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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2019-10-02 10:09 《理论学刊》 2013年第7期 赵朗 1069
一、满铁附属地状况1905年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继承了沙皇俄国对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对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管理权等。俄国租借旅大地区时,称其地为“关东州”,日本仍沿袭了这一名称。关东州包括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和...

一、满铁附属地状况

1905年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继承了沙皇俄国对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对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管理权等。俄国租借旅大地区时,称其地为“关东州”,日本仍沿袭了这一名称。关东州包括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和貔子窝地区,总面积约3460多平方公里。关东州的统治机构为关东总督府,总督下辖两个师团和旅顺、大连要塞守备队,负责关东州的防卫和行政,并管理南满洲铁路事务。为了加强统治,1919年日本政府决定改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厅,专门管理该地区之政务,及南满洲铁路沿线之警务。同时,成立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官以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掌管关东州及在南满洲的陆军各部队,担当防卫关东州及保护南满洲铁路线路的任务。

在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支持下,1907年,日本在大连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名为商业股份公司,实乃推行“大陆政策”的殖民机构,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如果把都督府比做日本统治南满的大脑,那么,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就是它的大动脉。”[1](P258)自满铁成立后,日本即以经营铁路为手段,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据日本史料记载:1907年满铁所辖干线和支线,加上安奉线,总长1145.7公里,至1921年铁路总长已达为1344.5公里。此外,日本还把以上铁路改成寛轨和复线,称铁路沿线地区为日本“铁路附属地”[2](P206~211)。并将该铁路附属地和关东州“完全解释为是日本的领土。”[3]甚至在地图上,也涂成了同日本一样的颜色。日本所谓的“铁路附属地”,实际上不仅是铁路专用地,还包括满铁以霸占、强买、兼并、“商租”等手段攫取的与铁路无关的市街用地、矿区用地和工业用地等,故其面积不断扩大,据中国学者苏崇民统计:1907年铁路附属地为182.7平方公里,1931年猛增至482.9平方公里,1936年底更增至524.3平方公里[4](P364)。当时南满地区的城镇大都辟有日本附属地,各城镇被辟为日本附属地的面积大小不等,其中抚顺、奉天、鞍山、公主岭、开原、铁岭、辽阳、四平街、长春等城镇的附属地面积较大,熊岳城、安东、大石桥、昌图、泉头、盖平、烟台、瓦房店、海城、陶家屯、得利寺、苏家屯、营口、新台子、虻牛哨的附属地面积较小,但也都具有一定规模,日本满学会在《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一书中,曾列出1931年日本在满洲地区各城镇所辟附属地面积表格,可供参考:

1931年铁路附属地所占地面积比较表(单位:平方米)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图1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图2

资料出处:[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下册)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419—420页。

满铁在附属地内,无视中国主权,进行殖民统治,不仅非法行使行政管理权、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教育权等,日本还强行驻扎正规师团和铁道守备队,并不时越出附属地外,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满铁附属地实际成为盘踞在中国国内又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独立王国。

日本利用附属地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这种特权,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贩卖与走私鸦片毒品。

二、日本在满铁附属地鸦片毒化政策的实施

日本开始在关东州以及南满地区各铁路附属地从事贩卖与走私鸦片毒品的活动,其始作俑者是满铁第一任总裁(兼关东都督府顾问)后藤新平。后藤新平原为日本内务省卫生局长,曾在台湾“成功”地推行了鸦片政策,实现了台湾总督府财政经费自给,解决了财政来源问题。后藤新平到满铁任总裁后,便考虑在关东州也推行这种鸦片政策。鉴于当时国内外禁烟呼声的不断高涨,为减少舆论的压力,他没有像在台湾那样直截了当地推行鸦片政策,而是在“禁烟”的名义下,逐步地推行鸦片专卖政策,为日本当局所采纳。其主要做法如下:

