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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的抗日救国实践评析

2019-09-18 09:09 《长白学刊》 2018年第1期 张万杰 869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造成了中国民众特别是东北民众巨大的心理冲击,给其生活带来无尽的灾难。作为东北流亡群体的一部分,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对“九一八”事变及时做出反应,不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而且还参与到东北武装抗战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的抗日救国实践评析 图1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造成了中国民众特别是东北民众巨大的心理冲击,给其生活带来无尽的灾难。作为东北流亡群体的一部分,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对“九一八”事变及时做出反应,不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而且还参与到东北武装抗战中。以往对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投身抗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和西安事变前后,对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反应关注不够①。本文对此进行专题探讨,以此管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心理,评价其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性,从而使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史、十四年抗战史更为丰富和完整。


  一、救亡样态:组建团体与抗日宣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入关。东北的四所高校除了吉林大学外,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流亡到北平。在张学良、东北爱国人士及北平当局的帮助下,1931年10月,东北大学复校②,不久又收容了东北交通大学的学生,特设交通学院。1932年10月,冯庸大学复校,不久因经费无法解决,1933年并入东北大学。

  除了东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外,也有一部分东北中小学生随着家人或亲属流亡到关内。为解决他们的教育和生活问题,1931年12月,东北学院成立,因东北大学复校,1932年春东北学院改为东北中学。此外,东北成城中学、念一中学、知行中学、广安中学、东北难民子弟补习学校、东北交通职业中学、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等先后成立。他们与“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一起,共同构成东北流亡学生群体,成为东北流亡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及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的影响,青年学生满怀对国家民族的爱国之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反应敏感而强烈。爱国运动,通常是学生先行,继而唤起全国人民的支持,引发全国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流亡学生的特殊遭遇让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成为事变后反应最激烈的一个群体。他们深感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关头,必须自救。于是他们迅速组建起抗日救亡团体,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旨在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号召全国组织武装进行反抗,率先在全国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

  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是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组织保障,东北流亡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最先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东北学生组建抗日团体有着坚实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前,针对近代东北被日俄疯狂侵略的惨状,东北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希尧,与东北爱国知识分子阎宝航、车向忱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几个救亡团体。东北学生大量参与其中,共同抵制日货、禁毒等,在各种反日运动中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并积累了一定经验。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惊了全国,更激起东北学生的抗日怒涛。1931年9月21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3天,旅平的3500多名东北学生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组建了“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第一个反日学生团体,之后,辽宁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黑龙江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等相继成立。该团体发表反日宣言,在街头演讲,还深入平汉、津浦、陇海等线甚至绥远境内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进行筹组义勇军等各项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的抗日救国实践评析 图2


  9月25日,以东北学生为主体的“东北旅平同乡反日救国会”在奉天会馆成立,会长由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王化一担任。9月27日,在东北爱国人士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等人的积极联络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成立。与会者400余人中,绝大多数为东北学生。救国会是在之前组建的东北学生救亡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标志着东北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成立。救国会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2](P11)为宗旨,吸引了大量东北流亡学生加入并成为该团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东北大学学生张希尧、张金辉、宋黎、苗可秀、郑洪轩、宁匡烈、黄宇宙、高鹏等人都加入了救国会。张希尧为“东北学生中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3](P105),是东北学生界推选的救国会的执委之一。郑洪轩、刘韶九为宣传调查部干事,宋黎、黄宇宙、张无畏后来也加入了宣传部。高鹏担任了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

  东北流亡学生群体一直活跃在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他们组成各种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工厂、农村、学校中,以其自编自演的一些歌曲、舞蹈、话剧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还深入东北沦陷区进行宣传。1931年10月,东北大学学生在教师车向忱率领下,到绥中、兴城一带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值得称道的是,在得知国联调查团即将到来时,东北大学学生郑洪轩和刘韶九受救国会委派,到沟帮子、大虎山、北镇、黑山等地进行宣传,号召东北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抵抗,不能依靠国联,也不能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同时,他们还搜集了日军预谋侵占东北的罪证,通过东北爱国志士巩天民、刘仲明把这些证据交给调查团团长李顿[4](P27-28)。此外,他们还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等形式扩大影响。

