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与留日教育——以南满中学堂为例
2019-10-24 20:17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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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第一中学堂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昌街13号，现在是东北中山中学。（瑞雪烹梅提供） 满铁既是近代日本侵华扩张政策的产物，又是其侵华扩张行动的工具，从1906年6月至1945年9月盘踞中国近40年，与近代中日关系密切相关。战后被遣散回日本的满铁职员，大多具有...
南满第一中学堂
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昌街13号，现在是东北中山中学。
（瑞雪烹梅提供）
其中，中日学者颇为关注满铁的殖民教育活动，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②。不过，满铁限制发展中国东北的中等教育，至1917年3月才创办其唯一一所主要接受中国学生的中学——南满中学堂，且以推行留日预备教育为主。目前，虽有一些研究成果或学术资料涉及南满中学堂[1]155-180，但对于满铁以南满中学堂为支点而实施的留日教育，以及满铁与日本政府对留日教育的态度和关系，尚缺乏足够关注。故而，笔者拟从满铁的殖民教育入手，以南满中学堂为例，梳理满铁留日教育史实，分析满铁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异同，探讨满铁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史上的位置与作用。
一、满铁教育与南满中学堂
满铁成立之初，虽根据日本《政府命令书》在其附属地内建设“土木、教育、卫生等有关的必要设施”[2]21，但总体而言对中国人的教育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态度。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太热心创办接受中国学生的学堂。1904年12月，金州地方士绅筹款，与日军金州军政署合办小学堂，翌年更名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创办最早的公学堂[3]260。
1907年至1908年，满铁虽接管附属地内的五所小学，但其真正创办主要从事中国人教育的第一所小学，则是1909年开校的盖平公学堂，比“关东州公学堂金南书院”晚了五年。二是到1914年3月才公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附属地公学堂规则》，比关东州1908年第一次修订的《关东州公学堂规则》晚了六年。
尤其是首创之盖平公学堂仅仅具有“试验性质”，在成立之后并未公布《盖平公学堂规则》，而对其实施“德育”、传授“实学”、培养“良民”的宗旨，仅以内部“通知”的形式发布。三是满铁最初将中国人的教育限定为初等教育，不包括中等教育。即使南满中学堂，也并非普通的中等教育，而是“定位在预备教育”，且“以日语教育为主”[4]396。
满铁为何对中国人教育如此消极？首先，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以其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实际“经验”，认为过于发展殖民地教育，不仅不能收到疏导民心之效，反而容易种下民心不驯的“祸根”，但实行愚民政策又无法实现其殖民统治使命[5]207。于是，他对满铁附属地的中国人教育，没有任何整体规划或长远计划，而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无方针主义”。其次，满铁领导层认为满铁成立之初，经营状况不佳，各方面需要资金，反对满铁多元化经营，要求集中精力铺设铁路，改造原铁路线，大多不愿经办教育中国人的学校。
再次，满铁担忧创办教育中国学生的学校，将受到中国民众的抵制和中国政府的抗议。最后，一个潜在原因是日本从俄国手中“继承”旅大租借地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管理权，按照中俄《旅大租地协定》将于1923年期满，所以这种“不确定性”使满铁不愿在暂时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中国人教育问题上过多投入。1915年5月9日，北京政府被迫接受“二十一条”要求[6]1100-1113，同意将旅大租借地和南满、安奉、吉长等铁路管理权或托管权延长至99年，即1997年到期。此后，满铁对中国人教育事业有所“改进”，南满中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例。
满铁显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和提高中国民众的人口素质，而是出于扩张在华经营权益和殖民统治的需要。南满中学堂的主要创办者、首任堂长饭河道雄，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中国人建立教育设施，是为了普及日语，并通过普及日语培养亲日人才[7]6。
