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鹏：大桥旅馆——抚顺吸毒史一斑

旧社会之抚顺，俗称“千金寨”，提起“千金寨”，必然想到“大桥旅馆”。所谓大桥旅馆,并不是通常招待客旅行商的旅店,而是那些吸毒成瘾的矿工或其他行业的人,因穷困潦倒,无家可归,为临时躲避风寒,倒毙而卧的场所。旅馆所住之“特殊旅客”，除了“银针秀士”(打吗啡者)或为“白面书生”(抽白面者)，日日夜夜，冻死者无数。“桥面作屋顶，四壁搭人墙，冻死天天有，夜夜有人亡。”即“大桥旅馆”的真实写照…… 大桥旅馆，在欢乐园的西南角,位于西一条通(今西一路)通往新抚顺的转弯处(今橡胶一厂仓库门前),原有条臭水河,上游称杨柏河,下游称大官河。河上所架之木桥,即当年之大官桥,桥下就是千金寨尽人皆知的“大桥旅馆”。 大官桥是一座木结构的桥梁,桥长50米左右,桥宽约8米,大官河东岸,有长长一排高矮不齐的小平房,其中有余家海洛英馆和吗啡馆,或日带抱针的白面馆。“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大烟馆栉比林立，表面上是为土豪劣绅大开安乐之门，实质是把人们送上慢性自杀的坟墓。当时有文人雅士赋诗讽之日: “别有天，别有天，别有天地非人间。喷云吐雾迷魂药，无忧无虑赛神仙。赛神仙，赛神仙，神仙齐聚雅聚轩。吸进一口精神爽，如入仙境新桃园。新桃园、新桃园、新桃园里会群仙，如柴瘦骨窈窕甚，神态悠然赴九泉。 根据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是“千金寨”吸毒史上的全盛时期。朝鲜浪人大量贩卖白面儿(海洛英简称白面儿)、吗啡针(简称吗啡)和鸦片等毒品,以欢乐园为重点兜售地区,大肆兜售毒品,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残酷毒害煤城人民。“吗啡”、“海洛英”馆儿，均为朝鲜浪人所开设,其中朴俊义所开设的白面馆,外抱针(吗啡),即以窗口卖白面,屋里面设专人给注射吗啡称抱针馆。另有金太根开设的白面馆,虽不带抱针,卖白面,因货源充足,生意十分兴隆。这是因为金太根后台硬,他取了个日本夫人,又和日本宪兵队的黑田队长来往密切,所以他们生财之道日益畅通无阻,发了大财。 抚顺炭矿当局,对采煤工人的残害、盘剥,更加肆无忌惮,贩卖毒品活动几乎公开化,日伪军警机关采取的是“不予取缔”的积极支持政策。 因为吸食海洛英比较方便,一些吸毒者犯瘾时只要把烟卷内的烟丝取出少许,装入海洛英,用火柴把烟卷点着,仰脖儿紧吸两口,即可达到过瘾目的。扎吗啡针则稍复杂一点,需用针头进行肌肉注射,行话叫“抱针儿”。无论是扎吗啡还是吸海洛英,只要扎足抽够,瘾过足了,就能感到一时浑身抖擞,两眼放光。虽然价钱不算太贵，其毒害非浅，麻醉人的意志，使其人格堕落，道德败坏。一旦成瘾,则用量与日俱增,中毒越深,其瘾越大。长期吸毒，在鸦片、海洛英、吗啡针儿的毒害下,活生生的人很快就变成了“鬼”、“鸦片烟鬼”、“吗啡鬼”、“白面鬼”。 在当年的欢乐园地区的大街小巷,这种“鬼”随时可以碰上。这些吸毒成瘾者，尽管白天破烂衣衫不能遮体，毕竟还得称他们为人，可是一到晚间，这些人真变成了“鬼”。这些“鬼”因没钱购买毒品,日渐论为盗贼,以便用所偷之物,到吗啡馆换取毒品过瘾。半夜过后四出偷盗，小至鸡鸭鹅狗，大至箱箱柜柜。凡是能换来毒品过瘾之物，不管三七二十一，千方百计也得偷到手，他们进行偷盗时,如被失主发现,群起而打,棍棒相加,人叫鬼嚎,不忍耳闻。其中多数吸毒鬼，衣不遮体，骨瘦如柴，吸毒时间越长，中毒越深，越不可救药，熬过酷暑盛夏，熬不过数九寒冬。很多“吸毒鬼”，其下场可悲至极，不是中毒身亡,便是冻死饿死街头,数不清的矿工因吸毒成瘾而衣食无着,惨死在檐下、街头，或倒卧在店铺的门旁，“大桥旅馆”便是他们的归宿。 “千金寨”每年冻死之路倒，俯拾即是，惨不忍睹。