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

特殊工人回忆：逃走路上的传奇

2022-05-12 11:27 《中国“特殊工人”》李书林 648

1942年，侵华日军开始了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我当时是冀鲁边区9个县的地下秘密交通站的科长，刚刚19岁。中心站设在洛林县镇。因为我是洛林县三间堂村的人，从小上过6年学堂，13岁在洛林县镇中药店学过两年徒，抓药送药，街面上混得挺熟，又加上当时有6年文化...

1942年，侵华日军开始了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我当时是冀鲁边区9个县的地下秘密交通站的科长，刚刚19岁。中心站设在洛林县镇。因为我是洛林县三间堂村的人，从小上过6年学堂，13岁在洛林县镇中药店学过两年徒，抓药送药，街面上混得挺熟，又加上当时有6年文化，那就是不简单了，称为有大学问的人了。所以，家乡一闹民工，成立八路军根据地的那会儿，我就入了共产党，1939年我当上我们三间堂村的党支部书记时才16岁。

1940年，上级党组织抽调我去冀齐边区一区地委支委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就没让我回村，留在地委印刷科，负责印刷党的各种文件。1941年，我被提为地委秘密交通科科长，负责建站、选择地下交通员的工作。这样，9个县的县委大部分领导干部、交通站长都认识我，到了“五一大扫荡”这会儿，可就来了麻烦了。

日本军队前边是伪军，他们沿着津浦路往东推进，所以，我负责的冀鲁9个县，便是“扫荡”的重点区。虽然“扫荡”之前，我们地下党已经接到情报，地委遵照指示，将部队和干部全部化整为零，分地区转移坚壁，但在辛集一带，却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损失惨重。

地委书记、专员、组织部长等人牺牲，也有人被俘，有人叛变，形势十分危险，只有地委交通员张少武，在脸部被打伤后装死，才免遭枪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这个人认识我，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情况是这么紧张。但是，我们交通科没跟部队转移，我认为还要及时开展工作。

9个县交通站，瘫痪的瘫痪，转移的转移。我找到有病没能跟部队转移的地委宣传部长张白水、县委副书记曹戎，他们听到我的汇报，让我赶快恢复地下交通站。

我来到洛林县新划分出的一个县叫景元县，县长吴耀南已经给我找好了该县的地下交通员，土匪出身的王会荣，让他送我去岩山县找县委书记张玉梅（男，化名赵新民，1944年牺牲），一时找不到，只好又回到景元县，在前小营的秘密交通员陈墨林家落脚。

为防备万一，我让王会荣在院外守候，我先进屋。陈墨林的母亲很厚道，见我走了一天一口饭没吃，就给我贴玉米饼子，饼子刚刚端到桌子上，这时村头传来一阵阵枪声和喊杀声。我知道坏了，赶快让陈家母子别管我和王会荣，自相逃跑。我挥手让王会荣自己顾自己，顺手拎起院子里的小锄头，装着外出办事或干活的样子，出了大门就往胡同口钻去，正好和前来扫荡的伪军撞了个满怀。

几个伪军用枪托狠狠地打我，胸脯子撞的满是血。这时，伪军中有个宪兵把我认出来了，他叫宋生发，是我同村的同学，也知道我干地下交通的事，可他没有说出来，却问我：“少爷（我们地方同辈人的称呼），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见他没有供出我什么，便伪装下去：“来卖麦子。”他一听我这么一说，顺势搜我身，发现没有钱，我又谎称是先来订货，后交定钱。姓宋的同学不让别的伪军打我，说是同乡又是同学，那些人算是住手了。但是并未放我。原来他们边“扫荡”，边抓劳工，抓多少劳工，得多少外快。

我被押到岩山县城，到了监狱一看，王会荣也被抓来了，还有前小营的村长王子香，地下党支部书记王介林。我们4个人被关在一起。

进岩山监狱不久，我们就从狱卒的嘴里知道要送往东北当劳工，但送什么地方？沿途能否逃跑？逃出之后怎么活下来？时时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用钱（藏在鞋帮里的）买通了狱中看守张林青，让我母亲给我做双白布鞋来。

我母亲是村妇女主任，也是地下党员，很有经验，自打我被捕之后，她正四处活动打听。今日听到我的消息又让捎白布鞋，她就将我们家在天津、北京和东北各地的亲朋好友、领导闯关东的人地址、姓名，全给我写好夹在鞋帮里了。得到母亲的这双鞋，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来了力量，我就只有等待逃跑的机会了。

