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工人回忆：从童工到特殊工人
2022-02-24 11:06 《中国“特殊工人”》 武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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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籍是河北省定县，1926年5月11日生。我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12岁那年就到东北当过劳工。 那年春天，有招工的到我们村，说是修北京到天津的一条公路，到那后有饭吃，还给工钱。我们村里有两个大人要去干活，一个姓张，叫张凤鸣，一个姓刘。...
我原籍是河北省定县，1926年5月11日生。我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12岁那年就到东北当过劳工。
那年春天，有招工的到我们村，说是修北京到天津的一条公路，到那后有饭吃，还给工钱。我们村里有两个大人要去干活，一个姓张，叫张凤鸣，一个姓刘。我父亲说在家饿也得饿死，你跟着去吧，就把我托付给这两个人，说你们给带过去，给养活吧，只要能活着就行，有饭吃就可以。
其中姓张的在天津待过，说：“那行，天津我熟，让他跟我们去吧。”就这样，我就和他们一起跟招工的走了。一到石家庄就给看起来了。他们把我们从定县先卖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卖到天津，又从天津卖到东北一个叫“义和祥”的包工头。义和祥就把我们看得很紧，一直把我们送到东北汪清的大山里修火车道。
义和祥的所谓“三九点”是很有名的，就是每天早上三点钟上工，晚上九点钟下工。那可真苦啊！还不给工钱，一分钱也不给，就是能吃饱。一天吃五顿饭，四顿饭在工地吃，只有晚饭回到住的地方吃。吃的是高粱米饭、面，还有黄豆、豆腐等，不管好赖能吃饱。住的是窝棚，窝棚里中间挖一道沟，两边地面铺上点木头杆，再铺上草，就睡在上面。天下雨时，窝棚中间的沟里都是水。
我们在汪清干了大半年，每天干活就是挑土，修路基，扛枕木。没有衣服穿，就把麻袋两个角抠两个窟窿，中间抠一个窟窿，伸进双臂，露出脑袋，麻袋当衣服。像这样的麻袋一夏天扛坏了几十条。有时往下揭麻袋时，连膀子上的肉皮都一起揭掉了。
那年我才12岁，一根枕木有100多斤，我扛一根枕木上三级跳板，累得两眼冒金花，勉强扛上去，差点没摔死。
大人看见了说，你可别扛了，以后我们替你扛。干活有定量，比如说十天干多少，有日本兵看着，谁干得慢了就打，那是真打呀。
我们修桥，桥下有水，中国人要从桥上过，他也不让你过，打你，就让你蹚水。在那想跑也跑不出去，到处是大山。有一个人逃跑了，第二天又偷着回来了，说没办法跑出去。
我们这个队都是一个县去的，共30多人，回来时就剩下二十几人，死了十来个，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县是这个情况，别的县死的也不少。
那个地方蚊子特别多，小蠓虫总是围在头顶上嗡嗡地。死的人除了累死的，大部分是得病死的。得了病也没人管，日本人和义和祥什么都不管。后来天冷了，没法干活了，才把我们送回来。死的那些人都是外村的，我们村这3个人都回来了。他俩对我说，不把你带回来，没法向你父亲交代。
我回家后，感到当亡国奴是真不行，我父亲也说，你还是走吧，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八路军。
我是1939年参加革命，开始时在八路军129师358旅3团，当时才14虚岁。我在家时一天书没念过，参加后始终在学校里，开始在青年训练队，后来到358旅青年军事训练队，以后358旅、386旅青年训练队合并，归129师师部管，又把我调到师部两个月，以后又到抗大6训（队）和陆军中学。
陆军中学还没开学，日军对华北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大扫荡”快结束时，大概是1942年7月，在山西的一个地方（那时小，具体地方记不清了，是山区），我和两名同学一起被俘。加上其他单位的，一同被俘约有五六十个小孩。
被俘后，日本兵把我们这些人的胳膊上都刺上了字，刺的是俘虏我们那个日本军部队的番号。开始时往前额上刺，大家都躲，后来抓住胳膊往胳膊上刺。刺字是用线把针拴在一起，用针刺后抹上墨水。右臂被刺字后，我往裤子上蹭了一下，所以有些看不清了，具体是日军的哪个部队也不清楚。也有的人胳膊上被刺字后发炎溃烂了。
