欲加之罪。涉及惨案，日军态度独断、蛮横，所依仗者，乃其在东北的强势及对证据之破坏。加害者含糊其辞，受害者详诉血泪，结合张荣久证言与汉特的报道，触目惊心的平顶山惨案依然呈现出来。
二、平顶山惨案的文学重述
联系中、美、日三方媒体言说，平顶山惨案前后经过及部分细节变得相对清晰，基于这些信息，文学介入了对该事件的描绘，由此也赋予了历史更多内涵。
1933年9月，胡水波创作短篇小说《平顶山》[注]，围绕大屠杀这一基本事实展开叙述。作品开篇即村民上山一幕，基调黯淡、忧郁：“大脚的，小脚的，大肚子的，营养不足的女人；黄脸的，给乌黑的煤染得乌黑了的，瞎眼的，胳膊粗强的，断了胳膊的，伛偻着的男人，像鬼推磨似的走着走着。”步履蹒跚的行列里不乏老弱残疾，瘦弱的身形、肮脏的脸孔勾勒出农人病态的模样，暗示着日军治下苦难的民生。人人鬼鬼的群像令人心酸，阴冷、肃杀的自然景象使悲剧氛围愈发浓厚：“天是阴沉沉的，虽然不曾刮着大风，可是灰黯的天空里却堆着阴云，这气候和天色也够凄惨，何况又是漫漫长漫漫远的，那里没有人家也没有人迹”，“山是静着的”，“树木也是死的，死得像披了缟素在白皑皑的雪光下闪烁”。暗云低垂，萧索长路似往黄泉，山寂木枯，雪白刺眼浑如丧服。沿途景物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射，从而烘托人物内心的压抑、恐惧。
作者采用全知视角，因此，其笔下村民也预感到死亡威胁，不过，作者眼中，他们可怜亦可悲：“他们老早没有自己的主意”，“他们只像送到屠场去的猪一样背上有一根粗暴的棍子鞭打着，鞭打着他们去送死”。与上述情节不同，现实中，张荣久等村民事先不晓日军阴谋，因而路上或生疑虑却未有赴死的悲情体验，作者这样编排未尝不含有刺激国人反日意识的考虑。循此思路，待宰的“猪猡”在遭受日本兵踢打、辱骂后，终于萌生了斗争的念头：“横竖是没命了，什么拍中国人的照相，还不是鬼子的恶念”，“先下手为强，咱们有这些有蛮力的人难道还像刚才被抓住那样害怕吗？那样懦怯吗？呸！滚你妈的，数百个瞄准了枪口搜索的大队虽然斗不过，但做掉数十个捏着枪走路蹒跚的矮鬼总还不是费力的事，挺着胸脯等死是没用的，咱们还是干一下吧！”被日本兵恶劣言行点燃了怒火的人们骚动了，“那些被掳着，被驱送着的汉子，都不顾命的赶来了，有的抢着了刺刀，有的抓住了枪杆，没命的厮杀，没命的抵抗”。
故事发展至此，再次突破事实。一方面，村民在行进中未生暴动，另一方面，幸存者对日本兵也没有多少具体描绘。作者虚构村民暴动应出于义愤，不过，作品中骄横日本兵之原型却非无迹可寻。大刀会袭击发生后，日媒《抚顺月刊》就该事采访了部分守备队、防卫队成员，谈及战斗，这些士兵兴奋异常：“同志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斗志旺盛，为了看到战斗的场面而坐立不安，那里边热血沸腾的真锅(东乡)，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说，这样的战斗难道能够等待吗？于是拔出刀鞘中的日本刀，率领一个小队投入了第一线，进行了奋力战斗”。
交火后，日军抓获义勇军俘虏，“(长官)命令‘刺死他！刺死他！’可大家怎么也不刺，也许嫌麻烦费事，(长官)就用手枪打了两三枪之后，再次命令‘刺死他！刺死他！’这时一个人首先用刺刀穿刺，一旦有一个人用刺刀刺杀，另有其他三、四个人就争先恐后地用刺刀将其杀死了。再往后就不断地有人用刺刀刺，已经不再需要命令了。”[注]察其言观其行，日本兵狂热好战、凶狠冷酷的一面跃然纸上。此类报道兼之惨案本事成为作者想象、描写日本兵的主要依据，其中或有矮化，借此，国人对日军之印象也可见一斑。村民暴动的插曲推动情节走向高潮，至此，村民们反抗的情绪已无法遏制。“数千只的嘴里都在咒骂了”，“你能够赚计杀害咱们平顶山煤矿区城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你也有本事赚计杀尽咱们全中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吗？”“他们这些善良的无罪的生命，大概也知道末日之将临，虽然也有最少最少，懵懂着的还懵懂着。可是大多数不糊涂的不浑噩的人，差不多早知道自己仅有的力量，虽然是没有组织没有军火的那样微薄的，可是毕竟还可以在灭亡就在眉睫的辰光死中去求生！”卒章显志，作者将大屠杀来临之际村民的慌乱、惊恐置换为英勇不屈，他们在死亡面前悲壮的呐喊更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全民奋起抵抗侵略的主旨呼之欲出。
话平顶山事，胡水波虚实结合。作品保留大屠杀之事实，意在揭露日军罪行，白骨漫山，东北同胞的血泪万难尽述；文章增加村民反日情节，实为激发国人斗志，日军横暴，拼死一搏家国方有一线生机。依据惨案建构民族主义文艺，宣扬反日救亡，胡氏有的放矢。平顶山惨案引发文坛关注，同样以其为创作题材的还有芝冈的叙事诗《平顶山》[注]：