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满铁理事松冈洋右等人，指出开办满铁附属地内的中国人教育设施，既可以向当地居民征收建设“公费”，又可以培养满铁所需的各类人才，还可以打着“民族和谐”、“日中亲善”旗号，配合日本的侵华扩张政策。更关键的是，满铁若不经营中国人教育设施，则附属地内的中国儿童只能到附属地外的中国教育机构学习，而这些接受民族教育的中国学生返回附属地后，必将带来反日运动的“火种”[8]4。
鉴于此，满铁在附属地内开设一些专门教育中国人的公学堂，但又担忧过快发展中国人教育事业不利于其殖民统治，所以仅开设10所从事中国人小学教育的公学堂，5所规模很小的职业学校，2所日语学堂，1所中学(即南满中学堂)，另补助中国人承办的6所学校，根本没有针对中国人的高等教育机构。满铁附属地内的中国人欲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到日本的大学，或者“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内为日本人开办的大学去学习。
与为数有限、层次残缺的中国人教育机构相比，满铁在中国东北建立了颇为完备的日本人教育系统。为吸引日本移民扎根中国东北，培养服务满铁经营和配合日本侵略扩张的殖民主义者，满铁投入巨资建设日本人的教育设施。据统计，到1937年底，满铁在中国东北为教育日本人建立了47所小学，13所普通中学，5所职业实习所，3所专门学校，1所大学。由此，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小学入学率接近100%，略高于日本国内，而同期中国人的入学率仅为37.2%；满铁为日本女生设立了7所女子中学，总体升学率为50%，而没有专门接受中国女生的中学，只是从1924年开始每年接受10名左右的中国女生入学，前述日本女子中学，平均每班二三名，但绝大多数没有升学机会。
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大危机”和满铁经济“不景气”，使不少到中国东北梦想发财的日本人反而处于竞争劣势，出现了日本人失业率竟高于中国人的情况。满铁地方部学务课课长保保隆矣，认为这是满铁发展中国人职业教育的缘故，要求停办中国人职业教育[5]561。
奉天中学校运动会
（瑞雪烹梅提供）
1927年至1932年，满铁相继停办主要接受中国学生的营口商业学校、辽阳商业学校、熊岳城农业学校、公主岭农业学校、抚顺矿山学校等五所职业学校，改为接受和培养日本人的职业实习所。满铁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虽接受中国学生，但中国学生主要在大学预科或专门部学习，本科生仅为日本学生的1/10[9]227。这就是满铁在中国东北“发展”教育事业的实态。
南满中学堂只是为中国学生升入南满医学堂(1922年升格为南满洲医科大学)和赴日留学的预备教育机构而已。根据饭河道雄回忆，其提倡创办南满中学堂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欧美列强在中国东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刺激，使日本急于与之争夺中国人教育权；二是中国留日学生“素养太差”，留日“成绩不佳”，需要发展中等教育事业，做好留日预备教育，以培养合格的亲日人才；三是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小学毕业生的增多，必须设立相应的中学教育机构才能满足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10]185。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饭河道雄不愿或者不便说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的冲突，尤其是1915年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后，留日学生发起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和罢课回国运动，以致日本人开始反思为何中国学生“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日本的一些教育界人士和国会议员，纷纷呼吁加强中日教育合作，为中国学生改善教育设施和谋求改进日语教育的方法[11]121。1917年3月，满铁合并南满医学堂附设之“预科班”和辽阳公学堂的“补习科”，创办了南满中学堂，设置一年制预科和四年制本科，另有两年制的医学预科，每年4月1日开学，与日本学校一致。
二、南满中学堂的留日预备教育
日语是南满中学堂最主要的学习科目。因为南满中学堂的学生，既有来自满铁附属地公学堂的毕业生，也有来自附属地外中国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他们日语程度不同，且不少学生尚无接受日语授课的能力，所以特别强调日语教育。在其一年制预科教育的每周33个学时中，日语是20个学时，占60.6%；在两年制医学预科教育中，第一学年每周31个学时，日语是20个学时，占64.5%；第二学年每周19个学时，日语是10个学时，占52.6%[1]155-180，日语教育受重视之程度可见一斑。即使在本科教育阶段，日语教育的学时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在南满中学堂各科学时中仍占有较高比例，以保证南满中学堂学生的日语水平。