当年描写“大桥旅馆”之累累尸体,曾流传几句顺口溜: “桥底为顶冰为地,两垛死尸当墙壁,大桥旅馆不要钱,能住进来出不去。 一具具尸体冻得叱牙咧嘴,跟白条猪一样,一个个被装上车去,一批又一批运到乱坟岗上。由于冬季地冻,挖坑浅,薄薄盖上一层土,狼吃狗啃,惨不忍睹。又有顺口溜称： 洋人喝咱血,阎王吃咱肉, 小鬼不怕瘦,专门啃骨头。 啃完咱骨头,臭水河里丢, 狼吃狗也啃,残骨没人收。 这就是对当时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当年“欢乐园”撂地摊说“数来宝”的艺人,曾以《吸毒叹》规劝之。《吸毒叹》词曰: 一棵烟枪怀里抱 喷云吐雾乐逍遥, 没钱买烟泡, 吗啡扎上了, 只要能过瘾 怎好就怎好。 没钱去扎抽, 想法去偷盗, 失主紧紧追, 小偷嗷嗷叫。 偷点儿破烂换吗啡, “银针秀士”当上了, “白面书生”吸两口 眼睛发亮伸懒腰。 扎够抽足了, 冻死当路倒, 脚潦哐哨响, “十五号”车装白条 怵目惊心, 吸毒没个好, 悬崖早勒马, 戒毒方为高。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伪满政府禁烟总署在抚顺市设立了“康生院”，地址在新抚顺大马路六町目。(八一年地名普查时，新抚区把“康生院”误认为“矫正辅导院”，确与史实不符，应予订正。矫正辅导院设在新屯南山，分院设于石油二厂)。 　　“康生院”名义上是一座为“鸦片”瘾者戒烟，使之“健康生活”之医院。究其实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凡经禁烟总署官立案准许吸鸦片者，一律发给“鸦片配给证”，凭证到官办大烟馆按定量供应“鸦片”(烟泡)。如发现无证“鸦片"瘾者任意吸毒，则按照禁烟法令规定，立即将瘾者强行捕送“康生院”禁戒鸦片。每当行人，经过新抚顺大马路六町目“康生院”门前，无不毛发悚然，“瘾者”呼嚎哀叫之声，惨不忍闻。例如抚顺豪绅邵敬之(邵五爷)的五姨太及其庶子邵文秀(留学日本，任过中和小学教员)，他们母子都是“鸦片”瘾者，就是在“康生院”强制戒烟当中，几经折磨而惨死的。 　　从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到一九四八年十月抚顺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公布过“禁止吸毒贩毒”的禁令，而吸毒瘾者有增无减，日益猖撅。地方法院检察厅检察官丁杞非，虽经起诉过几起吸毒案件，那不过抓几个倒霉的老百姓而已，而对那些封建大把头、豪门劣绅则另当别论。至于市长、县长、警察局长……那就更需另当别论了。就连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包括丁杞非在内，有好几位都是“鸦片”瘾者，他们可以起诉老百姓，老百姓谁敢起诉他们呢?例如千金寨知名的大把头康品卿(镇反中处决)公馆，夜夜烟客盈门。市长罗永年、警察局长郭森，都是康公馆烟榻上的常客，康品卿的九位太太轮流坐陪，谁敢登门捕捉?!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占据抚顺时期，其所谓抗战八年的官兵，公开吸毒者大有人在，贩毒者横行无忌。出发打仗时，有的卫兵还得给长官背着三大件----烟枪、烟灯、烟盘等吸烟用具。社会黑暗如此，吸毒怎能禁止！抚顺吸毒史的彻底衰亡，还是在抚顺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颁布了禁毒法令，吸毒、贩毒才得以彻底根绝。 李想整合姚云鹏老人的《抚顺文史资料第二集》中《大桥旅馆》和《屠杀集》中《大桥旅馆——抚顺吸毒史一斑》。其中，魏丹、杨尚清参与第一篇文章的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