这里是平静的村庄，麦田里风吹麦浪，大路上人来人往，小溪边放着牛羊。
也不知几历春秋，小溪之缓缓地安流，傍晚看西畴日落，晨起看东山霧收。
雄鸡在小院里高吟，篱落间狗吠生人，田野中互答的村歌，是每岁丰收的好音。
这一年又到了中秋，田家都祈祷神庥，陈列了果饼香盘，拜一轮皓月当头。
这皓月升到中天，满村户户同看，男妇饮团圆美酒，小儿穿新的衣裳。
月放出异样光明，人间早到了夜深，看月的都入了睡乡，猫头鹰在月下飞鸣。
一阵阵飞，一声声啼，从村东飞到村西，咒遍了全村的灾祸，又投身向古木枯枝。
月华向天际沉沦，秋虫在草际低吟，篱前惊醒了睡犬，吠曙天行露的村人。
又一天美好的秋阳，村庄里充满了平康，桂花在篱边开放，风吹来阵阵放香。
这村里有一位巫婆，她穿起神秘的黑衣，说村里要谨防厄难，“听，昨夜又夜猫长啼”。
但农人在田里耕田，农妇在家中煮饭，路上有行人往来，屋旁有儿童唱歌。
不多时日到中天，屋上又腾起炊烟，在鸡鸣狗吠声中，有一个好音流传。
这好音传到村庄，老年人喜笑开颜，“噢，有前清便有后清，宣统爷要放恩粮。”
“真吗，我们真饿得眼青，今天也降下皇恩。”大家都恐后争先，向平顶山头行进。
大路上人海人山，每人都拿代携筐，老公公扶着童孙，大嫂子牵着儿郎。
希望在每人心中，眼前是平顶山峰，如小孩巴望新年，恨不能驾霧腾空。
忽一阵号声传来，大家多怀着鬼胎，日本兵从四面包围，树林中露出钢盔。
人群中起了喧哗，大家向山头乱爬，山头也排着日本兵，像一条挡路的长蛇。
翻译官向大众扬言：“你们真洪福齐天。来，快跪下先谢皇恩，照完像准放粮钱。”
大家都跪倒山头，喜和忧在心腔对流，忽听见“达达”的声音，照像机像几条怒牛。
“呵，快跑，那是机关枪。”一时间烟起弹飞，老幼哭喊。山头的尘土蒙蔽了日光。山谷中传出了哀鸣的回响。
三千条生命像锅里油条，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坳，这时节秋阳早已西下，只余光映射着山中的血槽。
诗歌前三节勾画山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节奏舒缓风格清新。往昔的平顶山村岁月静好，田野间麦浪金黄溪水清凉，院落里鸡犬安闲人丁兴旺，岁岁年年，好日子仿佛永世不变。时光跳跃，笔落案发前夜。作者一方面铺叙看似寻常的中秋节庆，延续先前画风，另一方面又通过月色、猫头鹰等自然元素暗示情节变换。行文至此，作者并未涉大刀队突袭事，代之以欢度佳节的场面，此情此景正可与第二天的突变形成巨大反差，从而使冲突更赋戏剧性。月淡星稀，虫敛迹犬惊跃，暗夜似生变。然而，日出如常，村庄好像仍然平静，未几，巫婆预言，故事蒙上神秘色彩。安宁午间，“好音”随炊烟传遍每个院落。
在这里，诗歌舍弃了日军入户赶人的一幕，事情依旧蒙着面纱，而来源不明的“好音”则凸显了农人的单纯与凶手的奸诈，并在谜底揭开后，对“阴谋”形成讽刺。向平顶山进发的人群充满希望，越是如此，其结局就显得愈发凄惨，而惨案制造者也就愈发可恨。日本兵突然出现令村民心生疑惧，平顶山事件的另一方终于露面。作者镜头里，一队日军似看不清面目的长蛇，但见一顶顶钢盔闪着凶光，如此处理，日军形象更显冷酷，同时也避免了因陌生而描写失真。故事尾声向事实回归，跪拜谢恩的谎言之后即是“图穷匕见”，枪声裹挟着哀嚎在山谷回荡，生命的绝响让人心惊肉跳。三千无辜就这般消逝，冷冷的夕阳下，只剩殷红，画面静止悲剧落幕。
同以惨案为表现对象，诗歌《平顶山》与胡水波之作各有特色。背景方面，胡作聚焦在案发当天，诗歌则将镜头前推，描绘平顶山村昔年景象。胡作中村民形容枯槁，诗歌里田园其乐融融，前者意在表现沦陷区民不聊生，后者则揭示美好的生活如何被毁灭[注]，观察视角或分远近，但目的皆在展示侵略者给东北民众带来的灾难。细节方面，胡氏对日本兵不乏言行样貌的刻画，漫画式的笔法中充满鄙视与愤怒；诗歌对日军一笔带过，却也点出他们的可怖与强横，夸张抑或虚化，作家眼中，日军正是残杀的代名词。至于情感特征，胡氏出语愤激爱憎分明，其时民族话语之高涨也可见一斑；芝冈则表现克制，作品较少情绪化，对暴行之谴责不露声色。从胡水波的呼号到黄芝冈的低吟，“平顶山”叙事基调发生变化，这其中除了作者年龄、身份等因素影响外，是否也表明部分国人对如何解决中日矛盾看法渐趋理性？
三、从创伤文学到创伤记忆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拣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注]平顶山惨案发生不久，受害者的累累白骨就被日军匆忙掩盖。虽则证据被毁，国内外报刊依然出现了惨案的相关消息。这些文字或由幸存者回忆大屠杀经过；或由第三方记者走访现场采写见闻；同时，部分日媒也间接透露出惨案的一鳞半爪。借助各方言说，惨案原貌初见眉目。其时，在日军封锁消息的不利环境下，上述报道更显珍贵，而这也成为文坛关注、表现平顶山惨案的基础与依据。以平顶山惨案为主题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等。激于民族感情，胡水波通过虚虚实实的创作，强烈斥责日军暴行，高调宣扬反日思想，热血青年的家国之痛可见一斑。
