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我与私塾先生
昨别日语课,今入《春秋》门。我开始读私塾了。
1945年9月,我的家从新邱煤矿东四坑社宅,回迁到阜新县第八区岗石营子村老家。当时家乡很平静,但仍然很贫困。日本鬼子滚蛋了,白俄罗斯大兵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中央军忙着“劫收”,解放军正急速东来。村里静悄悄。偶尔也能看见孙伯英土匪马帮,在王家大院掠去两支“三八大盖”后,匆忙溜走了。
村民们在喝粥,孩子们要上学。当时这里没有官学,只有由迟先生开办的私塾馆,很受村民们欢迎。村民们见到他,都叫他迟老师,也有称他为私塾先生的。
一天,父亲套上毛驴车,车上装着秫秸和一袋高粱米,带着我去上学。这位迟先生看上去不算老,五十岁左右。他是外乡人,态度和善可亲。他的这个私塾馆,收物不收钱,每月收高粱米1斗,秫秸50捆。学生自带书桌,笔墨砚台。
我在这里读了三年,是从1945年中期到1948年中期。
阜新老照片(来自网络)
“四书”中我读了《大学》《中庸》《论语》,还有《孟子》没读。“五经”中我只读了《春秋》,其它四部先生没让我读。他单独对我说,“读这些就可以了,还要读别的书。”于是他拿出一本叫做《锦绣文章》的书,叫我去读。这是一本收录古今名家的“文选”,内容极其丰富,我很受启发。
先生对我有点厚爱。这里只有学生8个人,南北大炕,每人一张桌。所谓读书,实则是背书。读书要出声,有世传的音调和摆头方式。读到一定程度,先生开讲。迟先生讲书别有风格。他是通过问,启发学生自解。比如先生先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然后他就问,“治国为什么要先正其心?”。他讲《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问学生,李清照醉酒浓睡不醒,他根据什么说户外的海棠花已经“绿肥红瘦?”大家怀着乐趣思考着问题。其实,许多文章一旦熟读,不讲自知。
学生最难熬的是背书这一关。每日放学前,先生坐在炕沿上,眼前书桌上摆着书和茶杯。学生背对先生站立,背诵指定的文章段落。合格后,先生再划定新的篇章。若背不下来,就要接受惩罚,一种方式是用戒尺打手掌,一种是到孔子像前站立。凡经戒尺打的,手掌都要肿起来。止痛消肿也有两种办法,一是把砚台倒过来,扣在手掌上,虽然不能立刻消肿,但可以止痛。再有就是把土豆切成片,扣在手掌上,它即止痛又消肿。
阜新老照片(来自网络)
其实我也挨过打,受过罚。多年以后还记得,那次先生叫我背刘禹锡的《陋室铭》,当我背到“…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时就卡住了。下面的“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背不出来。于是先生叫我到圣人像前站立。别的孩子回家了。妈妈不见我回来,就来接我。
写毛笔字,练大楷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家长们到集市上买来毛头纸,这种纸当时很通用,纳鞋底,糊窗户,上坟烧纸都用它。裁成8开大小,装订成册。再用另外的纸打出方格,按格去写。格里写大楷,格外写小楷。送先生审阅,凡写得好的先生用红笔画圈。每人得圈多少是要公布的。
当年我练的毛笔字比较好。每年春节前,大体是从过小年起,邻居们就开始求我写春联。他们拿着双红纸,有的还拿着粘豆包,有的拿些冻豆腐,算作报酬。农家春联一般是里屋门一幅,外房门一幅,室内横批一幅,大门斗方两幅,仓房一幅,祖宗牌“慎宗追远”一幅,灶王牌“上天言好事”一幅,屋里立柱上竖联一幅。上面写着“宜入新春……”。
阜新老照片(来自网络)
平日里还有求写信的,求记帐的,求写棺材头的。最难写的是离婚协议书。我们家乡那里把离婚称作“打罢刀”。写这种文书要在夜晚写,要到全科人家的墓地去写,不知为什么它如此神秘。往往是爸爸拿着小方桌和小油灯,带着笔墨。到了墓地,爸爸说着条文,由我去写。写这种东西给的报酬也多,不是冻豆腐,而是黄豆或小米。。
辽沈战役开始了。国民党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开进了我们村,并驻扎下来。国民党军队也是还乡团。他们杀害了很多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我们村北有桃欢部力格村,我的大舅就住在这里。土改时他是贫农会长,主持土改运动,现在是村长。
国民党军将他抓住后,在他身上压上3个装满高粱的麻袋。一直压到他断气为止。村西有后部歹村,有四名村干部被杀害。那年我14岁,在村里当儿童团长。国民党进村后,我藏在后院的秫秸垛里,三天三宿没敢出来。那兵走后,我都不会走路了。当时各村被斗被分的地主,也借机站出来,要求退田退物。
阜新老照片(来自网络)
当时已经知道迟先生读过大书,有大学问。在1948年中旬,先生就被调到八区中学,先是当教导主任,接着就当了校长。1950年初,区政府发出通知,招收小学教员。我由于家贫无钱到县城去读书,于是就报了名。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我想我的语文没问题,数学基本不会。
