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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人回忆:恢复支部,分批归队

2022-03-31 11:18 《中国“特殊工人”》 马苏义 496
  1941年我部奉命到岳南的浮山、翼城、临汾、嘉陵一带开辟三分区工作,当时三分区司令员孙定国,政治委员马英,参谋长杜则生,政治部主任朱佩宣,我在政治部任技术书记。到达该区后,连战连捷,部队情绪非常高涨。  9月间,消灭了顽军赵司令的一个团...
  1941年我部奉命到岳南的浮山、翼城、临汾、嘉陵一带开辟三分区工作,当时三分区司令员孙定国,政治委员马英,参谋长杜则生,政治部主任朱佩宣,我在政治部任技术书记。到达该区后,连战连捷,部队情绪非常高涨。

  9月间,消灭了顽军赵司令的一个团,之后,该部(即分区司令部)进驻某村。由于对敌情掌握得不准,于23日被日军包围于佛庙岭。拂晓时忽听枪声四起,部队毫无战斗准备,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至西南沟时,部队因一天没吃饭,十分疲倦,伤亡也极为惨重。

  除打死打伤者外,只有部分人冲出,机关人员未能突围。当时我率领一群小鬼及挑夫(政治部文件都在这里),手无寸铁,情况十分危险,已料到不是被打死便是被抓去,只好先把文件烧毁再说。刚烧完文件,敌人就上来了,几个同我一起烧文件的同志全都被俘。我被俘后化名杨三春,经审讯直送太原战俘集中营。当时看到有上万的中央军也被关在这里,据说系98军的将士,也有我们同志100多人。在这里关了不久,即被送到东北抚顺煤矿。

  那时我想:“只要不死,一定回到部队。”然而,日本人的看管十分严厉,甚至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很难得。到了抚顺之后,才稍有好转,因为他们每天都让我们做工。

  到抚顺后,同志们分别被编为采煤工、木工等,通通称之为特殊工人。所谓特殊工人就是他们都是抗日犯,到这里劳动改造来了,与其他工人在人格上有所区别,工资也十分少。那些丧尽天良的把头仗势欺人,唯恐我们逃跑,第一个月的工资全被他们扣去,作为所谓押金。工作非常劳累,名义上每日12小时的工作,但往往除去一下班领取传票和电灯以及洗澡做饭这些事情之外,休息的时间仅有四五个钟头,很多同志染病以至死亡。

  我和熊言顺、南品同志是先来抚顺煤矿万达屋的,具体时间可能是1941年11月上旬,共有被俘同志百余人,其中党员不足30人(高光鉴、李新民同志来以后党员就多了)。我们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此处疑有漏掉字句,前后意思不接]当时东北抚顺工人群众与关内不一样,对敌人斗争表现不强,主要是有部分人对我党、八路军还存在认识模糊。二是团结教育和保护被俘同志,继续与敌人斗争。三是准备暴动逃跑回部队。所以我们来抚顺当时就组织支部。

  当时支部主要领导人是熊言顺、南品和我,不久高光鉴同志来抚顺和我们相遇,也参加党支部的领导工作。我记忆当时的分工是熊任书记,高光鉴同志负责政治工作(宣传委员),我负责组织工作(组织委员),南品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委员之一),李新民同志来后也参加了支部领导工作(李新民同志来抚顺十多天即暴动)。

  这时我们在支部领导下,除对部分人员中的悲观思想、斗争无信心进行教育外,其次就是准备暴动逃跑。我们当时研究的是往热河奔(我们觉得热河有抗日游击队)。

  暴动的行动准备:(1)秘密召开了动员大会,动员大家报名,记得当时报名共有百余名,编7个班,同时每人准备了铁棍子作为武器;(2)准备应用的物品,纸、笔、钢笔水、指南针、病人使用的药品等,都一一由党员同志们的党费中支出。支部在领导暴动前拟定了一些宣传口号,由高光鉴负责。

  当时群众、干部(支委)都纷纷要求进行,不要做日本人的奴才,都提出:“多给日寇干点活,就多杀一个我们中国人”,“不如快回部队”等。于是在1941年12月20[21]日晚就进行了,先由万达屋奔向浑河到北山(铁岭附近),进行一夜的急行军,来到三家子村已是亮天了。

  由于我们对向导的警惕性不高使其跑掉密告,不久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围击,我们48名同志又被捕,押送抚顺监狱,进行严刑审讯,敌人主要找领导人和党组织。但由于我们支部秘密联络各党员,更秘密联络群众,坚持信心,保守机密,由此虽受到日伪非人道的严刑,但我们同志均齐口同音地说:“领导人是死者王振”(此名是互相串通造的假名)。

  敌人无法,只好加倍严刑拷打,过电、灌凉水、皮鞭,有时被打得昏死几十分钟。最后,南品、李新民、高光鉴同志挺身而出,承认是暴动领导者,敌人便将他们带到沈阳。暴动失败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与部分群众的急躁情绪,条件未成熟,急于要求回部队,特别是路线没有侦察好,造成一夜急行军未走出几十里地,其次是对东北情况不了解,造成暴动的失败。

  1942年2月,我们回到原煤矿做特殊工人。为了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我们在原支部的基础上,恢复了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我们采取分期分批的归队办法。当时找到一个关系,送出一人要20元钱,于是我们决定让一些较主要的领导同志先后分批回队。我于1942年冬天回到了部队。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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