东北沦陷日久，加之敌强我弱，国内抗日言行渐趋理性。或基于此，黄芝冈的吟咏多平静的叙述少情绪化的评判，全篇感情深沉暗含抗日思想但火药味则被隐去。这些围绕“平顶山”展开的书写，强化了国人的创伤记忆，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培养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民族主义话语一时高涨。
文学总与孕育它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诸如《平顶山》等记述民族创伤的作品就由历史催生，问世后又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十四年抗战时期，大量平民遭日军杀害，家国山河满目疮痍，《平顶山》等“创伤文学”应运而生，它凝聚了牺牲者的血泪，也控诉了施暴者的罪行，国人通过它激发力量，也借此反思战争，它是国家的受难史，更是民族抗争的记录。作为一种叙事，“创伤文学”或许包含想象与虚构，这就使它不能与史实完全等同。然而，它的想象、虚构亦是时代产物，折射出国人其时的思想与情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真实？鲜活、丰富的“创伤文学”因其对基本事实的坚守久而久之化为我们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而通过对它的考证、分析，走进现场触摸历史又未尝不是一种可能。
平顶山惨案给抚顺同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日后，《平顶山》等的创作、传播及其他相关活动使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战后不久，中方着手调查、审判日本战犯，平顶山惨案再次引起关注[注]；1950年代后，抚顺地方政府为惨案遇难者举行了公祭仪式并陆续建起纪念碑、纪念馆[注]，惨案为更多人所知晓；“1980年代后，通过在地域间进行的访谈调查，战争记忆再一次被挖掘、记录和公开”[注]，对杨占有等幸存者的走访即于该阶段展开， 聆听一段段血泪控诉，惨痛的过往如在目前。
中国作家关于平顶山惨案的书写，参与了国人战争记忆的建构。“日本是近代以来伤害中国时间最长，使之形成伤痛最剧烈的国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释然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通过教科书、图书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以亲历者的回忆、访谈、纪实、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立体地、多维地传达给民众，遂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中国政府长期主张中日友好，依照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强调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一个民族的记忆难以轻易改变”。[注]当然，时过境迁，旧事重提非为“报仇雪恨”，乃是提醒后人面向未来珍爱和平，勿让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赵伟，男，文学博士，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同年12月23日，《申报》以“日军在抚顺屠杀惨状 美记者汉特氏亲往调查”为题，全文转发汉特报道，《大公报》则在前一日发表了对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张荣久的访谈，于此稍早，《时代公论》也就该案亮明观点。
一、媒体对惨案真相的还原
平顶山等村何以遭遇灭顶之灾？“缘当九月中旬进攻抚顺之义勇军，曾通过该区，是项攻击，使日方损失三十五万元，并杀日人数名，故即对于此处村落，施行报复手段”[注]。义勇军“是项攻击”确给日人造成不小冲击。