1.日本在华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初期,采取鸦片经营个人特许专卖制

所谓“鸦片经营个人特许专卖制”,即对鸦片的种植、输入与毒品的制造、贩卖,原则上均由当局专办,但在具体执行中,实际上是由日本当局批准,并在日本当局的直接监督下,对个人或团体经营鸦片业务予以特许,日本当局从中收取高额特许费。1906年,日本首先将鸦片的制造和销售特许权给予华人潘忠国,后来改由日人石本鏆太郎专办。石本获取特许权后,在大连设立鸦片总局,利用大连自由港的方便条件,通过三井等日本财阀之手,从印度、伊朗、台湾、香港等地购买鸦片,使大量毒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关东州,并利用差价从中获取暴利。见下表:

鸦片输入价格与零售价格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图3

资料来源:[日]山田豪一:《满洲国的鸦片专卖》,汲古书院,2002年12月版,第15页表制成。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12年到1913年,鸦片的零售价约为进口价的3—4倍,从1914年到1915年鸦片的零售价为进口价的7倍以上,获得暴利,此后有所回落,但也接近5倍。实际上,鸦片总局自1913年以后,在关东州内贩卖鸦片的数量,仅占零售总量的一成左右,而将其余绝大部分鸦片走私到东北各地。

见下表:

1912—1917年度关东州内外鸦片贩卖量的比较表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图4

资料来源:[日]山田豪一:《满洲国的鸦片专卖》,汲古书院,2002年12月版,第15页。

石本鏆太郎不仅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内贩卖鸦片,还在大连设广膏局,进行加工制造鸦片膏,批发给在民政局登记的中间商及吸食者。

2.在大连中国人开设的慈善机构——宏济善堂设立了戒烟部

实行经营鸦片个人特许专卖制,从中抽取特许费,虽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但毕竟有一部分利润流入个人手中。1914年12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在大连中国人开设的慈善机构——宏济善堂设立了戒烟部。宏济善堂归属日本当局民政署领导,如此一来,宏济善堂在“戒烟”的幌子下,也获得了经营鸦片业务的特权。日本当局依然通过收取特许费的形式获取利润。宏济善堂的戒烟部,实际上成为由日本当局民政署直接经营的最大鸦片销售点。

戒烟部每年从伊朗、印度、土耳其进口大量鸦片,并将其批发给一百多个鸦片零售商。据陈觉先生统计:1914年关东厅从宏济善堂戒烟部获取所谓的“特许费”为 204,855日元,1915年为2,288,856日元,较上一年增长 10倍多,1917年达5,444,894日元,是1914年特许费收入的25倍多[5](P272)

3.成立鸦片专卖局,对烟馆实行凭证领烟的制度

如上所述,宏济善堂不仅本身经营鸦片业务,而且还将从国外进口的鸦片批发给附属地的一百余个毒品零售商,如此一来各地烟馆不断增多,吸毒人数不断增加,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遭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1924年,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鸦片会议,英国代表严厉斥责了日本在华“官民一体”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问题,中国代表也指控大连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与海洛因等麻药毒品的走私港,使日本代表十分被动,竟退席以示抗议。然而,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日本当局不得不思考对其鸦片政策作出调整。1928年7月,宣布撤销宏济善堂的戒烟部,同时又决定成立鸦片专卖局。该局成立之后,提出了减少各地烟馆,并对烟馆实行凭证领烟的制度。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限制了鸦片的销售量,实际上由于限制数量,反而使鸦片的价格暴涨,当局所获利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据日本学者山田豪一在《满洲国的鸦片专卖》一书中统计,自1915年至1930年,日本殖民当局所获利润达 33,739,109日元[6](P11)

三、日本获取鸦片毒品的来源及给东北社会造成的灾难

1.毒品的来源

日本在华推行鸦片政策的过程中,以关东州为中心,接收来自各方的鸦片毒品,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鸦片毒品供货来源和输送渠道。日本当局接收鸦片毒品的供货来源和输送渠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国外贩运至关东州,一类是由中国的鸦片产地贩运至关东州,最终都由关东州转运至满铁的附属地各毒品销售点。

