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菟明月网(原抚顺七千年网站)

当前位置:首页 >   记忆   > 城市记忆

城市记忆

特殊工人回忆:栗子沟特殊工人王中队

2022-04-15 11:21 《中国“特殊工人”》 刁志诚 581
  1943年1月,日军派重兵“扫荡”我们,当时我们独立团〔新四军〕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进行反“扫荡”。我们的电台由团长、政委带领,主力连掩护,活动在敌占区太康、曹渠一带,不幸在转移的第二天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部队损失很大,政委牺牲,团长带一部分人突围,我和我...
  1943年1月,日军派重兵“扫荡”我们,当时我们独立团〔新四军〕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办法进行反“扫荡”。我们的电台由团长、政委带领,主力连掩护,活动在敌占区太康、曹渠一带,不幸在转移的第二天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部队损失很大,政委牺牲,团长带一部分人突围,我和我们电台的一些同志在突围时被俘,当时被俘的有电台台长郭道先、报务员、见习生、勤务员、译电员和刚从平区调来的几个干部,以及一些战士、炊事员共30余人。被俘的当天,日军将我们连夜押往朱集子宪兵队,在途中我们换了衣服,研究了对策。

  当天晚上,我们被押在一个大木笼里,此时台长郭道先和任译电员研究对付敌人之策,决定采用化名、化装、伪造口供等方法,并对其他同志进行了教育,如保守秘密,坚定立场等。郭队长还专门叮嘱勤务员小苟(当时才十几岁),教他如何应付敌人。日军采用逐个审问的办法,企图从中发现问题。在酷刑面前,同志们咬紧牙关,始终未暴露真实情况。日军只好把我们押到开封监狱里,有两个多月。

  到开封不久(二十多天),就看见19团被俘的同志,共计一百多人,其中有干部,但为数较少,大部分是战士。他们电台台长孙润民原和我们一起工作过,我们暗地里通报了各自的情况。

  1943年3月间,日本人把我们押往北满东宁县修“国防工事”,我们坐的是运货车,在途中我们计划寻机跳车逃跑,但当一部分人逃出后,便将我们的车窗钉死,机会就失去了。

  在北满做工时,也曾几次计划跑到苏联去,但因别处工人逃跑引起日军的重视,除上下班日兵武装押送外,还专门在我们驻地增加了岗哨,因而没有机会,10月又将我们押送到抚顺市。

  到抚顺后,把我们这些人编了一个中队,中队长王殿臣,下分小队,第1小队长是郭某某(原我军一个副连长),第2小队长是孙润民。我们台长郭道先是我们分队长。

  我们中队的番号叫王中队,因为中队长姓王,故名为栗子沟王中队。我们是西露天采掘线路工。

  王中队的人员很复杂,全队共计一百多人,这些人员中有我军人员(八路军、新四军),有国民党士兵,有从关内抓来的老乡,有日本人认为不可靠的皇协军,其中我军人员共有40多名,国民党士兵十多名。

  到抚顺,生活比在北满时稳定一些,但大家逃出去的决心更坚决了。为了回部队,我们这些同志研究很多次。当时抚顺周边都设有卡子(即岗哨),专由日伪军把守,车站根本不能去,一到车站没有通行证即被捉回来,如果是普通工人当天放回,如果是特殊工人,大都先坐狱半个月,审问拷打,然后才叫把头或队长领回。回去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条是找关系(也可以用钱买通行证),另一种是找当地人或老工人带路通过卡子,这一条必须花钱。集体冲过卡子是一种冒险的办法,肯定行不通。因此最后确定还是找关系设法脱险。

  找关系要钱,坐火车也要钱,而我们却一无所有,钱成了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经大家研究和调查老工人,我们决定从大坑里背煤卖,每天只要背一百斤煤到坑边的堡子里卖就可以得一元钱。长期下去有两个月时间就能搞到七八十元,于是大家就组织若干个组去背煤。可背煤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遇见外勤,不但煤没收,还要送到劳务系,起码得挨几十棍子,如果遇到警察就更麻烦了。但为了回部队危险也干,这是大家的决心。