  10月17日,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召集北大法学院及中学以上东北学生1500余人,不顾北平当局的劝阻,坚持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请政府出兵收复东三省”的口号,矛头对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会后组织队伍游行。东北流亡学生组织了几次爱国请愿活动,其中以1931年11月的请愿规模和影响最大。

  1931年10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敦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请愿团由628人组成,大多数为东北流亡学生。冯庸大学校长冯庸担任东北民众抗日请愿团的总指挥,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为副总指挥。11月5日请愿团发表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批判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国民政府与东北民众共赴国难。高崇民作为代表在请愿中质问蒋介石,“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中央何以对起东北人民”[5](P6),对中央政府提出强烈的质疑和不满。东北流亡学生群体通过请愿意识到,靠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已经成为泡影,只能靠武装民众进行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的抗日救国实践评析 图3


  东北流亡学生群体还声援和帮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东北大学学生黄宇宙、宋黎受救国会委派,出关联络义勇军,将救国会和张学良的委任状转交给义勇军,鼓舞他们抗日的决心和斗志。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响应救国会的号召,为义勇军筹款捐物,给义勇军以物质上的支援,尤其在声援马占山的活动中表现最为积极。他们在北平市各娱乐场所、街头巷尾等处募集了大量的现金和军用物资,动员爱国青年组织的“援马抗日团”奔赴前线,援助物质也纷纷运抵前线。他们与全国人民一起支援义勇军的救亡活动,给与义勇军精神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促使其发展壮大。

  到1932年夏秋之际,东北义勇军总数在30-50万人之间[6](P170),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与东北学生等各界的声援是分不开的。

  二、铭记国耻:对“九一八”国难的纪念活动与反思

  “九一八”事变让东北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是东北人无法忘却的痛楚。在“九一八”的纪念周月或周年,东北流亡学生响应救国会和校方的号召,将其作为国难和耻辱,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对“九一八”事变进行深刻的反思,其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

  东北流亡学生率先在全国举行“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活动。救国会规定每月18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发表专题演讲,控诉日军的暴行,呼吁尽快收复东北失地等内容。1931年10月17日、18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周月前,1500多名东北流亡学子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规模游行,队伍经西长安街、西单西四牌路、新街口、西直门等处,一路抗议日军的侵略暴行,提醒民众勿忘“九一八”,勿忘国耻。这开启了“九一八”纪念活动之先声,表达出东北流亡学生要求收复东北老家的迫切心情,客观上也促使国民党政府加紧进行对日交涉,早日解决东北问题。

  ②1931年10月,东北大学初步复校,但因无校舍,学生送往他校借读,全校正式复课时间为1932年4月10日。

  除了各种纪念活动外,东北流亡学校创办的校刊,以及救国会或东北流亡人士所创办的报刊中,都注重对学生的“九一八”国难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如救国会常委、东北中学校董高崇民特撰文《东北魂》,发表在东北中学校刊第11、12期合刊中。他论述道,“吾东北人,田园庐墓,为日占领;宗族戚友,为日离散;父老兄弟诸姑姊妹,为日侮辱,是亦无贵贱贫富,无文武党派,无老幼男女,一朝变为同等境遇,同等资格。凡有血气者,莫不同仇,‘九一八’前个人间之是非恩怨,新旧派别,自当一扫而空,岂复容挟以相猜?”认为,东北已失,东北人必须要有国家观念。

  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之魂未易言,而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之魂显可见。把“九一八”后东北流亡群体精辟地总结为“东北魂”,“东北有魂,东北不亡”“斯魂也,行将感动全国,为全国人民收复东北之先驱,全国动员以之感动世界,世界必予吾国人以奋斗之机会,东北之收复,要在不失机会而已。”[10]东北中学学生于绳武撰文《敬告东北青年》其中写道:“我们东北青年,唯有将整顿社会改革内政之志愿暂时抛开,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力量,从事于解除国难抗日复土之工作上”[11],为东北学生指明了前进方向,此外,救国会宣传部创办的《救国旬刊》等也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专门的纪念。如《“九一八”是个什么日子》一文中指出,“‘九一八’是中国灭亡的日子”“‘九一八’是新兴势力奋起的一日,是收复东北复兴中国的一日”[11],它激励和鼓舞东北流亡学生收复东北的决心和勇气。救国会常委王卓然等人创办的《覆巢》《东北通讯》等报刊杂志,呼吁东北流亡学生勿忘国耻,勿忘“九一八”国难日,随时准备以实际行动去收复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的这类报刊文章,以“九一八”事变为国耻,为东北流亡民众指明了复土还乡的方向,也吹响了他们“打回老家去”的前进号角。