20世纪20年代,日本当局主要从英、美、德三国进口鸦片,在进口鸦片时,皆以进口洋药为名,为规避海关的检查。关于这一时期从英、美、德三国进口鸦片的情况,李恩涵先生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东北的毒化政策》一文中,就此问题曾进行过列表说明,这里将该表格复制于此,以供参考:

1913—1918年日本从英、德、美输入的毒品量(单位:公斤)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图5

资料来源:李恩涵:《“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东北的毒化政策》,《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由此可见,自1913年至1918年日本当局从英、美、德三国共进口鸦片毒品为54749公斤,其中从英国进口鸦片毒品的数量最多,为48890公斤。

20世纪30年代,朝鲜、伊朗、土耳其等国家开始向中国输入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其中从朝鲜进口的毒品数量较大,其路线是从朝鲜咸境南道、咸境北道,又经日本浪人之手,从延边、安东两地流入伪满洲国内,最终到达关东州。王金香在《日本鸦片侵华政策述论》一文中,将这一时期朝鲜、伊朗、土耳其三国对华毒品输入情况通过表格的形式,予以说明,现转载于下,以供参考:

1913年—1937年朝鲜、伊朗、土耳其对华输入毒品数量表

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 图6

王金香:《日本鸦片侵华政策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日本除了从以上各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外,本国也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毒品。1915年,日本成功地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又从吗啡中提炼出海洛因,当时有四家大公司生产毒品。据日本学者山田豪一说:“1915至1918仅星制药一家公司制造国产吗啡约1万磅,即16万盎司,投入了通往中国走私渠道。该制药公司由而获得的利润,估计至少超过280万日元。”[7]至于日本向中国输入鸦片毒品的途径,主要通过邮递的形式来实现,据《东方杂志》记载:“在中国输送吗啡之最大机关为日本邮便局,盖此物系用小包运入,日本在中国所设邮局,向不准中国海关检查包裹邮件,海关仅得一通告,谓日本输入何物而已,物名尽属伪造。其实用此法寄至中国之吗啡,乃可以吨数计。”[8](P201—203)

中国东北的鸦片产地也是日本获取鸦片毒品的重要来源之一。尽管中国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禁烟,但在日本当局的暗中策划下,一些地区仍秘密大量种植鸦片。如历史上就有栽种罂粟习惯的热河地区,包括凌源、朝阳、赤峰等县;吉林的集安、通化;黑龙江的密山、虎林、饶河、绥芬河、东宁、富锦、宝清、桦川、同江及乌苏里江沿岸等地,偷种鸦片者很多。

日本当局将上述地区的鸦片,亦秘密运送到关东州,再经日本浪人、特务以及受日本人指使的朝鲜人之手,批发到满铁附属地。据当年在关东州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毒品的日人山内三郎披露:鸦片毒品的一手批发,二手批发,均由日本人负责,三级批发到零售则由朝鲜人承担。

2.毒品的生产

关东州既是日本当局的贩毒中心,也是在华最早的毒品生产基地。日本建立关东州不久,便在旅顺太阳沟佐仓町(现白山街2号)开设了鸦片加工厂,专门制作毒品“福寿膏”。福寿膏制成后,统一由专卖局销往各地。由于福寿膏供不应求,殖民当局还暗许一些日本烟贩在大连东寺儿沟、老虎滩等地,秘密开地下工厂,用烟土制造吗啡。为此,日本当局不惜重金,从日本聘请了制造海洛因的技师山内三郎,来此指导业务工作。他根据自身经历写的《毒品与制造——中日战争中的秘密武器》书中写道:“在中国制造海洛因,对于日本制药者来说还有一大益处,就是可以使用简单的器具,不需要宽阔的厂房。制造海洛因,除主要原料鸦片外,辅料无水醋酸、乙醚等也是应有尽有。因此,就是在小门小户的浴池车间,一天也能生产5—10公斤。技术上也很简单,虽说开始时需要有专门化学知识的人进行悉心的指导,但是,生手只要实习四五回,也就成为制造海洛因的高手了。”[9](P754)像山内三郎所说的制造海洛因的加工点,在关东州很多,产量也直线上升。日本在大连还用吗啡加糖精制成一种剧毒品——红丸,又名“枪上戒烟丸”,很快销往东北、华北及长江流域。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连地区被人们视为全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发源地。