9月16日，日媒《抚顺新报》发行号外描绘战况称：“9月15日夜间11时50分，突然出现在西龙山的大刀会匪，首先袭击了杨柏堡火药库，接着袭击了东乡煤矿、杨柏堡公司职员住宅和华工宿舍，烈火以燎原之势将杨柏堡煤矿事务所、东冈煤矿事务所、老虎台煤矿事务所烧毁，情形如同地狱一般”。突如其来的袭击“致使十数名日本人死伤或战死，以致酿成空前的大事件。煤矿熊熊燃烧的火焰，一阵阵震响轰鸣的的枪声、炮声，良民发出的地狱般嚎叫声，悍匪发出的喧嚣声，军警防卫队发出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深夜，火舌四窜，枪声、吼叫益发惊心，人马杂沓之际，日军反扑，“刚一接到上边的情报，就在川上队长的指挥下全员出动，首先与栗家沟的敌人遭遇，将这股敌人追击到杨柏堡方面，在这里，敌人凭借杨柏堡煤矿顽强地与我军交战，守备队立即将敌人包围，发动了总攻击，毙敌20余名，并紧追逃跑之敌。”[注]该文通过视听刺激渲染了紧张、混乱的战斗场面，在烘托日军形象、功绩的同时，大刀队之顽强及日人内心之震动于字里行间皆有体现。此番战斗不仅令日人惊恐、恼怒，附近民众亦印象深刻。
当晚，平顶山村民杨占有睡梦中听到响动，“爬起来往窗外一看，一群群的人，手拿梭镖、大刀，身穿土布衣，头上包块布，从平顶山大街上疾步而过，也有二、三个人抬一个土炮，扛一个大扎枪，还要少数骑了马的。头一回看见了这样的一帮人”。陌生的队伍未强迫村民加入，“他们不惊动老百姓，敲敲老百姓家的门，人家不搭理也就走了”[注]。居民藏躲，人群离去。“一会儿栗子沟的把头店着了火，又一会儿腰截子的日本街也着了火。这时我有一点明白了：恐怕就是最近以来所传闻的救国军、大刀队来杀鬼子的吧”。[注]闭门不出的村民与大刀队似未有多少关联，但对其行动或有耳闻。[注]
“九一八”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屡扑屡起。“1932年9月，抚顺东部山区自卫军李春润部决定光复抚顺，为的是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向世人表明：中国人绝不甘心被日本奴役，要反抗，要斗争。9月15日晚上，李春润所属的第十一路军(大刀队)在司令梁锡福的率领下冲入抚顺老虎台地区，打死五名日本人，打伤了六名日本人，烧毁了老虎台采矿所、杨柏堡采矿所的一些采煤设施。后因日本军队火力太猛，大刀队被迫撤出抚顺市区”[注]。一夜间，大刀队来去匆匆，村民躲避者多插手者少[注]。
然而，恼羞成怒的日军不肯善罢甘休，撤退的义勇军踪迹难寻，其经过的村庄就成为泄愤的对象。[注]9月16日，日军一部开赴平顶山、栗子沟等地，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当地村民不明所以。
平静的山村突然喧嚣，几个小时生死剧变，平顶山等村的男女老幼到底经历了什么？对此，《大公报》采访了幸存者，其文直以第一人称口吻出之，真实、自然、生动、鲜活。据张荣久描述，午饭之际，凶悍的日本兵挨家赶人，强使村民马上到指定地点集合。栗子沟“全村里的人，一个个扶老携幼，在一队日本兵押解之下，向平顶山而行。行到平顶山时，看见平顶山村的人，早就在那里三五成群，围坐起来了”[注]。不久，“又来了六七百庄稼人，有女人怀抱着小孩，有受人搀扶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由日本兵押着，来到这平顶山沟来了，原来是千金堡的人”。
报复地方，平顶山首当其冲，妇孺亦不能免。拘押村民，日军推推搡搡连哄带骗，其对待东北民众之态度也略见一二。村民蒙在鼓里，刽子手准备就绪，“忽然听见一声哨号，就看那些押解我们来的日本兵，及押解其他村民的日本兵集合起来。又一阵口令声，便在我们的四周分开，当中那几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就对我们说，‘现在皇上要分给你们钱，你们一个个跪起来谢谢恩，待我们先给照个相，然后来领赏’。”日军操控下，“皇上”粉墨登场，而所谓“照相”则欺乡民无知。
行凶者或恐村民辩解、反抗，编造谎言诱导众人束手就戮任意杀之，死难者终不知其“罪名”。日军阴谋得逞，光天化日，屠杀公然上演。“那些日本兵，正忙着在许多三脚架上，排布像圆筒似得，黑亮亮的东西。我们还以为是照相机，可是看见我们村里，有几个人一边立起来要跑，一边嚷着说，‘不好啦，日本人要放机关枪啦’。便看见我们想象的长筒照相机，乒乒乓乓冒出火光来，一时三千余人，在东奔西跑，呼天喊地，叫儿唤女的大乱，但是个个应声而倒。”“照相机”突然吼叫，村民愕然、惊恐继而绝望，近三千人同时遭难，现场尽是哀嚎、挣扎、尸体，血腥的场景在幸存者记忆中留下底片。为赶尽杀绝，机枪扫射后日军又以刺刀“查漏补缺”，逃脱者无几，其中，张荣久因昏迷而侥幸生还。当其苏醒，眼前似人间地狱，“四周都是尸体，有的仰卧，有的伏倒，满地都是些殷红的鲜血，我好容易挣扎起来一看，活人是没有一个了，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弟媳，我的兄弟，一个个死去已久，创口还在流血，我的儿子死的更惨，面目模糊，脑浆迸裂。我经过这阵惨变，我是疯子一样，傻子一般，自己也不知自己是人是鬼，是死了是活着”。
