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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重新考证一枚抚顺邮史明信片

2020-04-05 11:53 抚顺七千年 徐洪 984
  最近,利用宅家防控“冠毒”的空闲,将一枚雅藏多年的抚顺寄出的老明信片,重新进行了一次认认真真地考证解读。新得出的结论着实令自己吃惊不小。这回不仅挖掘出了该片应有的价值,还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所谓“研究结论”。故而信手写下如上标题,自己否定自己一回。 ...

徐洪:重新考证一枚抚顺邮史明信片 图1


  最近,利用宅家防控“冠毒”的空闲,将一枚雅藏多年的抚顺寄出的老明信片,重新进行了一次认认真真地考证解读。新得出的结论着实令自己吃惊不小。这回不仅挖掘出了该片应有的价值,还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所谓“研究结论”。故而信手写下如上标题,自己否定自己一回。

  经一番检索查证得知,这是一枚1912年“大日本帝国政府印刷局制造”的、面值为四钱的微黄色硬卡纸邮资明信片,属于早期日本客邮国际明信片邮资。明信片横式矩形,规格140×90毫米。正面四周印有单色装饰性花纹框,框内右上角为椭圆形菊图四钱邮资附志,正上方有中英文“万国邮便联合端书”字样。背面全部空白,供书写信文之用。是一枚显得非常古朴典雅的早期邮资明信片。

  我入手此片少说也有十多年了,是何时何地以何价购得的,已经记不得了。

  最早我曾将其编进《早期抚顺邮政信函》一框邮集,因不懂英语弄不清信文内容,仅凭音译和邮戳分析,推断是1945年6月24日从抚顺寄出,经长春中转后,走西伯利亚邮路寄欧洲的。从这个日子看,再有50多天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就解体了。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东北光复前夜的邮史证物,行文、组集便一直如此下笔,倒也没有谁提出异议。而且还将其编进了《抚顺早期邮政信函》邮集,并有幸于2012年,在内蒙呼和浩特全国第15届邮展上,荣获得了一框邮史类镀金奖。

  其实,1912年正逢这枚邮资明信片发行100周年,由于我的误判,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做文章。当时主要依据该明信片正面“满抚顺/45.6.24”日戳和淡紫色“6.25”中转戳,便立即下了1945年的结论,并没有深入细致地观察研究该片上的其它信息。特别是忽略了背面书写的文字与中转戳上的年份,从而得出上述结论。


徐洪:重新考证一枚抚顺邮史明信片 图2


  后来的2016年,“北方十省(市)集邮学术论坛”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我将上述结论写进《浅谈日俄战争后抚顺的日本客邮》论文中,并被大会评为优秀论文,收入论文集中。大会期间,我还代表辽宁省邮协,用PPT课件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学术交流,会场响起阵阵掌声。返乡后,我又在本市邮协讲座上进行了宣讲和展示,引起一时好评与轰动。

  对一枚记忆家乡沉重历史的藏品,得出这样的研究“成果”,看来也就可以了。可谁知学术无止境,在刚刚过去的鼠年春节期间,我开始利用宅家防“疫”,规划扩编我的《抚顺邮政史》邮集。按照这枚明信片的使用时间,当然要将其扒堆放到民国后期、日本客邮入侵抚顺的章节中,用来反映日寇侵华史了。接下来我为书写贴片说明再次欣赏这枚旧纸片时,突然发现明信片背面淡紫色中转戳上的年代有些不对劲儿。经过在放大镜下仔细地辨认,我一下子愣住了! 

  经反复对比辨认发现,该片正反面所盖的是同一枚直径24毫米淡紫色中转戳,为日本驻长春客邮局的英文日戳。当时或许是正面盖得不清,又在背面补盖了一枚。但戳迹与书写的文字仍有重叠,不仔细不易看清楚。该戳的下格为“日本邮便局”缩写、上格为“长春”全拼、中格为右读式日期“25.6.12”——很明显这是公元1912年6月25日。这样一来,正面盖销的直径25毫米的抚顺日本客邮戳,所嵌入的年份“45”,就不是公元1945年了,应该是“明治45”年!  


徐洪:重新考证一枚抚顺邮史明信片 图3


  于是,我否定了以前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是:该片1912年6月24日从抚顺寄出,第二天6月25日,抵达长春中转;然后走“西伯利亚邮路”出境,发往英国!关于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从明信片正面左上方书写的“经过西伯利亚”、背面右上方书写的“抚顺,1912.6.24”等英文信息,得到充分的印证,确定无疑!

  那么,清末民初的1912年,西伯利亚邮路是否开通了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相关史料。上个世纪初,在西伯利亚铁路开通之前,中国至欧洲的邮件要搭船,经过苏伊士运河运输投递,需费时40天以上。1903年10月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开通后,邮程缩短到15天左右,极大地便利了中欧通邮。

  但1904年——1907年因为“日俄战争”,邮路曾一度中断。1907年恢复正常通邮后,到1914年7月,又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邮路时通时断,到1918年3月彻底中断。直至5年后的1923年5月,中欧西伯利亚邮路才正式恢复运营。

  明治45年(1912)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西伯利亚邮路已经恢复运营时期。我收藏的这枚明信片,是其刚发行不久便走西伯利亚邮路寄往欧洲的。如此说来,一下子把该片寄递时间向前推了33年,变成百年老古董了!再说1912年发行的邮资明信片,留到33年后再使用的可能性也不大,当时我竟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于是我根据这个新结论更新思路,重新认识了该明信片所具有的非同小可的文史价值。

  为稳妥起见,我又与同好们进行了切磋。有人还质疑,中转戳上的年份“12”,会不会是日本“大正”年号呢?但这是绝不可能的。大正纪年与中华民国纪年相同,大正12年对应的应是公元1923年,这与该明信片的寄递时间显然风马牛。值得一提的是,该明信片上的日期已是明治朝末期,再过月余的7月30日,随着在位45年的嘉仁天皇驾崩明治朝落幕。以此为界,8月1日开启“大正”新纪元。也就是说1912年既是明治末年,又是大正元年。

  这从本人收藏的另一枚明治45年实寄明信片,便可进一步得到证实。这是一枚奉天(沈阳)寄往日本神户的图画明信片,片上收寄销票戳日期是明治45年7月28日,落地日戳为大正1年8月1日(首日),邮程4天。该片难能可贵地见证了日本两个朝代的更迭,为迄今仅见品。

  自1912年8月1日继位的大正嘉仁坐庄15年。在这15年时间里,霸占抚顺的日本侵略者,更加残酷地奴役抚顺人民、猖狂地掠夺煤炭资源,推动了上世纪日本工业发展和侵略扩张,但此非本文主旨不谈。

  行文至此,笔者为自己以前的草率、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懊悔。白纸黑字可能无意中蒙骗、误导了一些人。泼水难收铸成遗憾的艺术,深感内疚与无奈。只能借此警示自己和同好:为文与为人一样,需要诚实再诚实、认真再认真,要经得起同代和后代人的检验,否则最好慢下笔或不动笔为妥。

  经过对这枚老明信片的反反复复研考,也使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集邮与文史爱好者,要学会勇于否定自己。只有这样,才会有新发现、新成果;学术水平也才能不断地提高。固执己见不好,拒听谏言更不对。要想避免学术研究停滞不前,就要不停地思考、广泛地借鉴,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作文得到好友李想的帮助,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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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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