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工人回忆:用假八路诱害战俘劳工
2022-06-09 11:33 《中国“特殊工人”》 张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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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37年参的军,到了山西北关,后补充到中央军第45师。1938年,我军一支队伍在与日军作战时被围,我们接到命令前去解围。我在第1队第8连,队伍在行军时被敌军发现,于是日军从队伍中间袭击,把我军拦腰截断,我们的队伍被日军打散,士兵都纷纷退到树林深处。日...
我是1937年参的军,到了山西北关,后补充到中央军第45师。1938年,我军一支队伍在与日军作战时被围,我们接到命令前去解围。我在第1队第8连,队伍在行军时被敌军发现,于是日军从队伍中间袭击,把我军拦腰截断,我们的队伍被日军打散,士兵都纷纷退到树林深处。日军抓不到人恼羞成怒,用飞机在树林上空进行机枪扫射。
当时我和副班长马继坡在一起,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一个好心的大娘为我们准备了饭菜,还没来得及吃,日军便追赶上来。我们又向山里退去,途中又遇到4个中央军战士。之后我们返回到那个小村庄,吃完饭已是深夜12点。我们住在了大娘家的西屋二层楼上,由于过度的疲劳,我们一觉睡到了天亮。等醒来时,小村庄人声嘈杂,日兵正四处搜查,强迫老百姓说出我们的下落,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几所房子。后来一个日本兵爬到我们住的阁楼发现了我们,就这样,我和其他5人被捕了,当时我只有19岁。
日军把我和其他战俘一起押到了山西高平龙安,被关押在阎锡山队伍留下的大营房里。在那我们住了十几天,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之后我们又被押到了河北保定,住了两三天后就乘火车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挖战壕、修碉堡。
我们在佳木斯没有房子住,只好铺些草睡在地上。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没有盐,没有菜吃。到吃饭时,日本兵在地上铺几块板子,把饭撒在上面。日本兵对特殊工人看管得极严,两步一个岗,三步一个哨。过了两个多月,我们被押到了日本人营房。由于吃得极差,再加上水土不服,不给医治,任其死亡,就这样死了许多人。那时我也生病了,眼睛发红,我只好自己医治,过了好长时间病才好。
记得在大年初一那天,由于一个特殊工人闹肚子,他还没来得及到厕所,就把大便便在了门口,日本鬼子发现后,开始查问这是谁便的,但没有人承认。于是日本兵大怒,把所有的人都拉出了房子,让我们光着上身,穿单裤光着脚跪在冰冷的雪地上长达十多分钟,有的人被冻得昏死过去。当时有五六十人受难。
我们在佳木斯一冬天都开山、刨土、铺路。后来又到东宁县南天门山修筑工事。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条件非常恶劣。那时一共有3个班修工事,后来有一个班秘密地逃到了苏联,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冬天我们又到横道河子伐树。
天暖后,也就是在1939年3月,我们被押到了抚顺,一行有四五十人。日本人把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分到了各个矿区,从此我便与马班长及其他几个难友失去了联系。
我被分到了老虎台矿第5区,同劳工住一起。把头是崔玉坤。每天每人给6个高粱米掺棒子面的窝窝头。日本人不给我们鞋穿,我们只好光着脚,到了冬天,我们用草绳缠在脚上,每次进屋都要把脚在炉子上烤很长时间才能把草绳拿下来。吃的高粱米有一种怪味,都是发霉的,没有盐和菜吃。
每天我们都劳动12个小时,3个月没开工资。我们几乎没有人身自由,在街上走就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话,也被日本人借口聚众闹事抓起来,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要被押送到宪兵队受拷打。有时把头看你不顺眼也要把你抓起来关押几天,或者毫无理由地打人。
记得在抚顺矿附近有一个洋铁铺,同我在一起的曲可昌经常到洋铁铺去。一天他从洋铁铺回来,很神秘地把我、黄铁贵、赵树生叫到一起,说抚顺炭矿来了一个八路军的密探,他想联络特殊工人发动暴动。于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我用的是曲可昌给我改的名字。
以后这件事主要由黄铁贵和曲可昌与那个密探联络。过了几天,黄铁贵和曲可昌来叫我去市里同春饭店吃饭,于是我们便来到同春饭店,见到了那个“八路军”密探。