3.毒品的走私

关东州既为鸦片毒品发源地,日本当局便以其为中心,向满铁附属地乃至中国各地进行毒品走私活动。

日本在鸦片毒品走私活动中,除了上述的海路之外,在陆路主要使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邮局,将毒品打成小邮包,在其上标明“军用品”或“送日本军司令部”等字样,寄往各地。一种是利用铁路进行鸦片毒品走私活动。在铁路走私活动中,有些列车乘务员、乘警、餐车服务员甚至伙夫等也参与其间。当然鸦片毒品走私的主力军,是由日本浪人、特务、及受日本人指使的朝鲜人组成的贩毒团伙。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途径将毒品走私到满铁附属地。这里是不受中国管制的独立王国,即使触犯了法律,也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满铁附属地乃是毒品泛滥的重灾区。

居住在满铁附属地的日本浪人、地痞流氓和一些朝鲜人,大都以鸦片走私为主业,即使是日本工商业者,也有一些涉嫌毒品走私活动。据当时报纸报道:满铁附属地公主岭“迁来日本人五六家,在本街设小本营业,暗售吗啡。”[10]又满铁附属地奉天“大东关青云寺前胡同门牌一千零八十二号王姓,院内住有贾永祥者,其妻某氏素染烟瘾,且以贩卖熟烟为业,每夜总留一般黑藉中人往来其家,开灯供□□,肆无忌惮,有禁烟之责者盍查禁。”[11]又据史料记载:1930年11月29日,辽宁省昌图县车站分所长张鹤臣报告,有一名日人叫山田三郎乘车来本县贩运毒品被查获,经查搜烟土共三包,有二百七两[12]。以上三则事例分别反映了满铁附属地公主岭、奉天和昌图县的鸦片毒品地下走私活动的情形,然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当时鸦片毒品的走私活动既隐秘又猖獗。

满铁附属地的鸦片毒品的走私活动之所以具有既隐秘又猖獗的特点,这显然与日本当局在满铁附属地实际执行的鸦片政策有关。他们对辖区内的鸦片毒品走私活动之所以采取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态度,就是为了纵容和鼓励这种鸦片毒品的走私行为。在日本当局的这种态度的鼓励下,有些缉毒者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吸毒者。1914年1月23日的《盛京时报》曾登载一条《查烟员受贿》的消息,据报道:奉天“城庙董事会查烟员杜满堂、孟照袢,并不认真查烟,专以讹诈银钱为事闻,杜、孟二人昨在大南门里高茶馆吃茶,因见该茶馆执事人高某在后屋开灯私吸鸦片,该查烟员即同时向前抓获,高某见势不佳,乃出洋四十元,事遂作罢。”