我在129师师部时，也管理过日军俘虏。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待遇特别好，他们吃的饭菜和师部一号首长、二号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一样，饭就从一个锅里盛，俘虏吃的菜有时比首长的还好。当时把我调到师部就是负责管理日军俘虏，我负责管理一个中年的日本军官，有两个多月时间。开饭时，先给一号、二号首长打，然后就给日军俘虏打，我负责给俘虏打饭。
可我们被俘虏后就不一样了，两三天没饭吃，没水喝。不吃饭饿点还好说，喝不到水，人能受得了吗？我们这些被俘的五六十人都用绳子拴在一块，在押送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亮的（有水）地方，马上趴下就喝，人都用绳子绑着，一趴下一大溜。两三天后，押到一个县城，大概是涉县的火车站，用火车送到太原，关押在太原监狱，听说过去是阎锡山的兵营。
在太原关押的俘虏有六千多人，听日本人说，监狱里的战俘分成三等，一等的是山西的，大概是皇协军之类，投降的，待遇最好；二等是国民党军队，大约是一个整师，没怎么打就被俘；最差的是八路军，八路军战俘人数不多，其中小孩多，最大的19岁左右，年龄再大些的八路军听说都被杀害了。与我们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女学生，她们曾在太行学校学习过。
在太原监狱就更苦了，每顿只给一小碗小米饭，不仅给的少，有时还不熟，更主要是人多，也没水喝，每天至少死十几人，连我都去拽过死尸。在监狱附近有一座庙，庙不大，但庙四周有很大的场地，死了的人就扔到那里。为了避免更多的人染上疾病，日本人就命令战俘到太阳底下晒，用阳光消毒，其中有一些人竟被晒死了。
在太原监狱被关押两个多月之后，我们一行六百多人被押上火车送到东北，领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我们从太原监狱出发，乘闷罐车先到阜新。每一车皮有二三十人，上车前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锅饼、咸菜，这几天大概是中秋节，还得到了半块月饼。因为在太原集中营喝不到水，上车后我们都喝了很多凉水，结果大部分人开始闹肚子。车上没有厕所，只给放了一个桶，大小便都便在桶里，谁便完了谁用自己的衣服把桶盖上。车里气味难闻。
到了阜新，把我们这六百多人分到西部，住在有三层电网的院子中。院子里有十多栋平房，我们那房子住六十多人，屋里很冷，冬天墙上都是霜。院门口有警察站岗，拿着枪。每天干活下煤洞子，出了电网就下洞子。我们这些小孩还好些，安排我们做杂役，在井下或外面干些轻一些的活。到了冬天，我们从关里来的这些人感到特别冷，我们没有棉衣服，都是用草袋子往身上围，用草绳子栓上。
再一个就是吃不饱。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或高粱米饭，但给得少，吃不饱。虽然也有卖东西的，但我们没钱买，有时就从垃圾箱中找东西吃。唯一较好的是喝水还较方便。我们分析日本人是有意不给我们吃饱，就怕我们吃饱了闹事。由于在太原时都被折磨得很厉害，往东北运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病，所以到阜新后死了不少人，我们这六十多人就死了两三个。
电网里的两层有电，光电网就死了好些人，靠近电网就会被吸进去电死。与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些官兵，据说是被捕的一个整连的八路军，有一百多人，他们报的是国民党的什么部队，这些人非常团结，一天晚上，他们暴动了。听说用板子搭在电网上，电断了，都跑出去了。
这批特殊工人暴动后，日本兵马上去追，结果跑的大部分被日本抓住，抓住的一个都没剩，全被杀害了。我们这些人都不让动，到院子里集合，没让回屋，到了下午开来了一列车，把我们剩下的这五百多人又押上闷罐车，送到了虎林，把我们重新交给日军部队了。