满铁从1922年举办每年一次的日语“语学检定考试”，南满中学堂几乎所有学生参加，且每次合格人数最多，如1932年、1933年该校学生合格人数，均占全部合格人数的近四成。更关键的是，这些合格者大多获得特等、一等、二等的好成绩，从而使之毕业后无论升入南满医学堂，还是赴日本大学、专门学校留学，都能理解高深的专业讲义。
南满中学堂注重日语教育，但也开设相应的普通中等教育课程和借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如，中等教育课程包括修身、汉语、日本历史、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日本地理、外国地理、算术、代数、几何、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化学、博物、矿物、图画、体操等。除了汉语、中国历史等少数科目由中国教师任教外，其余课程由日本人担任教师，完全以日语授课，间接强化了专业日语训练。课堂之余，南满中学堂还举办各种思想教育活动。如，南满中学堂组织教职员在每年4月29日的“天长节”，举办庆祝天皇生日活动；5月15日举行“奉天神社祭祀”，下午临时休假；10月17日的“神尝节祭祀”、11月21日的“新尝节祭祀”等日本节日，学堂照例休假。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的“纪元节”、“靖国神社祭祀”等，成为南满中学堂的例行节假日，全体师生必须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向昭和天皇及皇后的照片鞠躬致敬，奉读《教育敕语》，甚至为日本侵略战争胜利“祈祷”，宣扬“忠君爱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南满中学堂经常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参观日本名胜古迹、工厂企业、军事基地，宣扬“日本精神”，夸耀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不仅以此吸引他们赴日留学，而且借此开展崇日、亲日教育。1929年3月26日至4月4日，南满中学堂教谕水谷直七、近藤喜助带领于春和等37名学生，赴日本各地修学旅行。3月29日，他们在大阪参观了大阪造币局、大阪每日新闻社、中山太阳堂、高津神社、天王寺公园。4月1日，他们到东京参观了汽车工厂、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帝国议事堂、爱岩山广播局等处。4月2日，他们到京都御所岚山、比叡山、东本愿寺、琵琶湖、大津寺等处观光游览。其实，这次修学旅行主要是参拜神宫神社和游览观光。
1933年7月5日，近藤喜助带领南满中学堂四年级的15名学生，到福冈县参观八幡制铁所熔铁炉及其位于户畑市的工场与户畑制灌会社，重在使他们感受日本工业实力的强大。1936年3月5日，南满中学堂安藤基平堂长致函横须贺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末次信正，亲自斡旋该学堂学生在教谕三村欢次、大迫佐吉、堀敏夫的带领下赴横须贺军港参观一事，并获得允准。4月4日，横须贺海军镇守府特派一名下士官与他们同行，并在沿途介绍或普及军事知识[12]，其实是展示和炫耀日本的军事实力。
日本接待南满中学堂赴日修学旅行团的机构或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如，1925年4月14日，熊本县知事中川健藏致函内务大臣若槻礼次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警视总监太田政弘、关东厅警务局局长、福冈、山口、大分、大阪、奈良、三重、爱知、栃木、滋贺、京都、兵库各府县长官《关于南满中学堂学生修学旅行团来往件》，指出：南满中学堂教谕三轮环、山口直带领学生王景和等18名，在3月29日下午一点零九分到熊本站，当天在市内本妙寺、熊本城等处游览，夜宿市内；30日从水前寺站向本人辖区内的阿苏郡宫地町出发，当夜到达该町，入住旅馆吉野屋；31日上午十点向大分县下别府出发，详细报告了他们在熊本县内的所有活动，并表示学生们在各地受到欢迎，非常高兴[13]。
1935年3月8日，安藤基平致函横须贺海军镇守府，请求允许南满中学堂学生到横须贺军港修学旅行时，特别指出“本学堂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学生全部是满洲国人”，且在“学生全部是满洲国人”下划上波浪线，以示需要注意。
南满中学堂不仅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而且为他们修学旅行申请经费补助或被选为文化事业部学费补助生提供帮助。1927年至1931年，南满中学堂曾两次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赴日修学旅行费用补助。1936年5月29日，驻奉天总领事宇佐美珍彦致函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汇报许国斌、关治信、宫清泉、刘贵福4名南满中学堂毕业生，因学费不足向文化事业部提出补助申请，指出安藤基平提供了这4名学生的毕业名簿和学习成绩，且分别说明他们的思想状况：“性情温和”、“性格活泼”、“德操坚实”、“思想稳健”，具有社交或做事才干，对他们毕业后成为“满洲国”的“骨干力量”和服务日本侵华活动抱有期待，希望文化事业部选拔补助留学生时予以考虑。