4.毒品的泛滥

在日本当局的暗中策划和支持下,各满铁附属地烟馆林立,狼烟四起。在满铁较大的附属地,如沈阳、长春和安东等城市,烟馆都在上千家以上。目前我们可以通过当时发行的报纸和有关书籍,来了解上述城市的一些贩毒具体情况。据吴樵的《宽城随笔》记载:“在奉天,铁路区城内之情形与沿南满路线其他各该路区情形,如出一辙,伤风败俗之事……到处皆是,如鸦片烟馆、赌馆均不禁止,华人妓院公然吸鸦片,毫无顾及,凡所谓药房皆出售吗啡。”[13](P28)在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同其他的日本当局管辖的南满沿线各城镇的满铁附属地一样,黄、赌、毒肆虐,尤其是烟毒更加泛滥成灾,不仅在烟馆,而且在妓院和药店均有代售。对此负有管理之责的日本当局并不禁止,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显然是幕后操纵与支持者。又据《大公报》报道,沈阳的“南满车站有平康里,计妓寮五十六家,开灯供客,烟民视为世外桃源,至于各大客栈如天合东、天泰、悦来,盛奉台旅馆等,又有土贩常驻其间,每遇北来火车站,无论大宗或零星烟土,概归该土犯等分购,然后密运城内售卖,来源如是畅旺,无怪烟民不思戒除此毒害也。”[14](P502)当时的沈阳毒品泛滥之所以长年盛而不衰,有充足的供货渠道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那些提供货源的神秘毒品批发商——“土犯”大都是通过铁路来进行输送,天合东、天泰、悦来和盛奉台旅馆就是他们到沈阳常去的落脚点。另外,南满车站附近的平康里乃是一处妓院比较集中的地方,共有56家。这些妓院除了提供性服务之外,还备有烟枪,烟民将其视为世外桃源,俨然形成了一种休闲娱乐的文化。又据《盛京时报》报道:“小南关驿马站胡同住户夏福业,靴匠手艺,一家数口皆赖谋生度日。惟夏某素有烟瘾,近因烟价昂贵,遂打吗啡以抵其瘾,不料针毒大发,于昨日毙命,一家老幼无人供养,啼哭之声,惨不忍闻。”[15]居住在沈阳小南关驿马站胡同的鞋匠夏福业,是个家境贫寒的瘾者,由于烟价上涨难以承受,便去打相对便宜的吗啡针,不料顷刻毒发身亡,留下妻儿老小无人供养。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个受烟毒侵害的贫苦百姓最终结果的真实写照。

抚顺千金寨是当时东北地区远近闻名的毒窝。1905年,日本接受千金寨后不久,即有大批日本商人、浪人、地痞流氓和朝鲜人等进入这里。这些人与当地警察勾结在一起,在千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公开开设鸦片销售店、鸦片馆、吗啡馆等,即使是药店、旅店、商店、妓院和饭店等也都代卖毒品。当时千金寨的铁道南是毒品泛滥最集中的地带,这里吗啡馆林立,生意十分火爆。由于毒品吸食者大多为收入微薄的矿工,而吗啡和海洛因的价格相对较鸦片便宜,所以吸食吗啡和海洛因的人最多。据当时的《盛京时报》报道:“寨埠吗啡盛行,警察无法惩戒,其注射吗啡,均系穷苦之人,以吗啡能增长精神,可御寒冷。故逃生于一时者趋之若鹜。不意天气不正,乍寒乍暖,近又春气上升,吗啡毒发,遍身溃烂。由三月一日起至今毙命五十余名。均由警察所给棺掩埋,闻者无不惨恻。”[16]死于吸毒者多为矿工,他们收入微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染上毒瘾,尤其到了冬春之季,为了御寒,打吗啡以壮精神,然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遍体溃烂,毒发身亡。死后又无钱下葬,由警察所给棺掩埋,命运十分悲惨。即使这样,千金寨的瘾者仍然有增无减,据史料记载:1932年千金寨的鸦片瘾者有2000多人,到康德五年(1938年)鸦片登记时,千金寨的鸦片吸食人数已达5947人。抚顺各烟馆平均每月前来吸毒者共有35346人次,每天平均达 1178人,这不包括在家吸食者[17](P183)。人一旦染上毒瘾,虽倾家荡产,搭上性命,终难戒除,周围许多人非但不以为虑,反前仆后继,有增无减,致使吸毒者人数越来越多,这正是日本在华制定和实施鸦片政策的阴毒之处。