下了车后，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大草滩，听说不远的地方就是苏联。每天干活是修路，我们这边一个队，远处又一个队，相对着修，有一个排日本兵看着我们干活。我们这些人干活挨打是正常的、经常的，有时日本兵队长不高兴时，拿着棍子挨个敲，挨打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住的是草滩上就地挖半米深的地窝棚，上面盖上席子和草。我们一个窝棚住六十多人，除了队长、连长是大人，我们这个队都是小孩。吃的一顿就是一窝窝头，没有盐。有木桶装的大马哈鱼是咸的，当盐吃。吃的东西给的少，像我们小孩还行，大人饿得受不了，只好弄些野菜树叶吃，饿得走路直打晃。由于又累又饿，有3个人跑了，日本兵去抓没抓到，可几天后他们又回来了，因为跑不出去，到处是水。回来后日本兵不给他们饭吃，让他们在门口跪着，让我们上下工都能看到。
我们对面那个劳工队也有一个人跑了，也没跑成，被抓回来喂狼狗了。我们在虎林干了一整个夏天，一起干活的这些人死了有六七个，都在附近就地埋了。我们小孩干的活轻些，有时让我们去附近山上割条子，编筐用，出去时遇到水坑有鱼，有时还能抓几条鱼改善生活。我们这些小孩在虎林没有死的。
到了秋天天冷了的时候，又把我们押到抚顺煤矿。到抚顺后，先让我们把衣服脱光，把衣服用蒸汽消毒，每个人在一个有药水的大池里泡一下，出来再穿消过毒的衣服，然后分配到各矿，我被分到大山坑（今胜利矿）。到了煤矿，我们又归把头管了，大把头叫曹玉轩，小把头姓王。在煤矿虽然不像在部队管时那么严，但也不能随便活动，到市里去不行。
我干活是在井下扛木头、支棚子。这时给开工资，但钱很少，除了买窝窝头、高粱米饭，每天若是能买块豆腐沾点咸盐，就是改善生活了。住的条件就更艰苦，房子四面透风，冷气直往屋子里钻。那年冬天格外冷，我们没有棉衣穿，只好用麻袋片御寒，用草绳缠腿。睡觉时没有被子，只能用破麻袋盖。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冻死、饿死十多个人。
我们这些特殊工人抱团，有的伪满警察欺负我们，都被我们收拾了，而日本人对我们特殊工人，只要不反抗日本人，他们就不怎么管，所以伪警察一般不敢惹我们特殊工人。后来日本人就把我们特殊工人都给分开了，一个把头分几个。分开后我们联系不上了，力量小了，就不行了，日子也更难过了。在抚顺也经常发生事故，天天有死人。我们一起来的也死了好几个。劳工死了，就放在房山头，然后再拉走。后来把我们分开了，详细情况就不清楚了。
光复后，我到沈阳，想回去找原来的部队。后来在沈阳遇到接收抚顺的干部，他们也在找特殊工人，了解我的情况后，就对我说：你回抚顺吧。这样，我就回到抚顺煤矿，重新参加了革命。我先后在矿务局、市委和商业局等部门工作，1986年从商业局离职休养。
编者注：文中所称“义和祥”是中国人土建业承包商，从日本包工组手里承包工程，但无投标权，他们原为日本承包商下的大把头，依恃日本人拉帮结伙，控制众多劳工，形成在土建业中根深蒂固的组织。
那年春天，有招工的到我们村，说是修北京到天津的一条公路，到那后有饭吃，还给工钱。我们村里有两个大人要去干活，一个姓张，叫张凤鸣，一个姓刘。我父亲说在家饿也得饿死，你跟着去吧，就把我托付给这两个人，说你们给带过去，给养活吧，只要能活着就行，有饭吃就可以。
其中姓张的在天津待过，说：“那行，天津我熟，让他跟我们去吧。”就这样，我就和他们一起跟招工的走了。一到石家庄就给看起来了。他们把我们从定县先卖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卖到天津，又从天津卖到东北一个叫“义和祥”的包工头。义和祥就把我们看得很紧，一直把我们送到东北汪清的大山里修火车道。
义和祥的所谓“三九点”是很有名的，就是每天早上三点钟上工，晚上九点钟下工。那可真苦啊！还不给工钱，一分钱也不给，就是能吃饱。一天吃五顿饭，四顿饭在工地吃，只有晚饭回到住的地方吃。吃的是高粱米饭、面，还有黄豆、豆腐等，不管好赖能吃饱。住的是窝棚，窝棚里中间挖一道沟，两边地面铺上点木头杆，再铺上草，就睡在上面。天下雨时，窝棚中间的沟里都是水。
我们在汪清干了大半年，每天干活就是挑土，修路基，扛枕木。没有衣服穿，就把麻袋两个角抠两个窟窿，中间抠一个窟窿，伸进双臂，露出脑袋，麻袋当衣服。像这样的麻袋一夏天扛坏了几十条。有时往下揭麻袋时，连膀子上的肉皮都一起揭掉了。
那年我才12岁，一根枕木有100多斤，我扛一根枕木上三级跳板，累得两眼冒金花，勉强扛上去，差点没摔死。
大人看见了说，你可别扛了，以后我们替你扛。干活有定量，比如说十天干多少，有日本兵看着，谁干得慢了就打，那是真打呀。
我们修桥，桥下有水，中国人要从桥上过，他也不让你过，打你，就让你蹚水。在那想跑也跑不出去，到处是大山。有一个人逃跑了，第二天又偷着回来了，说没办法跑出去。