村人悉数被屠，房舍尽遭兵燹，家破人亡的张氏仓皇避难关内，然而，巨大的创伤使其梦魇缠身意志消沉：“我晚上常常在睡梦中起来狂奔，或是惊嚎。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也不愿意活着了”。惨死者不明不白，生还者怨愤难伸，“这就是满洲国国民所享的幸福，这就是无数东北人天天尝的滋味”。日军铁蹄下，国人朝不保夕，张荣久的遭际反映的不止是平顶山的悲剧，更是东北同胞苦难生活的例证。
惨案后不久[注]，第三方记者汉特到事发地探查，现场情景令人震惊。尽管日军刻意掩盖，其暴行之证据仍十分明显。在平顶山山坡，“只见遇难之农人妇孺所着农装之碎片为血所染，分散遭难地点，触目均是。一带新土隆起，均为新坟。以余鼻所闻，得证实该地系屠杀之场”[注]。斑斑血迹随处可见，腥气扑鼻闻者胆寒。农人多成冤鬼，村落只剩焦土。“夫中国之村落，本均甚喧哗，而该地则寂然无声，有如坟墓。男女妇孺，阒无一人。栋梁焚烧之灰烬，充满于为火焚成黑色墙壁所围之广场内，所有屋宇之惨状，均出一例。余曾进入某遭难民房，并在屋顶砖瓦，破碎杯碟弯曲之煤油桶(民众曾用作水桶)及已碎之灶神上行走，各民宅之天井，亦表示同样惨状，无一幸免者，两轮之车，则失其一轮，其一轮则已被焚毁，笨重之石臼为家庭必需品，亦为捣毁与被焚之木料相混。此死村沿冻河，惟有乌鸦惨然隐于烟筒中”。
借助记者细致地观察、记录，遭难村落之情形得以展现。日军肆意烧、杀，喧闹的山村化为死寂的废墟，砖残瓦碎梁烬墙黑，破损家什散落其间，透过它们既能想见村民日常的生活，更可感受日军报复之酷烈，今昔对比凄惨可怖。记者实地走访，查看现场的同时亦采集了幸存者证言。“遭难村落未死之中国农人，工人，及妇孺，所述该事经过，莫不相同。”有关日军召集村民、“照相”及二次屠杀等事，汉特所闻均印证了张荣久的说法，同时还增加了其他细节。例如，日军焚村，“有一老太太，为焚余之栋梁所压，彼不能逃，以致化为灰烬”，“彼处为沈婶婶，因不欲远离致在火炕上烤毙。”无辜老弱葬身火海，“此种可怕之惨闻，笔难尽述。”
日军滥杀平民手段残忍，为防事情败露，毁尸灭迹外，还安插眼线监视现场。“距屠杀场英里之遥，有一草舍，为一日本妇人所居，屋内安有电话一架，苟该妇人睹及有人在屠杀场，彼即通知抚顺之日本宪兵队”。诸如此类情节[注]，由于日军破坏现场并封锁消息，未必全获坐实，但通过汉特客观、详细的查访、报道可知，平顶山大屠杀的基本事实系“证据确凿，无容狡辩。”
惨案消息不胫而走，抚顺震动，事发地周边矿工大量逃亡，日军被迫出面解释。9月18日，煤矿矿长试图以布告稳定局势：“虽然被流言迷惑，人心不稳，但抚顺的军队、警察队、防卫队以及其他组织严加守备，而且，这些措施对于良民来说，断然承担了保护的职责，并不是违法的，所以华工要放心就业工作”。[注]尽管日方未正面回应，但从“流言”、“并不违法”等遮遮掩掩的辞令见惨案端倪。日军守备队长也于同日发声：“如今，满洲国成立，就在要变成共存共荣的安乐乡的时候，大刀会的匪徒被迷信所鼓惑，胆敢骚扰破坏，而且这些刀匪在经过抚顺附近村落的时候，(村民)事先与刀匪私通，给予种种方便，或者引导带路，具有极端险恶的不法行为，以致造成了严重的事态。
对此，日本守备队进行了严厉的铲除，不过，日本守备队对于未行不法之事的人们，没有进行丝毫的严惩，而是加以保护、诱导他们不要害怕作恶之人，要放心地就业工作”[注]。村民“私通”大刀会，故招来“严厉的铲除”，此说既透露了平顶山遭报复的缘由，也间接表明了惨案的存在，只是日军眼中，其处置合理合法。从大刀队出击到平顶山村灭绝，前后至多半日，时间如此短暂，日军何以判定近三千村民皆有“极端险恶的不法行为”？倘不能一一定罪，其针对平民的杀戮又因何“并不是违法的”？致使近三千人死于非命，所谓“严厉的铲除”实乃毒辣的谋杀。真相难掩，露骨、霸道的强辩加重了当地人的疑惧，恐慌情绪持续发酵。
五天后，日方再发“安民榜”：“抚顺附近的村民与大刀会匪私通，对于敌人的攻击给予援助，成为敌匪的根据地，所以，对其不法行为进行了断然的裁决，不过，对于一般居民则承担绝对的保护责任，所以，一般的良民努力从业并不动摇，没有断然离开抚顺去避难的必要，如果附近的熟人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具有动摇的征兆的话，应当妥当地关照安抚。”日军重申罪与罚，并再三强调“断然的裁决”之正当性，这恰说明其“裁决”已受到严重质疑。惨案搅动舆论，当地百姓窃窃私语，“离开抚顺去避难”的潮流难以遏制。