到这年的7月初，从岩山监狱被押送到沧州监狱，关押了20天左右之后，把我们这些人（36个左右）分成几组，从沧州乘火车去东北。我和一个叫康福增的难友是一个组，与康福增同车不久，就知道他是原一分区的排长，二十来岁，性子很急。他和我商量跳车逃跑。

可我一看押车的日伪军不少，又都荷枪实弹，告诉他先别冒险，看看再说。车到山海关，要入“满洲国”界，必须换车才行。趁这机会，姓康的又想逃跑，我一看满车站的伪军和日本兵，不让他冒险，说到地方再说。后来到奉天换车去抚顺，也没跑的机会，奉天南满站到处是日本兵和伪军。到抚顺站一下火车，外边就有汽车，将我们拉到矿务局，我后来想起来了，就是现在的运输部地下室。在这里开始让洗澡、理发、发一床小薄被、一双水袜子胶鞋。在这里住了一宿，吃的是高粱米饭、豆腐菜。

第二天一早，老虎台采炭所劳务课来人将我们36个人全接去，乘坐的是煤矿电车，然后步行穿过现在的电车站桥洞子来到虎西街劳工大房子。

这个大房子四周全是铁丝网围着，想出来只有一个门，有拿钥匙的人看门把守。不过房后正对着小戏园子，可以听见唱戏的锣鼓家什声。那时的抚顺不知为啥特别冷，阴历八月，大房子就点上炉子。到的当晚，发给4个橡子面和苞米面两掺的窝头，一碗白菜汤。

36个人挤在一间南北炕的大房子里，夜里一起夜，谁也睡不好。睡不着就想心事，想关里家。这个大房子有个烧炕点炉子的老张头，70多岁，人挺厚道，听说我们是从山东德州府来的，老张头一下子来了精神，说他也是德州人。老乡见老乡，是乡三分亲。夜里想到康福增要逃走，想到老张头，想到奉天同乡，想到初来乍到，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一番苦恼涌上心头。

这时只听防空警笛忽然响起来，我们这些新关进来的人全吓醒了。老张头告诉大伙别害怕，不是真敌机来，是演习，矿上日本人进防空洞，咱们中国人不进，一会儿就该拉解除笛了。我眼睁睁地度过这段防空演习时间，解除之后才发现大房子里的电灯黑一阵又亮了。

第二天，矿上劳务系来人给我们讲课，主要讲井下安全。说井下有瓦斯，一见火就要爆炸，不允许带洋火，不允许抽烟；入井时有矿警搜身检查，查出来要挨罚挨打；在井下走路不要分开，到灯房领手拎的灯，也可以放在柳条矿帽上，灯头挺大，不怎么亮，是红呼呼的光；然后每人发一把刨煤的锹。

这一天就结束了。矿井没见着，可井下的这一套事，使我们心里直打怵。事后我就问烧炕的老张头井下的环境，心里盘算着逃跑的可能。老张头也许是爬了一辈子煤矿，也许是出于同乡的同情心，打了声唉声说：“孩子，下井是实在活不下去的人才去的，要是有一分法子，也别下井。”然后他指给我看爬着走路用手捞锅台后面泔水缸里剩的烂东西吃的人，说那就是在井下刨煤砸断双腿的矿工，没人管，没家回，只好这么乞讨活着，像这样的人，矿上到处都有。经他这么一说，我特地注意起那个没腿的人，那么年轻、壮实，却没了双腿，靠双手爬着走路，一脸的苦相，吃泔水时简直就是一头饿急眼的猪，真可怜，真可怕。这印象，几十年来一直闪现在我的眼前，太深刻了。

第三天，矿上没来人，只告诉我们第四天一大早下井。可是因为身份特殊，哪也不允许去，只能在大房子里和院子里待着，隔着电网看见虎西街有行人，有个跳大神的在给人算卦。这时康福增又和我商量逃跑的事，此时我心里已决定逃跑的时候到了，再晚了，一下井，就不容易跑成了。小康说完，我一点头，就找老张头打听奉天离这里有多远，他说也就百十里地。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乐，让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怎么，你俩想逃跑？”经他一问，我觉得事不好，连忙改口，称奉天有个亲戚，大连也有一个，过后想去看看。老张头可是久经世道的老人，一下子给我捅开了：“唉，哪有什么过后，要想借走亲戚的道逃跑，现在就张罗逃吧！”老头说得实在，我就顾不了许多。听他讲不认东西南北不要紧，指着电网外的高压电线铁塔，让我们顺着他指的铁塔电线往西走，一直就能走到奉天，还详细告诉我俩，出了老虎台，铁塔的下一个地方叫大山坑，然后是发电厂、大官屯、瓢儿屯什么的，可我只记住个深井子离奉天很近。

