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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桂华:我的家居变迁

2022-03-31 21:02 抚顺七千年 齐桂华 912
  (图为昔日的抚顺挖掘机厂工人“新村”)  俗话说“安居方可乐业”。作为“60后”里的“60前”,从几十年前到今天的时代演变历程里,我切身感受到了住房由狭小到改善,再从改善到逐步宽敞的变化,有感慨,有留恋,也有欣慰。 &emsp...

齐桂华:我的家居变迁 图1

  (图为昔日的抚顺挖掘机厂工人“新村”)


  俗话说“安居方可乐业”。作为“60后”里的“60前”,从几十年前到今天的时代演变历程里,我切身感受到了住房由狭小到改善,再从改善到逐步宽敞的变化,有感慨,有留恋,也有欣慰。


  我出生在1962年,那正是我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年头。我家共有姊妹5个,4个女孩1个男孩,我上面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我父亲是我市大型国有企业——抚顺挖掘机厂的八级工,在工厂技术工种里是等级最高的。母亲是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负责一家老小的家务是她主要的生活要务。那个年代由“企业办社会”,围绕企业周边布局了职工的住宅区,有高大的“苏联楼”,也有三层的日本楼,还有大片比较老旧的平房。但不管在哪儿住,一般出了门最多步行或者骑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厂子大门。住宅区里粮店、商店(那时候叫“合社儿”)、浴池、理发店,包括小学、技校、中学一应俱全。

  那时工厂职工的住房都由企业统一分配,叫“福利分房”。抚顺挖掘机厂是个有1万多名职工的大厂,建国初职工就有5000多人,到了60年代初已经超过1万人,加上家属有4、5万人。随着职工人数的连年增长,住房分配“僧多肉少”,越来越困难。有限的“福利房”首先衡量的是不是“男方产权”,即男主人是不是本厂的职工,再就是看家里人口的多少,这是分房的首要条件,人口多的优先,人口少的一般要排后面。

  现在想起来,真是难为了我们的工厂。企业要生产,还要千方百计维持和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真是不容易。分到房子的喜笑颜开,分不到房子的,尽管也不满、抱怨,有的赌气找领导掰扯评理、发火拍桌子,但没听说谁“一哭二骂三上吊”,在厂子撒泼打滚闹出乱子的,因为职工住宅楼都在一起,老百姓也好、领导也好,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大家都重脸面,都“砢碜”不起。那时候要是邻居们都传谁家女主人出了名的“厉害”,人们从心里瞧不起,连孩子也受歧视,没人待见。

  抚顺挖掘机厂是抚顺企业里职工住房条件最好的,大部分厂领导、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都能住上东公园、“新村”、久保町那些条件好一点的楼房居住,也有一部分职工住在比较老旧的“东大院”平房里。

  我父亲是工厂的“男方产权”,我家两代7口人,家庭人口在职工里也算最多的,但也只分到一个只有13平方米的住房,在被称作“新村院里”的一座“苏联楼”里。这样的“苏联楼”有几座,楼的外观很高大漂亮、很洋气,红墙碧瓦,有天窗、阁楼,很有些“雕栏玉砌”的美感,但每户的面积很小。大的房间有30多平,小的面积就是我家这么大。屋里举架很高,感觉屋顶有4米多高,可能是因为沿袭了苏联人“人高马大”的居住和建筑习惯吧。有暖气,小的房间有一排窗户,大的房间有两排窗户。但厨房、厕所由邻居两户共用。

  因为我家人口多,屋里的摆放以把人先“安居”为首要。靠南窗,放一张大床,靠北墙摞起两个单人床,就像坐火车卧铺或现在的学生宿舍一样。西边靠门的地方,放了一张“一头沉”的书桌,桌上摆着一个老式坐钟、一台戏匣子还有一个手摇唱机。

  在剩下不多的空间里,东窗下放一台缝纫机,那是心灵手巧的母亲的“工作台”。母亲经常坐在缝纫机前,为孩子们翻新、改良旧衣服,大孩子穿小的,改好了给小孩子穿,浆洗得干干净净,如果有磨破的领子和袖口,就用布票买来新布,把旧领子、旧袖口巧妙地补上,像新的一样。所以,我家孩子在同学里穿的是最干净和时尚的。


齐桂华:我的家居变迁 图2

(图为抚顺挖掘机厂工人“新村”西侧)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天中最烦恼的,就是早上“抢厕所”。那时候条件艰苦,日常的吃食里青菜极少,连白菜上秋时都要排队“抢”,白菜帮子也是一些人口多、相对困难的家庭的老太太捡回家清洗做菜用的,别说青辣椒,连晒干的红辣椒都是稀罕物,而长年累月的“上顿土豆、下顿土豆”是少不了的。土豆吃多了,便秘的人很多。我们和邻居两家12口人,不仅人多,而且再有几个在“五谷轮回之所”工夫长的,上厕所的紧张程度就可想而知,直到现在都有阴影。自己成家立业后,首先想到的,就想买两卫的房子。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虽然那时住房紧张、物质贫乏,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但是父亲工资高,加之母亲会持家,家里的日子过得很厚实。听哥姐说,那时父母经常抱着我,背着三姐,领着大姐二姐和哥哥到剧院看戏,然后一家人再到“市里”(抚顺人对南站地区的老称呼)的大馆子撮一顿。受母亲热爱评剧的影响,哥哥姐姐也都热爱音乐。每天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南窗台下弹琴、唱歌,或者听唱机,唱的听的大多是五十年代的老歌及苏联歌曲。现在和比我大7、8岁的同事在一起谈起老歌和苏联歌曲时,我大都会唱,这都是小时候听哥哥姐姐们哼唱过的(编者注:齐桂华曾任抚顺挖掘机厂配件公司团委副书记、公司文艺队和厂歌舞团团员,后任市总工会妇女部部长)。

  1978年,我在厂子参加了工作,在车间学徒,三年学徒期满,调到厂配件公司机关工作。那时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火热的年代,火红的热情,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共青团工作的岗位上,我度过了最宝贵、最难忘的青春岁月。

  得益于党的好政策,1989年,我一个工人子弟得以报考并考上了公务员。我也离开了那难忘的“新村”院里,嫁为人妇。1997年,我自己的小家首次购买了商品房,从一家7口同住1个居室,到自己小家3口住三居室,再也不用和别家人“分享”厕所了。

  2004年、2019我家住房又得到了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86平提高到45.67平。屋子里的摆设优美精致,日用电器应有尽有,生活分外便利。不止是我和丈夫、孩子,连我们的隔辈人也都有了优越的居住条件的保障。我的家居条件的变迁,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改革开放给百姓带来的实惠,发展前进的成就。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骄傲,为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的共同奋斗而自豪。

  现在年龄大了,抚今追昔渐渐成了习惯。在享受美好舒适的居住条件里,我也常回想那座楼里熙熙攘攘的生活,回想起与父母亲、姐姐哥哥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也时常梦见在那狭窄、窘迫的空间里一家人朗朗的笑声,悠扬的乐声,那充满亲情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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