他告诉我们,等暴动时到沈阳北陵领取武器。见到了“八路军”,我心里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醉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感觉有人使劲地踢我,睁开眼睛一看,我大吃一惊,原来踢我的竟是日本宪兵。我们几个人都被戴上了手铐。使我们奇怪的是那个“八路军”密探却安然无恙,悠闲地坐在那里,嘴角露出一丝奸笑,冷冷地盯着我们。一个宪兵队长向他敬了个礼后,便把我们押到了小白楼。
到了小白楼,日兵把我们4个人分别看管着。我和赵树生被关在厕所里,从此我与黄铁贵、曲可昌失去了联系,不知其生死如何。在厕所里我们蹲了两天,日兵开始分别审问我和赵树生(现在龙凤矿)。审问时,日本宪兵用塑料尺子不停地打我的脸,让我快速、反复地说我的名字,审问了几天也没有结果。由于我当时用的是假名字,因此宪兵队拿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和赵树生摁了手印,但还是被关了21天。
释放我们那天,那个“八路军”密探也来了。他给我们讲了话,让我们回矿后老老实实干活,又狂妄地说:“你们知道王天义吗?那就是我。”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奸计,我们都上当了。过了几天,我找个机会又来到同春饭店,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饭店里的老板,伙计都换了人。原来那天我们几个人已被日本人牢牢地掌握在其手中了,同春饭店是汉奸的一个据点。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张相斋的特殊工人,他与我原是一个部队的,是个班长,在特殊工人中他也是一个小头头,日本人只是听说张相斋要发动工人罢工,就把他送到辅导院受日本人迫害。在辅导院中的生活是可知而知的,不仅吃得不好(吃掺沙子的高粱米),而且还经常受极重的刑罚。在辅导院中的监管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很少。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利用中国管理中国人。
其实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在矿期间非常团结,把头一般不敢惹我们。记得有一次,一个特殊工人在矿上拣了一筐木屑想拿回去引火,被把头看见了,打了这个特殊工人,我们非常气愤,几十个特殊工人一起把那个把头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脚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得他晕头转向。像这样特殊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人和把头的事屡见不鲜。
编者注:1941年6月9日,抚顺煤矿为对特殊工人进行所谓秘密战,与抚顺市警务处、抚顺宪兵分遣队三方签署所谓《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规定在配有特殊工人的地方,都要设立“侦谍工作网”。
当时我和副班长马继坡在一起,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一个好心的大娘为我们准备了饭菜,还没来得及吃,日军便追赶上来。我们又向山里退去,途中又遇到4个中央军战士。之后我们返回到那个小村庄,吃完饭已是深夜12点。我们住在了大娘家的西屋二层楼上,由于过度的疲劳,我们一觉睡到了天亮。等醒来时,小村庄人声嘈杂,日兵正四处搜查,强迫老百姓说出我们的下落,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几所房子。后来一个日本兵爬到我们住的阁楼发现了我们,就这样,我和其他5人被捕了,当时我只有19岁。
日军把我和其他战俘一起押到了山西高平龙安,被关押在阎锡山队伍留下的大营房里。在那我们住了十几天,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之后我们又被押到了河北保定,住了两三天后就乘火车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挖战壕、修碉堡。
我们在佳木斯没有房子住,只好铺些草睡在地上。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没有盐,没有菜吃。到吃饭时,日本兵在地上铺几块板子,把饭撒在上面。日本兵对特殊工人看管得极严,两步一个岗,三步一个哨。过了两个多月,我们被押到了日本人营房。由于吃得极差,再加上水土不服,不给医治,任其死亡,就这样死了许多人。那时我也生病了,眼睛发红,我只好自己医治,过了好长时间病才好。
记得在大年初一那天,由于一个特殊工人闹肚子,他还没来得及到厕所,就把大便便在了门口,日本鬼子发现后,开始查问这是谁便的,但没有人承认。于是日本兵大怒,把所有的人都拉出了房子,让我们光着上身,穿单裤光着脚跪在冰冷的雪地上长达十多分钟,有的人被冻得昏死过去。当时有五六十人受难。
我们在佳木斯一冬天都开山、刨土、铺路。后来又到东宁县南天门山修筑工事。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条件非常恶劣。那时一共有3个班修工事,后来有一个班秘密地逃到了苏联,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冬天我们又到横道河子伐树。