10月3日，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致函“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理事长平田幸弘，通报就读于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的许国斌、东京铁道传习所的关治信被选为文化事业部学费补助生[14]，为那些家境一般而又勤奋学习的留日学生提供了“帮助”。
南满中学堂还通过关东州警务局局长、日本驻东北各地总领事或领事，将学生的留日希望反馈给外务省，甚至通过外务省为他们斡旋留学。1928年12月6日，关东厅警务局局长致函外务省次官、满铁情报课课长等，报告在中国各地爆发多次反日示威游行的情况下，南满中学堂学生仍有不少人产生了“亲日”感情，希望赴日留学者逐年增加，指出本年度毕业生除一人外全部希望留日，建议政府接受，以对中国文化“发展”发挥更大影响[15]。
1929年5月11日，驻奉天总领事代理森岛守人致函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报告南满中学堂本年度有毕业生41名，希望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秋田高等工业学校、北海道高等农业学校、早稻田大学、铁道学校等校留学，其中有8名希望入学铁道学校，而往年最受青睐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今年仅有1名希望入学者，认为这是受到中国方面裁军方针的影响。
192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提高赴日留学资格，认为南满中学堂达不到高中程度，拒绝发给留学证书，使该学堂不少学生心生不安。于是，满铁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交涉南满中学堂的登记备案和认可事宜，一方面命其东京分社向国民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处沟通[16]；同时，通过外务省斡旋，使日本相关学校与南满中学堂达成暂无国民政府留学证书情况下接受该学堂学生的谅解，以继续开展留日预备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于1932年3月扶植清废帝溥仪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南满中学堂便采用伪满之留日学生政策。如，南满中学堂承认伪满的“留学生认可制度”和留学生预备校制度，甚至该学堂毕业生有人先入留学生预备校学习，然后再赴日留学。如，王保粹在南满中学堂毕业后，便入留学生预备校第一期学习，而后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17]338。当然，在满铁附属地内，南满中学堂毕业便具有报考日本各大学、专门学校的资格，所以该学堂到1936年底累计毕业升学的337人中，有213名留学日本，占总升学人数的63%[18]550，即其多数之学生获得了赴日留学的资格与机会。
1937年12月1日，日本政府为塑造“满洲国”的“独立”形象，与其签订所谓“撤销”日本在伪满治外法权和向伪满“移交”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条约”，而满铁在伪满开办的学校变为在“满”学校组合及其组合联合会[19]1330。据此，南满中学堂从形式上被编入伪满教育体系之中，更名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私立国民高等学校南满中学堂”，实际上仍由满铁控制和经营。1939年5月11日至16日，南满中学堂堂长安藤基平和教谕内野彦一、岩泽严，带领73名学生赴日修学旅行，与此前该校之赴日修学旅行没有什么差别。
南满中学堂虽可谓满铁的留日预备校，但除该学堂外，满铁创办的一些中等职业教育学堂也曾选派少数之留日学生。如，营口商业学校的前身营口实业学堂，曾在其学堂规则中专门规定：培养从事实业或准备赴日留学的学生，后于1918年5月的规则修改中取消了这一条，但无论是该学堂，还是公主岭农业学校、熊岳城农业学校、辽阳商业学校、抚顺矿山学校等，都在此后选派过少量留日学生。不仅如此，满铁还支持中国东北留日学生的社会活动，将位于东京牛込区弁天町的一栋建筑物，租给张学良主导下的东北留日学生组织——同泽俱乐部，作为他们住宿、集会和社交活动的场所；九一八事变后，熙洽为联络和拉拢东北留日学生，成立“满洲国”留日学生俱乐部，继续从满铁租用这栋建筑物[17]205。
满铁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和支持，既有为满铁培养当地专业技术人才和借此扩大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的私心，也有其作为“国策会社”配合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的目的，因而满铁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