  三、践行抗战:一支特殊的抗日学生军

  “东北青年,亡省最早,受敌寇压迫最久,痛苦最深,他们的抗敌情绪高涨,实属必然;而且他们有更深的仇恨,对抗战的决心与信念,是更坚决的。”[12]“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屈辱的东北流亡学生在流亡中践行抗战之志。他们自发地组建了东北学生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他们在国难来临之时,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特殊学生军。

  1931年9月24日,国民政府颁布《义勇军教育纲领》,通令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13]东北流亡学校在“九一八”国难之后创建,对该训令之响应最为积极,并增加了复土还乡、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内容。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冯庸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等都聘请教官对东北流亡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东北大学复校后,规定学生每天学习1-2个小时的军事课程,每日清晨要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步法、列队、卧倒、劈刺、射击等动作。

  1933年秋,东北大学聘任北平陆军中将参议高仁绂出任校内训练处主任,学生们被编为5个大队和3个中队,以日本式操练法进行军训。东北中学的军训更是可圈可点。东北中学实施军事化管理,作息以军号为例,每日下午安排军训课,聘请东北军的教官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程》《阵中勤务》等教程。东北中学学生配以东北军着装和步枪,出门时很容易被误当做是东北军的军人。

  东北中山中学因是国民党CC派所创建,其军训聘请的是中央军校教官。他们每日起床后举行升旗典礼,早操之后由训育主任率领同学跑5000米来锻炼体能。学生每周有两个下午按照步兵操典的要求进行训练,每周六下午则在东校举行联合大会操或分列式检阅。教官们还带领高年级学生们出征练习打靶。冯庸大学复校后,每日午前7-9点上军操,还学习军事学等各项技能。而且,这几所东北流亡学校都在暑假进行为期3到4周的暑期军事训练,东北大学与东北中学还进行过联合的军事演习等等。东北流亡学校的军训取得了显著成效。1934年4月,北平举行大学学生军的军训训练成果检阅,东北大学三校区均名列第一。在中等学校的军事训练检阅中,东北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成绩均获得好评。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锻炼了东北流亡学子的体能,学会了一些军事技能,为学生走向抗日战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九一八”事变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还有一部分东北流亡学生基于民族义愤,为保家卫国,组建了学生抗日义勇军,直接出关抗战。其中,张希尧组建的抗日学生救国军和冯庸大学义勇军影响较大。救国会执委张希尧动员东北流亡学生投笔从戎,直接回东北参战,报效国家。他在张学良和救国会的帮助下,于1931年11月组成一支40多人的抗日学生救国军。张希尧为总指挥,苗可秀任大队长,张金辉、宋黎等为重要成员,不久发展成二三百人的队伍。

  他们在江西会馆进行训练,以《满江红》为军歌,虽然没有军队编号,但按照军队的建制编为连、排、班,由东北军派来的两名教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学习战略战术课程,还学习射击投弹、肉搏技术、制造炸弹和爆破技术等近现代军事技术。由于需要紧迫,学生军只训练了两个月时间便被派往东北。学生军中大都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或无党派爱国青年[6](P138),到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很快成为了军事骨干。学生军大队长苗可秀担任了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改造训练军队,使东北民众自卫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辽南一支抗日劲旅。

  张金辉和戴昊等人在沈阳组织义勇军,不久又和宋黎等一起建立“中华青年抗日铁血团”,在辽西地区开展抗日活动;赵桐、赵伟在岫岩组织起百余名的学生团、抗日救国会;1934年,苗可秀、赵桐在辽东义勇军低潮时期重树旗帜,以原学生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少年铁血军”,他们直接与日伪军作战,沉重地打击了其嚣张气焰。