通过上述惨案制造者的解释、受害者证言及第三方查访，平顶山大屠杀原貌浮出水面。虽日方禁止公开报道平顶山惨案[注]，但《抚顺新报》等日媒仍留下蛛丝马迹。针对屠杀引起的逃亡，日军公告给出了“铲除”平顶山的理由，试图以此安抚民心平息舆论，这就透露出平顶山事件的“前因”、发生及影响等基本信息。不过，造成惨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霸占东北之野心。“九一八”后，热爱乡土的东北同胞奋起反抗，日军到处镇压疲于应对。在此背景下，日本守备队于平顶山大开杀戒，目的重在打击义勇军、摧毁民众反侵略之信念，至于“私通”，更像欲加之罪。涉及惨案，日军态度独断、蛮横，所依仗者，乃其在东北的强势及对证据之破坏。加害者含糊其辞，受害者详诉血泪，结合张荣久证言与汉特的报道，触目惊心的平顶山惨案依然呈现出来。
二、平顶山惨案的文学重述
联系中、美、日三方媒体言说，平顶山惨案前后经过及部分细节变得相对清晰，基于这些信息，文学介入了对该事件的描绘，由此也赋予了历史更多内涵。
1933年9月，胡水波创作短篇小说《平顶山》[注]，围绕大屠杀这一基本事实展开叙述。作品开篇即村民上山一幕，基调黯淡、忧郁：“大脚的，小脚的，大肚子的，营养不足的女人；黄脸的，给乌黑的煤染得乌黑了的，瞎眼的，胳膊粗强的，断了胳膊的，伛偻着的男人，像鬼推磨似的走着走着。”步履蹒跚的行列里不乏老弱残疾，瘦弱的身形、肮脏的脸孔勾勒出农人病态的模样，暗示着日军治下苦难的民生。人人鬼鬼的群像令人心酸，阴冷、肃杀的自然景象使悲剧氛围愈发浓厚：“天是阴沉沉的，虽然不曾刮着大风，可是灰黯的天空里却堆着阴云，这气候和天色也够凄惨，何况又是漫漫长漫漫远的，那里没有人家也没有人迹”，“山是静着的”，“树木也是死的，死得像披了缟素在白皑皑的雪光下闪烁”。暗云低垂，萧索长路似往黄泉，山寂木枯，雪白刺眼浑如丧服。沿途景物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射，从而烘托人物内心的压抑、恐惧。
作者采用全知视角，因此，其笔下村民也预感到死亡威胁，不过，作者眼中，他们可怜亦可悲：“他们老早没有自己的主意”，“他们只像送到屠场去的猪一样背上有一根粗暴的棍子鞭打着，鞭打着他们去送死”。与上述情节不同，现实中，张荣久等村民事先不晓日军阴谋，因而路上或生疑虑却未有赴死的悲情体验，作者这样编排未尝不含有刺激国人反日意识的考虑。循此思路，待宰的“猪猡”在遭受日本兵踢打、辱骂后，终于萌生了斗争的念头：“横竖是没命了，什么拍中国人的照相，还不是鬼子的恶念”，“先下手为强，咱们有这些有蛮力的人难道还像刚才被抓住那样害怕吗？那样懦怯吗？呸！滚你妈的，数百个瞄准了枪口搜索的大队虽然斗不过，但做掉数十个捏着枪走路蹒跚的矮鬼总还不是费力的事，挺着胸脯等死是没用的，咱们还是干一下吧！”被日本兵恶劣言行点燃了怒火的人们骚动了，“那些被掳着，被驱送着的汉子，都不顾命的赶来了，有的抢着了刺刀，有的抓住了枪杆，没命的厮杀，没命的抵抗”。
故事发展至此，再次突破事实。一方面，村民在行进中未生暴动，另一方面，幸存者对日本兵也没有多少具体描绘。作者虚构村民暴动应出于义愤，不过，作品中骄横日本兵之原型却非无迹可寻。大刀会袭击发生后，日媒《抚顺月刊》就该事采访了部分守备队、防卫队成员，谈及战斗，这些士兵兴奋异常：“同志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斗志旺盛，为了看到战斗的场面而坐立不安，那里边热血沸腾的真锅(东乡)，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说，这样的战斗难道能够等待吗？于是拔出刀鞘中的日本刀，率领一个小队投入了第一线，进行了奋力战斗”。
交火后，日军抓获义勇军俘虏，“(长官)命令‘刺死他！刺死他！’可大家怎么也不刺，也许嫌麻烦费事，(长官)就用手枪打了两三枪之后，再次命令‘刺死他！刺死他！’这时一个人首先用刺刀穿刺，一旦有一个人用刺刀刺杀，另有其他三、四个人就争先恐后地用刺刀将其杀死了。再往后就不断地有人用刺刀刺，已经不再需要命令了。”[注]察其言观其行，日本兵狂热好战、凶狠冷酷的一面跃然纸上。此类报道兼之惨案本事成为作者想象、描写日本兵的主要依据，其中或有矮化，借此，国人对日军之印象也可见一斑。村民暴动的插曲推动情节走向高潮，至此，村民们反抗的情绪已无法遏制。“数千只的嘴里都在咒骂了”，“你能够赚计杀害咱们平顶山煤矿区城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你也有本事赚计杀尽咱们全中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吗？”“他们这些善良的无罪的生命，大概也知道末日之将临，虽然也有最少最少，懵懂着的还懵懂着。可是大多数不糊涂的不浑噩的人，差不多早知道自己仅有的力量，虽然是没有组织没有军火的那样微薄的，可是毕竟还可以在灭亡就在眉睫的辰光死中去求生！”卒章显志，作者将大屠杀来临之际村民的慌乱、惊恐置换为英勇不屈，他们在死亡面前悲壮的呐喊更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全民奋起抵抗侵略的主旨呼之欲出。
