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

特殊工人回忆：130人只活下来18人

2022-02-03 10:54 《中国“特殊工人”》董兴言 531

大约在1940年，我参加了山东省定陶县的八路军抗日救国会。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夜里，我们被日军包围，由于寡不敌众，武器装备又差，突围不成，共100多人集体被俘。日军将我们押至河南省商丘县上火车，送至关外。一路上坐的是闷罐车，不让...

大约在1940年，我参加了山东省定陶县的八路军抗日救国会。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夜里，我们被日军包围，由于寡不敌众，武器装备又差，突围不成，共100多人集体被俘。

日军将我们押至河南省商丘县上火车，送至关外。一路上坐的是闷罐车，不让下车，大小便都在车上，当时天气又冷，遭了不少罪。经过两天两宿，在农历二月初二，被押运到北票煤矿。

当时住在3个大房子里，没有人身自由。大房子周围有电网，上下井由矿警押送，沿途时常有日本人带着狼狗巡逻。当时我们归宫玉和、倪山两个把头管辖。本来我们的待遇就极差，加上把头的克扣，生活更加困难。劳动时间长，又吃不饱，很多人坚持不下来。

在这里，我亲眼见到矿警将死去的工人尸体成批地垛在房子外，用大马车往外拉。与我一起来的老乡定陶县朱庄的朱鹏飞、朱连元、朱元德，单县的杨成印等，均因惨遭迫害而死在北票矿。

1943年4月，日本人又把我们押运至北满去修公路。我们再次坐上了遭罪的闷罐火车，七天七夜后终于跑到了尽头，记得这个地方好像叫“包头”〔虎头？〕，下车后走了一天一夜的旱道，才到了要修路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黄岗子，距苏联40公里，荒无人烟，干了6个月的活没见到过一个老百姓。

我们修的这段公路长1万米、宽十多米。要求从路旁取泥把公路垫高，而这地方多是一人多高的杂树棵子，而且地上全是泥水混合，我们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干活，非常艰苦。每天劳动十二三小时之多，而且每人每天只给一斤高粱米饭，根本吃不饱，6个月没有吃到过青菜。住的地方条件极差。临时搭的棚子里住五十多人。荒郊野外，蚊子、小咬很多。监工的是日军全副武装的一个连，头子叫长白川，极其凶恶。由于吃、住的条件极差，干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很多人病倒了。

日军强迫病轻的人继续干，病重的竟被扔到荒郊野外去喂狼。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见狼嚎叫的声音。我们定陶县一起被捕被押到北满的共130人左右，除了逃跑了十多人外，只有18人活了下来，其余的全在北满被迫害死了。其中也有被日本侵略者直接杀害的，如，一次有5个特殊工人实在熬不住了，跑出去要弄点野菜吃，结果被日本兵抓回来全部用刺刀给挑了。

1943年10月，我们修完公路又被押运至抚顺煤矿万达屋井下干活。在这里生活环境也很恶劣。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住的是大房子，特别是井下采煤生活条件很差，劳动强度大，事故多。可以说，我们是从北满修公路的地上“地狱”又来到了抚顺煤矿的地下“地狱”。但这里与在北满相比，毕竟相对稳定了一些。我在这一直干到光复，受到了日本人的迫害，也耳闻目睹了日本人对其他特殊工人的迫害。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4月的一天，突然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我家门口，检察院一位姓张的同志把我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说是审判战犯，要我就抚顺警务处处长柏叶勇一杀害特殊工人一事出庭作证。

在沈阳北陵审判战犯，我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抚顺煤矿杀害特殊工人的情况在法庭上做了控诉，使得战犯柏叶勇一低头认罪。该战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决有期徒刑15年。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