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

特殊工人回忆：大山坑的斗争

2022-03-03 11:14 《中国“特殊工人”》胡兆琪 863

我是山西省沁源县人，曾任212旅第59团长，于1941年被俘，被俘后集中在临汾受审讯。这时我与高光鉴等3人组织了党员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高光鉴同志任组委，宣委是某某（59团团级指导员，到抚顺后分在龙凤矿）。当时还进行了一些斗争并决定了一些问题。内容是：（...

我是山西省沁源县人，曾任212旅第59团长，于1941年被俘，被俘后集中在临汾受审讯。这时我与高光鉴等3人组织了党员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高光鉴同志任组委，宣委是某某（59团团级指导员，到抚顺后分在龙凤矿）。当时还进行了一些斗争并决定了一些问题。内容是：（1）如果被编到伪军，就组织外围组织，名为结义社，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把结义社改为起义社；（2）如果被押送到煤矿当劳工，要团结工人，寻找地方党开展斗争，待机逃回部队；（3）就是长期押送进监狱，也要向敌人斗争。

1941年10月底，我们由山西临汾被押到抚顺煤矿劳动，计三百多人，其中除了我军被俘人员外，抗日武装与地方人员约七八十人，还有察哈尔地方部队一些人员（由武士敏领导），属国民党军84师。到抚后，我们就分散了，我被送到大山坑，高光鉴同志被送到老虎台，龙凤矿、大揭盖（西露天）也去了一些人。当时我们多次寻找当地党组织，但未接上关系。

我们到大山坑后，团结了一些工人，进行了一些斗争，其中主要是搞些小型破坏、怠工等活动。如在钉道钉时故意少钉或钉得不牢，使电车造成掉轨。再就是破坏生产工具（如碰车、砸电灯泡）。同时与把头也做了些斗争，揭发他们。如有一次把头拉着我们卫生员要去见日本人，大家就都起来了，并说：“你克扣我们工资，我们还要告你呢。”这时把头害怕了，也就不敢惹我们了。

当时我们还未建立组织，但我与康柯、王步凌同志经常在一起研究问题，他们有事也经常找我。这一时期我曾想和高光鉴同志联系，但未找到机会。1941年12月老虎台矿特殊工人逃跑前夕，高光鉴同志曾到大山坑和我研究了组织逃跑的计划，当时确定了逃跑的方向。一个是找冀东八路军，另一个是去通化抗日联军，最后还是确定往热河去，同时对逃跑后的工作也做了安排。我的意见是出去后先打起抗日旗号搞武器，缴获敌人岗哨的武器，将其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进山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待机回部队。

这次逃跑，大山坑特殊工人没与老虎台的特殊工人一起走，因为我当时患病，另外大山坑的条件也不成熟，我的意见准备让他们再等三四天，但高光鉴同志说不能等，因为逃跑计划有些人已经知道了，怕泄密，最后考虑还是让他们先走了（后来听说他们又被抓回）。他们逃走后，日伪对大山坑看管更加严密了，特务活动也多了，所以我们在这之后团结了一些积极分子，想搞一些大的破坏活动，也未搞成。

我的病好了以后，曾商议利用过年的机会逃出去。1942年2月，我与警卫员、护士长等6人利用看病名义逃出了大山坑，我们逃出后是在前后八家子过的阴历年。

编者注：胡兆琪，1902年生，山西沁源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太岳区决死队1大队大队长，1940年任山西决死纵队1旅（212旅）59团团长。1941年秋在日军对太岳区“扫荡”时被俘，后被押送至抚顺煤矿，1942年2月逃出抚顺回到部队。1961年对其进行采访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