  除了张希尧的抗日学生救国军外,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当时也赢得了各界的赞誉。冯庸大学早就有创建义勇军的传统。在中东路战争爆发时,校长冯庸就组建了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亲任总指挥。他们以收回中东路求民族解放为口号,自愿做民族解放的先锋,虽然没有正式作战,但开辟了“中国学生界的新纪元”[9](P184)。“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冯庸将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改为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号召冯庸大学学生共赴国难,报效国家。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100多名学生奔赴上海淞沪战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在浏河防线协助部队修筑防御工事,并与中央军并肩作战打退浏河湾登陆的日军。热河抗战爆发后,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30多人又从北平开赴凌源参战。他们携带飞机、汽车、枪弹、油印机、医药等设备,给驻守建平一带的冯占海义勇军以支援,并在叶柏寿一带与日军进行激战,副总指挥战韬、教师黄邵谷阵亡,3名学生被俘。同时,他们成立临时医院,收容、医治长城抗战中受伤的抗日官兵。冯庸大学义勇军投身抗日战场,表现了东北流亡学生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爱国情怀和坚强的战斗精神。冯庸大学校长冯庸毁家兴学、投身抗战的义举更为各界所传颂。

  四、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因其苦难和激愤率先行动起来,走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在流亡中进行各种抗战救国的努力,在其影响下,掀起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九一八”虽然是国耻日,但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奋起努力之始,流亡生涯让其收复东北、复兴民族的信念弥坚。他们以其拳拳的爱国之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和十四年抗战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基于民族义愤,是一种自发性行为,是民族觉醒的反映。但是他们毕竟年轻,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个人所处的困境中容易迷茫和困惑。最初他们得到张学良及东北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国民党、青年党、共产党等几个不同派别都积极对其进行争取,受此影响他们的思想状况及其抗日救国活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国民党为执政党,东北流亡学生最初将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试图依靠国民政府解决东北问题。他们要求政府停止内争,出兵抗日,收复东北。而国民党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方针,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从而遭到东北流亡学生的质疑和批判。国民政府唯恐学生运动影响太大,1931年末至1932年初,相继颁布对学生运动限制的法令,反对学生从事过激的抗日救亡运动,东北流亡学生运动受到了一定影响。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取缔一切抗日团体,救国会被国民政府解散,逮捕抗日人士,东北流亡学生救亡运动一度陷入低潮。齐世英、梅公任等国民党CC派趁机争取东北流亡学生,拉走一部分东北中学学生,创办东北中山中学。对比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宣传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东北流亡学生的认同,是促使其救亡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在抗日救国的同时,还奉行“左”的苏维埃政策,致使东北流亡学生的救亡活动一度失去方向。青年党因冯庸大学秘书长、救国会常委霍维周在东北学生中的影响,发展了一批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及一些东北流亡青年加入了青年党,如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党员。

  1933年4月,霍维周等1500多名党员不满青年党政策,宣布集体退党,另组国社党,青年党在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威望大打折扣。而霍维周组建的国社党既反对国民党,也反对共产党,随着1934年霍维周被暗杀,其影响力也逐渐降低,1935年被国民党解散。综合来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在故乡沦陷、国破家亡之时积极做出反应,投身于救亡大潮之中,但是受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等各个派别的影响,思想不能达成统一,又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指导,所以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救亡活动虽来势凶猛,却没有得到持久的发展,其影响力没有“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样深远。

  虽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在义勇军的组建过程中给予巨大的声援,功不可没,同时也为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来临提供了有益借鉴。4年后,北平学生汲取其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呼百应,得到全国民众的巨大声援。故将“九一八”后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称之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前身也不为过。

  注释:

  ①相关论文主要有:见拙文:“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对西安事变的影响”,《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王坤:“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08年第4期;金恒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特点及作用研究”,《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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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郑洪轩.回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Z]//沈阳文史资料(13).(内部出版)1987.

  [5]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Z]//李剑白.抗日救亡运动资料.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6]温济泽.“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抗日运动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7]京报[N].1932-02-19.

  [8]梁雪尘.一点感想[M]//李剑白.流亡青年的脚步.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9]张文琪,等.冯庸评传[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

  [10]东北中学校刊(11.12)[J].1934-09-28.

  [11]威州.“九一八”是个什么日子[J].东北民众救国会宣传部.救国旬刊,1932-09-18.

  [12]石光.东北青年之路[J].反攻半月刊(8-4).

  [13]中央日报[N].1931-09-25(4).

  [作者简介]张万杰(1974-),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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