天暖后,也就是在1939年3月,我们被押到了抚顺,一行有四五十人。日本人把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分到了各个矿区,从此我便与马班长及其他几个难友失去了联系。
我被分到了老虎台矿第5区,同劳工住一起。把头是崔玉坤。每天每人给6个高粱米掺棒子面的窝窝头。日本人不给我们鞋穿,我们只好光着脚,到了冬天,我们用草绳缠在脚上,每次进屋都要把脚在炉子上烤很长时间才能把草绳拿下来。吃的高粱米有一种怪味,都是发霉的,没有盐和菜吃。
每天我们都劳动12个小时,3个月没开工资。我们几乎没有人身自由,在街上走就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话,也被日本人借口聚众闹事抓起来,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要被押送到宪兵队受拷打。有时把头看你不顺眼也要把你抓起来关押几天,或者毫无理由地打人。
记得在抚顺矿附近有一个洋铁铺,同我在一起的曲可昌经常到洋铁铺去。一天他从洋铁铺回来,很神秘地把我、黄铁贵、赵树生叫到一起,说抚顺炭矿来了一个八路军的密探,他想联络特殊工人发动暴动。于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我用的是曲可昌给我改的名字。
以后这件事主要由黄铁贵和曲可昌与那个密探联络。过了几天,黄铁贵和曲可昌来叫我去市里同春饭店吃饭,于是我们便来到同春饭店,见到了那个“八路军”密探。
他告诉我们,等暴动时到沈阳北陵领取武器。见到了“八路军”,我心里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醉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感觉有人使劲地踢我,睁开眼睛一看,我大吃一惊,原来踢我的竟是日本宪兵。我们几个人都被戴上了手铐。使我们奇怪的是那个“八路军”密探却安然无恙,悠闲地坐在那里,嘴角露出一丝奸笑,冷冷地盯着我们。一个宪兵队长向他敬了个礼后,便把我们押到了小白楼。
到了小白楼,日兵把我们4个人分别看管着。我和赵树生被关在厕所里,从此我与黄铁贵、曲可昌失去了联系,不知其生死如何。在厕所里我们蹲了两天,日兵开始分别审问我和赵树生(现在龙凤矿)。审问时,日本宪兵用塑料尺子不停地打我的脸,让我快速、反复地说我的名字,审问了几天也没有结果。由于我当时用的是假名字,因此宪兵队拿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和赵树生摁了手印,但还是被关了21天。
释放我们那天,那个“八路军”密探也来了。他给我们讲了话,让我们回矿后老老实实干活,又狂妄地说:“你们知道王天义吗?那就是我。”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奸计,我们都上当了。过了几天,我找个机会又来到同春饭店,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饭店里的老板,伙计都换了人。原来那天我们几个人已被日本人牢牢地掌握在其手中了,同春饭店是汉奸的一个据点。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张相斋的特殊工人,他与我原是一个部队的,是个班长,在特殊工人中他也是一个小头头,日本人只是听说张相斋要发动工人罢工,就把他送到辅导院受日本人迫害。在辅导院中的生活是可知而知的,不仅吃得不好(吃掺沙子的高粱米),而且还经常受极重的刑罚。在辅导院中的监管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很少。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利用中国管理中国人。
其实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在矿期间非常团结,把头一般不敢惹我们。记得有一次,一个特殊工人在矿上拣了一筐木屑想拿回去引火,被把头看见了,打了这个特殊工人,我们非常气愤,几十个特殊工人一起把那个把头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脚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得他晕头转向。像这样特殊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人和把头的事屡见不鲜。
编者注:1941年6月9日,抚顺煤矿为对特殊工人进行所谓秘密战,与抚顺市警务处、抚顺宪兵分遣队三方签署所谓《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规定在配有特殊工人的地方,都要设立“侦谍工作网”。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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