我们这个队都是一个县去的，共30多人，回来时就剩下二十几人，死了十来个，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县是这个情况，别的县死的也不少。
那个地方蚊子特别多，小蠓虫总是围在头顶上嗡嗡地。死的人除了累死的，大部分是得病死的。得了病也没人管，日本人和义和祥什么都不管。后来天冷了，没法干活了，才把我们送回来。死的那些人都是外村的，我们村这3个人都回来了。他俩对我说，不把你带回来，没法向你父亲交代。
我回家后，感到当亡国奴是真不行，我父亲也说，你还是走吧，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八路军。
我是1939年参加革命，开始时在八路军129师358旅3团，当时才14虚岁。我在家时一天书没念过，参加后始终在学校里，开始在青年训练队，后来到358旅青年军事训练队，以后358旅、386旅青年训练队合并，归129师师部管，又把我调到师部两个月，以后又到抗大6训（队）和陆军中学。
陆军中学还没开学，日军对华北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大扫荡”快结束时，大概是1942年7月，在山西的一个地方（那时小，具体地方记不清了，是山区），我和两名同学一起被俘。加上其他单位的，一同被俘约有五六十个小孩。
被俘后，日本兵把我们这些人的胳膊上都刺上了字，刺的是俘虏我们那个日本军部队的番号。开始时往前额上刺，大家都躲，后来抓住胳膊往胳膊上刺。刺字是用线把针拴在一起，用针刺后抹上墨水。右臂被刺字后，我往裤子上蹭了一下，所以有些看不清了，具体是日军的哪个部队也不清楚。也有的人胳膊上被刺字后发炎溃烂了。
我在129师师部时，也管理过日军俘虏。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待遇特别好，他们吃的饭菜和师部一号首长、二号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一样，饭就从一个锅里盛，俘虏吃的菜有时比首长的还好。当时把我调到师部就是负责管理日军俘虏，我负责管理一个中年的日本军官，有两个多月时间。开饭时，先给一号、二号首长打，然后就给日军俘虏打，我负责给俘虏打饭。
可我们被俘虏后就不一样了，两三天没饭吃，没水喝。不吃饭饿点还好说，喝不到水，人能受得了吗？我们这些被俘的五六十人都用绳子拴在一块，在押送的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亮的（有水）地方，马上趴下就喝，人都用绳子绑着，一趴下一大溜。两三天后，押到一个县城，大概是涉县的火车站，用火车送到太原，关押在太原监狱，听说过去是阎锡山的兵营。
在太原关押的俘虏有六千多人，听日本人说，监狱里的战俘分成三等，一等的是山西的，大概是皇协军之类，投降的，待遇最好；二等是国民党军队，大约是一个整师，没怎么打就被俘；最差的是八路军，八路军战俘人数不多，其中小孩多，最大的19岁左右，年龄再大些的八路军听说都被杀害了。与我们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女学生，她们曾在太行学校学习过。
在太原监狱就更苦了，每顿只给一小碗小米饭，不仅给的少，有时还不熟，更主要是人多，也没水喝，每天至少死十几人，连我都去拽过死尸。在监狱附近有一座庙，庙不大，但庙四周有很大的场地，死了的人就扔到那里。为了避免更多的人染上疾病，日本人就命令战俘到太阳底下晒，用阳光消毒，其中有一些人竟被晒死了。
在太原监狱被关押两个多月之后，我们一行六百多人被押上火车送到东北，领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我们从太原监狱出发，乘闷罐车先到阜新。每一车皮有二三十人，上车前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锅饼、咸菜，这几天大概是中秋节，还得到了半块月饼。因为在太原集中营喝不到水，上车后我们都喝了很多凉水，结果大部分人开始闹肚子。车上没有厕所，只给放了一个桶，大小便都便在桶里，谁便完了谁用自己的衣服把桶盖上。车里气味难闻。
到了阜新，把我们这六百多人分到西部，住在有三层电网的院子中。院子里有十多栋平房，我们那房子住六十多人，屋里很冷，冬天墙上都是霜。院门口有警察站岗，拿着枪。每天干活下煤洞子，出了电网就下洞子。我们这些小孩还好些，安排我们做杂役，在井下或外面干些轻一些的活。到了冬天，我们从关里来的这些人感到特别冷，我们没有棉衣服，都是用草袋子往身上围，用草绳子栓上。