在日本实施的鸦片毒化政策之下,安东和长春等城镇的满铁附属地贩毒状况亦与此相类。对于这个问题,时常见诸报端。如1914年1月18日《盛京时报》称:“安埠无业游民尽在租界,浮居日久,债台高筑,衣物质当一空,有鸦片瘾者,打吗啡针抵瘾,迨至冬死亡相继,日昨七道沟见倒死一人,当报官验,闻系受打吗啡针之素者。”1914年5月1日《盛京时报》称:长春“东二道街文庙后,有倒毙之男尸一具,经该处住户宿某报知警区转报法厅检验时,见遍体有吗啡伤,知毒发身死,其年约三十许。”

不仅在东北各大城市有“路倒”现象,而且在各县城及乡镇也随处可见。对于这类事例,孙邦先生的《伪满社会》和马越山先生的《“九一八”全史》第四卷等书中皆有表述,此不再一一赘述。

四、结语

日本自1905年从沙俄手中攫取了辽宁的旅大地区、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后,便以旅大地区为出发点,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为网络,逐步推行和实施其鸦片侵略政策。日本实施鸦片侵略政策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筹措侵华军费。日俄战争中,日本曾消耗了巨额军费,战后日本当局在旅大地区及其满铁附属地实行殖民统治,建立行政机构和维持驻守军队的开销,又需要数目不小的经费。日本侵略者认为,若要在东北稳住脚跟,亟待寻求一种快捷而稳定的财源,受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启发,日本便看好了实施鸦片侵略这一卑劣做法。纵观日本实施鸦片政策的发展历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筹措军费,“以毒养战”,从而扩大对华的侵略战争。

第二,摧残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削弱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土地的那一天起,东北各族人民就不断地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的民众不断掀起了反日风潮。日本为了控制东北,一方面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另一方面采用实施鸦片毒化政策,使中国人在体能和精神上备受摧毁,逐渐丧失反抗意志。正如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后来所供:“鸦片专卖制度起到了使国民身心颓废,削弱反日本帝国主义力量作用。”[18](P813)伪满洲国国务厅次长谷次亨也交待说,日伪的烟毒政策具有双重作用,“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由此获取高额利润,以供给日本侵略战争。”[19](P687)使中国人民都成为东亚病夫和任人摆布的亡国奴。

第三,日本殖民当局之所以能够在关东州及其满铁附属地大肆贩毒,是因为有日本政府的庇护。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由海外输送到中国的鸦片毒品均可以畅通无阻。据史料记载:1926年11月21日,“中国官方获悉英太古公司沪州轮从香港私运烟土100箱到上海停泊,在江海关总务税司和英领事的保护下,竟然拒绝接受检查。理由是这批鸦片是运往日本占领下的大连的,并有香港总督和关东厅长官发给的护照。结果100箱鸦片顺利运到大连。”[20](P12)中国海关虽然明知英商船装有鸦片毒品,但摄于日本政府的淫威,亦无可奈何,只能免检放行。因而,关东州及其满铁附属地的贩毒活动方得以大行其道,成为鸦片毒品泛滥的重灾区。

综上所述,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关东州”地区为大本营,以“满铁附属地”为据点,利用大连自由港和“满铁附属地”这个拥有治外法权保护的独立王国,使毒品在中国各地泛滥,不仅获取巨大利润,而且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深重的灾难。这正是日本推行鸦片毒化政策所致。

对于日本当年在中国实施的鸦片侵略政策以及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危害,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是承认的,如学者仓桥正直在检讨过去日本自20世纪之初以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在台湾、关东州、满洲与整个其他占领区的毒品政策之后,认为制贩毒品实为日本战前与战时的“国家犯罪”。我们今天加强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是为了以史为鉴,只有敢于正视过去,才能正确对待现实,才能真正建立起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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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7-0103-06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日本在辽宁实施鸦片政策研究”(项目编号:LIIBZS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 朗(1960— ),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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