三、满铁留日与日本国策
早在南满中学堂开校，甚至满铁成立之前，中国东北已有人赴日留学。王黎鸣根据曾任学部右侍郎的宝熙回忆：1892年，曾有东三省的留日学生来学部报到，推断中国东北派遣留日学生始于这一年前后。刘聪虽也认为东北地区派遣留日学生始于1892年，但指出宝熙接待东三省留日学生的资料“并不是十分详细”，表示目前能够查到关于奉天留日学生最早的确切记录，是1902年的《日本留学生调查录》，证明1901年时奉天省有两名留日学生。他们普遍认为日俄战争后，随着全国范围内留日热潮的兴起，东北地区赴日留学者逐渐增加，占据地理、文化、交通优势的奉天省选派留日学生远多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这得益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提倡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的推广与支持，到1931年辽宁省(1929年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留日学生达551名[20]7-12，成为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留日大省。但是，南满中学堂毕业留日者，每期多则20余人，少则1人，与东三省每年数百名留日学生的规模相比实属少数。这除了满铁主要经营铁路和控制地域、人口有限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满铁对中国人留日教育的矛盾心态。
日本政府与满铁同样怀有比较矛盾的心态，既欲通过接受留日学生培养亲日分子和中国人的亲日感情，以扩大在华权益，又担忧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留日学生成为其侵华扩张的潜在威胁，反映到留日学生政策层面则表现为极端的功利性。如，日本政府对清末留日学生采取积极接受、消极教育和利己管理的政策，除了关注个别有身份、地位的留日学生外，对于大多数中国留日学生漠不关心、放任自流，甚至是“学业限制”、“教学保密”，使之难以真正学到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体现了其狭隘的留学教育心态[21]123-137。这不仅使留日学生难以产生真正的亲日感情，反而导致他们与日本政府不时冲突，发起反日游行或罢课回国运动。
日本政府鉴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补助中国留美学生取得积极效果，决定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设施，资助中日文化教育交流事业，但其以此增强“日中亲善”感情和服务于日本侵华扩张政策的目的始终未变，一直延续至日本战败投降。满铁不仅仅经营满铁株式会社，而且代行满铁附属地内的行政权，既欲通过教育发挥“疏导民心”的作用，又想避免由于教育发展而促使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因而满铁在中国东北的教育“开发”与“建设”，往往局限于初等教育，不愿发展中等教育，更不用说高等教育和留日教育。
不过，满铁毕竟是日本的“国策会社”，随着中日关系变化和日本政府调整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也逐渐改变其消极的留日教育态度和政策。南满中学堂于1917年3月创办，即是满铁随着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产物。南满中学堂强化日语教育，开展日语“语学检定考试”，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搜集日本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招生信息，甚至斡旋学生赴日留学和推荐为文化事业部学费补助生，实际上成为满铁系统的留日教育基地。伪满洲国成立后，南满中学堂的留日预备教育，“借用伪满洲国的政策”[17]79，并与日本政府对伪满的政策保持一致。
1935年，日本军部、满铁联络日本与伪满之部分中小学校长，由满铁出资5万元成立“日满教育协会”，主要负责监督、指导伪满留日学生，包括经营伪满留日学生宿舍和以他们为对象的日语学校，调查伪满留日学生希望入学之学校和学费情况；帮助日本学生了解伪满“国情”；开展日本与伪满之间的教育联络工作，如在东京举办日本学生与伪满留日学生的联欢会等，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发挥强化“日满一体”的官方作用。
南满中学堂虽通过教育培养了一批亲日分子和“满洲国”的“骨干力量”，但大多数学生只是因战争形势和生活所迫而留学日本，或暂时就职于日伪统治机构，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走向抗日道路，即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与行动，便不可能通过培养留日学生实现真正的“日中亲善”。不过，南满中学堂的教育确实使不少学生民族意识淡漠，国家观念弱化，在毕业后成为日本实施殖民统治的工具。