再一个就是吃不饱。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或高粱米饭，但给得少，吃不饱。虽然也有卖东西的，但我们没钱买，有时就从垃圾箱中找东西吃。唯一较好的是喝水还较方便。我们分析日本人是有意不给我们吃饱，就怕我们吃饱了闹事。由于在太原时都被折磨得很厉害，往东北运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病，所以到阜新后死了不少人，我们这六十多人就死了两三个。
电网里的两层有电，光电网就死了好些人，靠近电网就会被吸进去电死。与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些官兵，据说是被捕的一个整连的八路军，有一百多人，他们报的是国民党的什么部队，这些人非常团结，一天晚上，他们暴动了。听说用板子搭在电网上，电断了，都跑出去了。
这批特殊工人暴动后，日本兵马上去追，结果跑的大部分被日本抓住，抓住的一个都没剩，全被杀害了。我们这些人都不让动，到院子里集合，没让回屋，到了下午开来了一列车，把我们剩下的这五百多人又押上闷罐车，送到了虎林，把我们重新交给日军部队了。
下了车后，我们走了一两个小时，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大草滩，听说不远的地方就是苏联。每天干活是修路，我们这边一个队，远处又一个队，相对着修，有一个排日本兵看着我们干活。我们这些人干活挨打是正常的、经常的，有时日本兵队长不高兴时，拿着棍子挨个敲，挨打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住的是草滩上就地挖半米深的地窝棚，上面盖上席子和草。我们一个窝棚住六十多人，除了队长、连长是大人，我们这个队都是小孩。吃的一顿就是一窝窝头，没有盐。有木桶装的大马哈鱼是咸的，当盐吃。吃的东西给的少，像我们小孩还行，大人饿得受不了，只好弄些野菜树叶吃，饿得走路直打晃。由于又累又饿，有3个人跑了，日本兵去抓没抓到，可几天后他们又回来了，因为跑不出去，到处是水。回来后日本兵不给他们饭吃，让他们在门口跪着，让我们上下工都能看到。
我们对面那个劳工队也有一个人跑了，也没跑成，被抓回来喂狼狗了。我们在虎林干了一整个夏天，一起干活的这些人死了有六七个，都在附近就地埋了。我们小孩干的活轻些，有时让我们去附近山上割条子，编筐用，出去时遇到水坑有鱼，有时还能抓几条鱼改善生活。我们这些小孩在虎林没有死的。
到了秋天天冷了的时候，又把我们押到抚顺煤矿。到抚顺后，先让我们把衣服脱光，把衣服用蒸汽消毒，每个人在一个有药水的大池里泡一下，出来再穿消过毒的衣服，然后分配到各矿，我被分到大山坑（今胜利矿）。到了煤矿，我们又归把头管了，大把头叫曹玉轩，小把头姓王。在煤矿虽然不像在部队管时那么严，但也不能随便活动，到市里去不行。
我干活是在井下扛木头、支棚子。这时给开工资，但钱很少，除了买窝窝头、高粱米饭，每天若是能买块豆腐沾点咸盐，就是改善生活了。住的条件就更艰苦，房子四面透风，冷气直往屋子里钻。那年冬天格外冷，我们没有棉衣穿，只好用麻袋片御寒，用草绳缠腿。睡觉时没有被子，只能用破麻袋盖。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冻死、饿死十多个人。
我们这些特殊工人抱团，有的伪满警察欺负我们，都被我们收拾了，而日本人对我们特殊工人，只要不反抗日本人，他们就不怎么管，所以伪警察一般不敢惹我们特殊工人。后来日本人就把我们特殊工人都给分开了，一个把头分几个。分开后我们联系不上了，力量小了，就不行了，日子也更难过了。在抚顺也经常发生事故，天天有死人。我们一起来的也死了好几个。劳工死了，就放在房山头，然后再拉走。后来把我们分开了，详细情况就不清楚了。
光复后，我到沈阳，想回去找原来的部队。后来在沈阳遇到接收抚顺的干部，他们也在找特殊工人，了解我的情况后，就对我说：你回抚顺吧。这样，我就回到抚顺煤矿，重新参加了革命。我先后在矿务局、市委和商业局等部门工作，1986年从商业局离职休养。
编者注：文中所称“义和祥”是中国人土建业承包商，从日本包工组手里承包工程，但无投标权，他们原为日本承包商下的大把头，依恃日本人拉帮结伙，控制众多劳工，形成在土建业中根深蒂固的组织。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标签：特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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