  有一天晚上,王云华等5名同志去南花园卖煤,被一个警察发现,当时警察要将这5个人带到派出所去,王云华等人不去。警察上前就打了王一个嘴巴子,王云华气急了,不顾一切抽出背煤的棍子,用了平生的力气一棍子将这个警察打倒在地,这个警察好半天起不来,他一起来即吹哨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的5个人打了警察后,背煤便跑,舍不得扔掉煤,已从坑下背到这里费力很大,当然跑不快,很快就被派出所警察追上,其中一名跑掉,四名同志被捉去。

  跑回的同志一回来就将此事告诉了大家,这时,我们正在吃饭,一听此事,怒火填胸,全都跑到外边,每人找到一个家伙(棍子、铁锹)向派出所跑去。一到派出所,就见王被吊在屋内,孙润民和派出所交涉要求放人。他们不但不放,反而掏出手枪威胁我们,叫我们立即回去。

  正在这时,一个国民党被俘老兵猛然上去将其手枪夺下,大家也都举起了家伙。警察见我们人多,不敢再动手,当面将人放了。我们立即将队伍集合起来,由这个派出所所长在我们队前承认错误,他说:“小弟不知是你们,以后你们到这里来只说是王中队的,我们决不碰你们。”他承认错误,我们就顺水推舟,整齐列队回到住地。

  但我们一到家,住地很快被宪兵队包围起来,由劳务系日本人带着特务,将众人逼聚在一起,当场将孙润民和背煤的5名同志带走。

  这次斗争我们虽受了一些损失,但同志们的斗争情绪很高,在孙润民同志入狱后(两个月之久),我们特殊工人搞了营救斗争,由张某某、孟某某、党如华(党员,班长)三人带七八个人去劳务系要人,并说:“你们把孙润民押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放,再不放我们不干了。”后日本人说:“好,你们先回去吧!”由此不几天孙润民等几名同志就出狱了。

  从这次事件后,同志们受了一次教训,深深感到不团结起来是不行的,同时采用原来办法也是不行的。于是大家一面斗争,一面设法逃回部队,采用方法是分散回去,三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找好关系就回去。在这以后,孙润民、国桥、张自修先后都回到部队。我也在这次回去,不幸在车站又被捉回来,押送到宪兵队,审讯3天,用了灌凉水、过电等刑法,没问出什么结果,关押了半个月才被放出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困难就大了,特别是人力不足,而他们所谓“大后方”的劳动力,更是十分困难,因此对待我们特殊工人的行动当然监视的就更严,我们上街都得带上身份证,否则按逃跑论处或者抓到辅导院,这给我们逃跑增加了不少困难。

  我们在矿时,反抗压迫的斗争也很激烈。如有一次日本人用冷水浇了我们一个队长,大家就利用这个机会掀起了罢工,我们八十多人包围日本人办公室,也用冷水往他们房子里泼,并在工地上静坐,逼得日本人不得不向我们道歉。还有一次也是在工地上发生的,时间是1944年冬天,一个叫金吉的日本人打了我们一个老同志,这时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不干活,群起而坐,金吉没法只好去找“王大牙”(我们的队长)来讲和。

  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苏军一到沈阳,我们在栗子沟就组织起来了,我和党如华同志等人就组织被俘人员编一个连,有百余人,后期扩展到500余人。龙凤矿有徐子臣和王某某组织了几百人,老虎台有个别人就参加栗子沟的,后由王某某到沈阳和16军分区接头,组成一个团,开始叫炮兵团,团长徐子臣,我任2营教导员,后编为混成旅,我调到旅部当助理员,我们团在锦州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抚顺做特殊工人时期的党员有:王云华(红军班长)、国桥(在抚化名王兆芳)、徐子臣(机枪连班长)、郭连生(19团3连排长)、王景明(通信连副连长)、王殿臣(机枪连排长)、张自修(19团某连指导员)等,足有十几名党员。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标签:特殊工人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