话平顶山事，胡水波虚实结合。作品保留大屠杀之事实，意在揭露日军罪行，白骨漫山，东北同胞的血泪万难尽述；文章增加村民反日情节，实为激发国人斗志，日军横暴，拼死一搏家国方有一线生机。依据惨案建构民族主义文艺，宣扬反日救亡，胡氏有的放矢。平顶山惨案引发文坛关注，同样以其为创作题材的还有芝冈的叙事诗《平顶山》[注]：
这里是平静的村庄，麦田里风吹麦浪，大路上人来人往，小溪边放着牛羊。
也不知几历春秋，小溪之缓缓地安流，傍晚看西畴日落，晨起看东山霧收。
雄鸡在小院里高吟，篱落间狗吠生人，田野中互答的村歌，是每岁丰收的好音。
这一年又到了中秋，田家都祈祷神庥，陈列了果饼香盘，拜一轮皓月当头。
这皓月升到中天，满村户户同看，男妇饮团圆美酒，小儿穿新的衣裳。
月放出异样光明，人间早到了夜深，看月的都入了睡乡，猫头鹰在月下飞鸣。
一阵阵飞，一声声啼，从村东飞到村西，咒遍了全村的灾祸，又投身向古木枯枝。
月华向天际沉沦，秋虫在草际低吟，篱前惊醒了睡犬，吠曙天行露的村人。
又一天美好的秋阳，村庄里充满了平康，桂花在篱边开放，风吹来阵阵放香。
这村里有一位巫婆，她穿起神秘的黑衣，说村里要谨防厄难，“听，昨夜又夜猫长啼”。
但农人在田里耕田，农妇在家中煮饭，路上有行人往来，屋旁有儿童唱歌。
不多时日到中天，屋上又腾起炊烟，在鸡鸣狗吠声中，有一个好音流传。
这好音传到村庄，老年人喜笑开颜，“噢，有前清便有后清，宣统爷要放恩粮。”
“真吗，我们真饿得眼青，今天也降下皇恩。”大家都恐后争先，向平顶山头行进。
大路上人海人山，每人都拿代携筐，老公公扶着童孙，大嫂子牵着儿郎。
希望在每人心中，眼前是平顶山峰，如小孩巴望新年，恨不能驾霧腾空。
忽一阵号声传来，大家多怀着鬼胎，日本兵从四面包围，树林中露出钢盔。
人群中起了喧哗，大家向山头乱爬，山头也排着日本兵，像一条挡路的长蛇。
翻译官向大众扬言：“你们真洪福齐天。来，快跪下先谢皇恩，照完像准放粮钱。”
大家都跪倒山头，喜和忧在心腔对流，忽听见“达达”的声音，照像机像几条怒牛。
“呵，快跑，那是机关枪。”一时间烟起弹飞，老幼哭喊。山头的尘土蒙蔽了日光。山谷中传出了哀鸣的回响。
三千条生命像锅里油条，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坳，这时节秋阳早已西下，只余光映射着山中的血槽。
诗歌前三节勾画山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节奏舒缓风格清新。往昔的平顶山村岁月静好，田野间麦浪金黄溪水清凉，院落里鸡犬安闲人丁兴旺，岁岁年年，好日子仿佛永世不变。时光跳跃，笔落案发前夜。作者一方面铺叙看似寻常的中秋节庆，延续先前画风，另一方面又通过月色、猫头鹰等自然元素暗示情节变换。行文至此，作者并未涉大刀队突袭事，代之以欢度佳节的场面，此情此景正可与第二天的突变形成巨大反差，从而使冲突更赋戏剧性。月淡星稀，虫敛迹犬惊跃，暗夜似生变。然而，日出如常，村庄好像仍然平静，未几，巫婆预言，故事蒙上神秘色彩。安宁午间，“好音”随炊烟传遍每个院落。
在这里，诗歌舍弃了日军入户赶人的一幕，事情依旧蒙着面纱，而来源不明的“好音”则凸显了农人的单纯与凶手的奸诈，并在谜底揭开后，对“阴谋”形成讽刺。向平顶山进发的人群充满希望，越是如此，其结局就显得愈发凄惨，而惨案制造者也就愈发可恨。日本兵突然出现令村民心生疑惧，平顶山事件的另一方终于露面。作者镜头里，一队日军似看不清面目的长蛇，但见一顶顶钢盔闪着凶光，如此处理，日军形象更显冷酷，同时也避免了因陌生而描写失真。故事尾声向事实回归，跪拜谢恩的谎言之后即是“图穷匕见”，枪声裹挟着哀嚎在山谷回荡，生命的绝响让人心惊肉跳。三千无辜就这般消逝，冷冷的夕阳下，只剩殷红，画面静止悲剧落幕。
同以惨案为表现对象，诗歌《平顶山》与胡水波之作各有特色。背景方面，胡作聚焦在案发当天，诗歌则将镜头前推，描绘平顶山村昔年景象。胡作中村民形容枯槁，诗歌里田园其乐融融，前者意在表现沦陷区民不聊生，后者则揭示美好的生活如何被毁灭[注]，观察视角或分远近，但目的皆在展示侵略者给东北民众带来的灾难。细节方面，胡氏对日本兵不乏言行样貌的刻画，漫画式的笔法中充满鄙视与愤怒；诗歌对日军一笔带过，却也点出他们的可怖与强横，夸张抑或虚化，作家眼中，日军正是残杀的代名词。至于情感特征，胡氏出语愤激爱憎分明，其时民族话语之高涨也可见一斑；芝冈则表现克制，作品较少情绪化，对暴行之谴责不露声色。从胡水波的呼号到黄芝冈的低吟，“平顶山”叙事基调发生变化，这其中除了作者年龄、身份等因素影响外，是否也表明部分国人对如何解决中日矛盾看法渐趋理性？
