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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班禅与溥仪等战犯在抚顺会谈的意义

2019-10-31 20:50 《兰台世界(上旬)》 2011年第9期 陈鉴、卢骅 1579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走向新生——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抚顺改造纪实》专题展中,陈列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题为《班禅额尔德尼、帕巴拉等僧俗官员来所参观情况报告》。该报告如实记录了十世班禅一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并与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谈...

十世班禅与溥仪等战犯在抚顺会谈的意义 图1
溥仪

十世班禅与溥仪等战犯在抚顺会谈的意义 图2
十世班禅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走向新生——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抚顺改造纪实》专题展中,陈列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题为《班禅额尔德尼、帕巴拉等僧俗官员来所参观情况报告》。该报告如实记录了十世班禅一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并与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谈话的情况。本文通过对该报告的解读,力求诠释十世班禅此行的历史背景、经过和意义,相信对研究者将有所裨益。


  一、十世班禅抚顺之行的历史背景和基本情况

  1959年9月18日,在毛泽东主席建议下,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同时,公布了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指出:“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1]1956年6月至8月,我国曾先后分三批特赦释放1017名日本战犯[2],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人民的欢迎。但是,特赦释放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在我国尚属首次。

  为稳妥起见,中央委派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专程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了解和考察溥仪等战犯的改造情况,为我国首批特赦释放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提供决策依据。

  1959年11月11日17时至19时,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委员长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副主席以及随行部分僧俗官员,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工作。按照事先安排,班禅副委员长先后同在押的两名伪满洲国战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阮振铎谈了话。

  二、班禅副委员长与溥仪、阮振铎会谈的主要内容

  班禅副委员长首先会见了中国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班禅副委员长和溥仪的谈话内容如下。

  班禅副委员长首先问道:“我今天来了解你的改造情况。你对封建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时期的罪行如何认识?”

  溥仪回答:“我生在封建清朝家庭,从三岁起就当了清朝皇帝。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腐朽反动教育,养成我极端自私自利的狂妄自大的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后来又添上奴化教育的崇拜帝国主义思想。当我被冯玉祥撵出清宫之后,移居父亲家中,不久,我就自投罗网地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日本公使馆。

  从北京转住天津日本租借地,随即我就和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起来。九一八事变后,我更走上叛国投敌当汉奸的罪恶道路。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清朝封建统治,继续做皇帝。另一方面是日寇利用我以达到它的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正如所谓‘田中上奏文’(即“田中奏折”)给裕仁的信里,曾公开阐明日本帝国主义整个侵略计划,同时指出,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所以说日寇是祖国人民死敌,而我竟当了它的走狗,真是丧尽了人性。我在伪满时期,为了日寇和我自己的利益,把东北人民置于日伪统治之下,遭受14年来的奴役、掠夺、屠杀,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我把东北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用来支援日寇侵略祖国和屠杀祖国人民的侵略战争。所以我对祖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真是百死不能蔽其辜。当我从苏联押回祖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我想我一定要受到祖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刑。但事实恰如其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没有杀我,而且九年来一贯对我仁慈般的人道主义待遇,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给我学习、参观、思想教育改造,由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感化和事实教育,使我才逐步地恢复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良心,使我从魔鬼逐步变成人。

  我痛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我更痛恨自己的罪恶,经过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和对我这样宽大和改造,只有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为伟大理想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我的生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我一定永远在认罪的基础上,立功赎罪,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这是我的决心。”

  班禅额尔德尼接着说:“你能认识过去的罪恶,很好,应该认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像封建制度一人享福,亿万人受罪,这是极不合理的。你犯的罪是极为严重的,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早不容你存在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理想,才能对你这样宽大和改造。你应当永远听共产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溥仪表示:“今天我对班禅大师找我谈话,我感到很光荣和感谢。班禅副委员长在(反对)西藏发动上层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叛乱时的讲话,和对祖国的贡献很大,这些我在报纸上都看到了,我非常拥护和敬佩。”

  班禅额尔德尼最后说:“按你的罪行来讲应受极刑,但没有受极刑,而还要进行改造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宽大。今后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话,一定有幸福的将来。我祝你学习改造好和幸福的将来。”[3]

  班禅副委员长的第二个谈话对象是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阮振铎。阮振铎,辽宁铁岭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历任伪奉天省公署秘书长、伪国都(今长春)建设局长。1935年至1945年间,历任伪满洲国文教部大臣、驻日大使、交通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伪职[4]。班禅副委员长在与阮振铎的这次谈话中曾有“在你当伪满洲国四个大臣的时期”的话,就是指阮振铎的上述伪职。以下是班禅副委员长与阮振铎的谈话内容。

  班禅额尔德尼问道:“你们在过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忘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卖了祖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甘心和中国人民为敌,做下了种种的罪恶活动,所以才把你们逮捕关押起来。自从把你们逮捕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你们一向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你对于这种宽大政策是怎么认识的和怎样体会的呢?”