经老张头这么一番指点，我心里总算有数了，然后我们就找人商量，他们一听，全都说早就等着这一天呢。其中有原专署科员张岩、民政助理李金波，还有王会荣等。然后就分二人一拨，分别出门，有先有后，利用防空演习灭电灯那个功夫逃走。一切准备妥当，晚上一到，大伙都装着挺守规矩，按时躺下睡觉。

夜里估摸12点钟的时候，防空警报又响了，电灯熄了，大房子一下子陷入黑暗之中。我的心立时突突起来，康福增年轻心切，拉着就说咱们是第一批，打头先走。我说得拉上张岩。可是一拉张岩，他说不走了，枪伤的腿疼得要命，怕走不了几步被日本兵发现，那样大伙都没命了。他流着泪痛苦地说：“宋保选（我的真实姓名），你们走吧，我不能连累你们！”我说不行，要走咱们一块走。王会荣一听就急了，让我先打头走，他扶着张岩走。

我一看时间一拖就要没了，防空演习一结束谁也走不成了。拉着康福增就来到门口，看门管钥匙的人一下子蹿出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说想出去，借下钥匙使使，并举举我手中紧握的刨煤锹把。那个家伙不吃这一套，把眼珠子一瞪：“不行，快回屋睡觉去！”我一看不行只好软下来讲道理：“我们都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咱们大伙的心情。”他凶相一露，“什么，都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是满洲国人，你少来这一套，我们不是一路人。”

正在争吵的时候，应该第二批走的王会荣等3个人来了，他们都是拉过队伍的，根本不听这一套，举起镐把就要打死看门的，吓得这小子连忙开门，王会荣让我、小康，还有青云县中心村的村长张子义先走，他走在后，出去后又是分开走道。此时的虎西街上没有一个人，因为是防空戒严时间，谁也不敢走在街上，要让日本宪兵队遇上，非开枪打死不可。我凭着当年在家乡坚壁清野的经验，认为这时走路可能最安全，敌人也害怕嘛！真不错，走到大山坑，才发现大坑边上出现了人。康福增告诉我绕道走，我看了一会，发现是夜里偷煤的人，不是什么矿警队。

天亮的时候，不敢走大道，专走小毛毛道，走到第二天傍晚一听到了深井子，知道离奉天近了，离抚顺远了，心里也松弛下来，觉得又累又饿又困。临逃走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背在身上，走到一片香瓜地，见看瓜的人，我用水袜子胶鞋换了6穗苞米，和康福增一块烧吧烧吧吃了。走到村子边见一片豆角秧放在场里，天又黑得看不见路，俩人就卧在豆角秧上睡着了。

一觉睡到天亮，发现脚边站一个人，是个老太太。没容我看清面孔，老太太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和家住地点，“哎呀，你是不是山东德州府洛林县三间堂老宋家的小子？”我一下子愣住了，心想在这个荒郊野地怎么会遇见认识我的人呢，但老太太一脸的诚恳样，我也只好说是。老太太才把前前后后怎么认识我们家和我的事讲了一遍。

老太太姓纪，当年住山东禹城，一年家乡发大水逃到我们洛林三间堂，就住在三间堂土地庙的庙台上。三间堂因为具有独一无二的三间土地庙而称名于山东。我家就住在土地庙旁边。纪老太太当年讨饭经常到我家去，她说我们老宋家这家人厚道，每次去不是吃饱就是给这给那的，两家处得很好，水下去之后回禹城，两家还恋恋不舍。如今在关外偶然见到宋家的小子，老太太非要报一报当年在三间堂的恩情。他把我和小康领到家里，做的高粱米饭给我们随便吃个饱。

休息3天，什么也不让我干。谈到今后打算，纪老太太知道我是逃出来的劳工，要被抓回去就没命了，所以先不让我走动，让我帮她儿子种菜，往奉天运菜卖。她儿子很能干，人也很好。我和康福增给他干一个月，纪老太太给工钱还供吃喝。临了，我要去奉天亲戚家，纪老太太给我们买火车票，让儿子到奉天帮我找到亲人。

没想到，深井子留给我这么深的印象，够我一辈子也回忆不完的了。解放后，当我脱下军装转业来到抚顺露天矿任党委副书记时，我才发现与抚顺第二次的缘分。第二天我就去深井子寻找当年对我救命之恩的纪老太太，可她已经死了，我来到坟头上向这位山东老妈妈烧纸叩拜。

编者注：新中国成立后，李书林曾任抚顺西露天矿党委副书记、东露天党委书记、抚顺钢厂党委书记、抚顺矿务局党委副书记。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