三、从创伤文学到创伤记忆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拣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注]平顶山惨案发生不久，受害者的累累白骨就被日军匆忙掩盖。虽则证据被毁，国内外报刊依然出现了惨案的相关消息。这些文字或由幸存者回忆大屠杀经过；或由第三方记者走访现场采写见闻；同时，部分日媒也间接透露出惨案的一鳞半爪。借助各方言说，惨案原貌初见眉目。其时，在日军封锁消息的不利环境下，上述报道更显珍贵，而这也成为文坛关注、表现平顶山惨案的基础与依据。以平顶山惨案为主题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等。激于民族感情，胡水波通过虚虚实实的创作，强烈斥责日军暴行，高调宣扬反日思想，热血青年的家国之痛可见一斑。
东北沦陷日久，加之敌强我弱，国内抗日言行渐趋理性。或基于此，黄芝冈的吟咏多平静的叙述少情绪化的评判，全篇感情深沉暗含抗日思想但火药味则被隐去。这些围绕“平顶山”展开的书写，强化了国人的创伤记忆，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培养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民族主义话语一时高涨。
文学总与孕育它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诸如《平顶山》等记述民族创伤的作品就由历史催生，问世后又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十四年抗战时期，大量平民遭日军杀害，家国山河满目疮痍，《平顶山》等“创伤文学”应运而生，它凝聚了牺牲者的血泪，也控诉了施暴者的罪行，国人通过它激发力量，也借此反思战争，它是国家的受难史，更是民族抗争的记录。作为一种叙事，“创伤文学”或许包含想象与虚构，这就使它不能与史实完全等同。然而，它的想象、虚构亦是时代产物，折射出国人其时的思想与情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真实？鲜活、丰富的“创伤文学”因其对基本事实的坚守久而久之化为我们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而通过对它的考证、分析，走进现场触摸历史又未尝不是一种可能。
平顶山惨案给抚顺同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日后，《平顶山》等的创作、传播及其他相关活动使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战后不久，中方着手调查、审判日本战犯，平顶山惨案再次引起关注[注]；1950年代后，抚顺地方政府为惨案遇难者举行了公祭仪式并陆续建起纪念碑、纪念馆[注]，惨案为更多人所知晓；“1980年代后，通过在地域间进行的访谈调查，战争记忆再一次被挖掘、记录和公开”[注]，对杨占有等幸存者的走访即于该阶段展开， 聆听一段段血泪控诉，惨痛的过往如在目前。
中国作家关于平顶山惨案的书写，参与了国人战争记忆的建构。“日本是近代以来伤害中国时间最长，使之形成伤痛最剧烈的国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释然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通过教科书、图书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以亲历者的回忆、访谈、纪实、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立体地、多维地传达给民众，遂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中国政府长期主张中日友好，依照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强调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一个民族的记忆难以轻易改变”。[注]当然，时过境迁，旧事重提非为“报仇雪恨”，乃是提醒后人面向未来珍爱和平，勿让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赵伟，男，文学博士，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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