  阮振铎回答:“于1950年从苏联回到祖国当时,我想一定会被处以极刑的,因为自己是叛国罪犯。这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能容留的。可是党和政府不但未杀我,而且还使我学习,这真是出乎我梦想不到的事情。但对政府还抱着很多的怀疑,后经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从封建社会上认识了自己的阶级本质;和学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又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由此我才逐渐感到自己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

  与此同时,在时事学习,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实际情况中,也一步一步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把一个贫穷的旧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特别是党和政府为了使我们的理论学习和实际相结合,曾有五六次引导我到各地参观,用以加深和提高我们的认识,来加速我们的改造。因之我的祖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我是坚信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这样的发展,才能使六亿的中国人民发挥出冲天的干劲。这在旧中国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对做不到的。

  同时,我在改造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罪恶是百死莫赎的。也就是,我在伪满充当大臣时期,曾给日寇推行了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政策,危害了无数的纯洁青年学生;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了全东北的地上和地下资源,搜刮了全东北人民的血汗资财,尽数供应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像我这样的滔天罪行,是万死犹轻的。而党和政府竟容许我存在,把我从一个罪犯改造成为能够认清是非,分清敌我,并且十年如一日对我的耐心教导,给我人道主义优厚待遇,这种恩情,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今后我一定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班禅额尔德尼说:“你既然认识了以往是出卖了祖国,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并且在你当伪满洲国四个大臣的时期,曾掠夺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和人民财富,以供应敌人危害祖国和人民的罪恶是极严重的。也体会到党和政府对于你们的宽大政策,是党和毛主席为了实现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意义(原文如此,‘意义’应为‘理想’)。你今后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改造自己,做到改恶从善,自然会有你的前途的。”

  阮振铎答道:“我对班禅副委员长的指示一定遵照执行。”[3]

  三、班禅副委员长为我国改造战犯工作作出了贡献

  第一,班禅副委员长对我国改造战犯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并身体力行地为做好这项旷古未有的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班禅副委员长此次会见溥仪的主要目的,是对溥仪等战犯的改造情况进行亲自考察,为即将宣布特赦释放战犯工作提出意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视察和谈话过程中,班禅副委员长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大政策;溥仪和阮振铎在回答班禅副委员长提问时,结合他们个人的改造实际,如实反映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战犯的工作情况。这些内容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教育改造战犯政策的正确和伟大,也为我国继续做好改造战犯工作和改造战犯历史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与珍贵资料。

  第二,班禅副委员长与末代皇帝溥仪的这次会谈,对促进溥仪的改造和获得特赦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当时保密工作的需要,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没有记述他和班禅副委员长的这次会见。班禅副委员长与溥仪的会见,使溥仪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战犯的宽大政策深信不疑,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这次会见后不到一个月,即1959年12月4日,溥仪即获得首批特赦释放,这与包括班禅额尔德尼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亲自考察并作出满意结论有着直接关系。

  第三,班禅副委员长在视察过程中,充分肯定了我国教育改造战犯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对继续做好改造战犯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参观战犯管理所时,班禅副委员长看到厨房里各式先进的厨具、医务室为战犯使用的各式诊断设备和进口药物、宽敞明亮的监舍、宽大的浴池和舒适的理发设施时,不时连连称赞,并说:“这不是监狱,像学校一样。”在班禅副委员长临别前,金源副所长向他说:“副委员长对我们的工作有何指示?”班禅副委员长说:“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罪犯政策的正确性的结果,过去你们认真地贯彻了,今后更应好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政策。”[3]这番话,既是班禅副委员长对抚顺战犯管理所乃至中国教育改造战犯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继续做好改造战犯工作提出的殷切期望。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自1950年7月到1975年3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羁押的上千名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经过教育改造先后全部获释,抚顺战犯管理所胜利完成了教育改造战犯的伟大任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抚顺奇迹”。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959-9-18.

  [2]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历史陈列细目[C].2010.

  [3]抚顺战犯管理所.班禅额尔德尼、帕巴拉等僧俗官员来所参观情况报告[R].目录号10.案卷号5,1959-11-12.

  [4]卢骅.辽北人物录[M],1985.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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