据统计，1918年至1926年间的南满中学堂毕业生，近一半出任“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公务员、军警职员，另有一些人从事教育、铁路方面的工作，而与铁路工作相关者大多任职于满铁。1938年，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统计了南满中学堂毕业生的就职情况，指出在355名就职者中，几乎全部分布在伪满各地，“都从事着重要的职务”[22]2173。然而，中国学生具有自然而然的爱国情感。1928年5月27日，他们为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而发起罢课运动[5]711。
1934年从南满中学堂毕业赴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的王长新，留日期间与进步学生组织“九光会”，后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1月被日军逮捕。1939年从南满中学堂毕业赴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留学的季良，留日期间联合其他留学生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国后奔赴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7]244-245，247。满铁对发展中国东北教育的担忧，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
满铁虽积极参与掠夺中国资源，协调日本人向中国东北移民，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情报搜集，创办文化和教育机构，但其主业仍是经营铁路，以经济利益为重，与日本政府在接受和培养留日学生的目标、方向、力度方面均有所不同。首先，从资助留日学生的力度看，日本政府于1923年3月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建立庚款补助中国留学生制度，每年资助数百名中国留日学生[23]63-74；
满铁资助的留日学生人数极少，有的年份全无资助，有的年份仅仅资助一两名。其次，从选派或接受留日学生的专业方向看，日本政府对战前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方向似乎并不太在意，只是在战时强调尽可能多录取学习理、工、农、医科者，直到1939年中国留日学生以文科生为主的局面才慢慢改变[24]273；南满中学堂出身之留日学生，学习理工科者最多，其中又以学习铁道专业为主，学习军警专业者据第二位，文科生相对较少。最后，从培养或期待留日学生的目标看，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培养留日学生增进“日中亲善”感情、辅助对华外交和服务于日本侵华扩张政策，而满铁更希望通过留日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殖民统治人才，以服务于满铁经营之各类“事业”，两者虽无本质区别，但在“目标”具体指向上确有不同。
总之，满铁作为日本“国策会社”，既经营铁路，又曾代管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虽根据日本《政府命令书》开设教育机构，但主要是建立颇为完备的日本人教育系统，对中国人教育则局限于初等教育，不愿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种狭隘的殖民教育心态完全违背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随着日本教育界人士和国会议员呼吁改善留日学生教育设施、效法美国退款兴学，满铁才创办了唯一一所主要接受中国学生的中学——南满中学堂，且以留日预备教育为主，重点是教授日语和灌输“日满一体”、“中日亲善”、亲日崇日的殖民奴化思想，很难说是完整的普通中等教育。南满中学堂的母体满铁，在留日教育心态、留日学生政策上与日本政府保持一致，自然留日教育结果也同样的，并不因南满中学堂的预备教育和过于强调专业技术而减少留日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和活动。倒是满铁培养留日学生目标、方向、力度的特殊性，说明满铁关注的方向和重点与日本政府存在差异，说明其作为“株式会社”的特殊性，这也是满铁研究需要注意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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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志民(1977-)，男，山东东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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