我估计考试分数不会及格。但是我被录取了,这分明是迟先生在帮忙。我被分配到一个叫昭不力格的小学去教书。只当了三个月的教师,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带着工资,到县城第一中学报到,参加师训班学习。我估计这又是作为八区中学校长的迟先生的主张。
此后,我就与迟先生分手了。我有我的命运,他有他的命运,各走各的道。我是蒸蒸日上,他将是日薄西山,这话留待后文去说。我中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就入了党,入党当年就调到县委组织部。当时正在开展肃反运动。肃反的“五人领导小组”与组织部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我们从事的工作,既是公安的也是检察的还有司法的。此间我到江南搞肃反调查将近两年。这是因为东北一解放,就从江南招来大批知识分子。被招来的人基本上都有历史问题。他们有的在伪满做过事,有的是国民党要员。在肃反运动中他们都成了审查对象。
阜新老照片(来自网络)
这期间有次领导叫我带着两个人,到八区去抓人。在被抓的名单中,就有迟先生。事到这时我才确切知道迟先生的历史。他毕业于吉林大学国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政府林业厅,后来当了处长。他曾加入国民党,成为地下国民党员(肃反政策规定凡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加入国民党,即定为历史反革命)他还任过国民党区队长。
抓他时正是冬月最寒冷的时候。在区政府会议室里,三个被抓的人,全是中小学教师。他们没有任何准备,因为通知他们是来开会。抓人是有规矩的。要让犯罪嫌疑人把双腿分开站立。因为双腿并立,如果他抬起腿来,猛踢对面人的裆部,就会致对面人于死地。当时没有手铐,只有绳锁。从其身后,将绳子套在脖子上,在脑后将绳子交叉,再将两支胳膊分别绕紧,使双手并拢即可。
八区政府离县政府一百多里,当天就要送看守所,坐的是解放牌敞篷车。被捕的人身穿薄衣,定会冻伤。于是我将自身穿的一件棉袍,脱下来给迟先生穿上,我让区里的人,给另外两个人找些防寒衣。就这样我们安全的回到县看守所。
此后,我的经历就开始复杂起来,他的处境将会更加凶险。我离开县委调到阜新市安全煤矿,此后又参加高考,读大学,调抚顺三中,调抚顺市教育局…。这期间我曾回过阜新的家。妈妈告诉我说,迟先生已被放了出来,他背个掌鞋箱子到咱村来过,每次来我都给他做点菜,吃饱了再让他走。有一次我探家正赶上他来我们村,当然又来我家。
我们两个人相见,几乎已经没有语言可说了,只是牵着双手,紧紧地牵着。他喝着妈妈烫热了的酒,抬起那紫红的脸,直勾勾地望着我。他说他被判七年,在凌源监狱蹲三年,然后出来“监外执行”。政府把他送到一个叫做衣家洼子的村,住在饲养室里。负责看管场院,防火,打扫卫生,负责喂牲口。他可以吃藏库里的粮食,杂木和秫秸随便烧。
他说,村干部和村里人对他都挺好,没人折磨他。后来又允许他到外村掌鞋,挣点零花钱。说到这里,我就问他老婆孩子的事。他先打个“嗨”声然后说,丫头嫁到彰武县沙陀村,有时也来看我。我在凌源监狱时,老伴就死了,咋死的我也不知道。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子和声音都是颤抖的。
这时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摊在桌子上,开始写起东西来。我仔细地关注着他写的东西。嗷!他写的是天干地支语诀。
甲己之年丙作首, 乙庚之岁戊为头。
丙辛要从庚寅起, 丁壬壬位顺风流。
惟有戊癸容易记, 甲寅以上好追求。
以上是“年上起月”的天干语诀。接着他还把“年上起月”的地支语诀“月首建寅”告诉我。
他怕我看不明白,就进行说明。他说比如2000年是庚辰,按着上面的语诀,‘乙庚之岁戊为头’,元月天干为戊。地支按“月首建寅”是为寅。那么2000年的月首便是戊寅。2001年为辛巳,按‘丙辛要从庚寅起’的语诀,元月为庚寅。2002年壬午,按‘丁壬壬位顺风流’语诀,月首为壬寅,以此类推。
接着他又向我讲解了月上起日语诀 ,他说要记住“月初建子”的语诀,即每月首日地支为子。比如2000年为庚辰,按‘乙庚之岁戊为头’语诀,庚辰年首月为戊寅。又按‘戊癸是壬子’语诀,戊寅月首日为壬子,二日为癸丑,三日为甲寅。以此类推。
我知道这些语诀,不是他学来的,而是他自己悟出来的。我按照他传的语诀,已经列出一个甲子年,即60年的天干地支对照系列表。
说到这里,先生拿起包裹起身就要走,妈妈照例要给他戴上一些吃的。我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村口,望着他往西走去。再见吧,老师!当时我的声音也是嘶哑的。
又过了一年,我回家,问妈妈“见过迟先生了吗?”妈妈说,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来了。我心里寻思,他可能已经走了……(2022年2月)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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