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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制度的奠基者们—致敬母厂50年代的领导者(上)

2022-05-19 19:51 抚顺七千年 王尧 1550
50年代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门(市档案馆收藏)  我与原抚顺挖掘机厂(50年代的抚顺重型机器厂,即老抚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享受着童年、少年和青春时在母厂怀抱里成长的幸福,却从未深入追寻过,令这座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大型重型机器厂数十年长盛不衰,引领行业并福泽后...

王尧:制度的奠基者们—致敬母厂50年代的领导者(上) 图1

50年代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门(市档案馆收藏)



  我与原抚顺挖掘机厂(50年代的抚顺重型机器厂,即老抚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享受着童年、少年和青春时在母厂怀抱里成长的幸福,却从未深入追寻过,令这座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大型重型机器厂数十年长盛不衰,引领行业并福泽后代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近日,荣幸地通读了在1954—1959曾任厂党委第一书记,后任四川省省委常委,在国家第一机械部司局级领导岗位离休的王枫老前辈,为1984年厂庆80周年撰写的,记叙了老抚挖50年代建设史的回忆文章。打开这篇回忆,如同影片《上甘岭》片头伴随着激越雄壮的《英雄颂》协奏曲,闪现的系着流苏的《战斗日志》。与其说他是回忆文章,不如说是进行时的战地日记。这篇如水银泻地,细致缜密,热火朝天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的工作记叙,其价值难以衡量。

  我确信,它就是1956年3月15日,由老抚挖厂党委直接上报给党中央、毛主席那份报告——《关于目前基本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核心内容。随着王枫老前辈的笔端,我仿佛穿越到了那艰苦奋斗的年代,感受着机器轰鸣中的开拓寻路,对母厂在50年代崛起,并创造了持续数十年辉煌的最核心的力量豁然明朗。

  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创立,是开山一代领导者和前辈职工血汗凝成的深邃硕果,是母厂能成为共和国行业翘楚最根本的源泉,是母厂对国家机械工业最具创造性的贡献。

  回忆在母厂的10年光阴里,这磅礴深厚的制度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影响推动着所有人。就像坐在一艘巨舰上,海浪在奔涌,巨舰在前进,海浪不会因为一个乘员想平静而停止奔涌,巨舰不会因为一位水手想停靠而停止前进。这种力量在无形中深刻地驱动着你,督促着你,激励着你,警醒你因偶有的懈怠而羞愧。制度,是引领老抚挖形成奋斗、进取、奉献传统,创造繁荣的灵魂、总纲。

  而制度的奠基,来自于新中国奠基者的转身。

  披着硝烟的“转身”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就将一批地委级中高级干部调转到工业领域上来。这些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将承担起引领人民,实现党中央把中国建成强大的工业国家的历史使命。老抚挖因为战争年代卓越的贡献,首屈一指、门类众多的生产制造实力,成为党中央关注的首批起点型工厂,厂党政主要领导也由国家“选将”指派。当时老抚挖科级干部要由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任命,副科级干部也要到部里备案,段股级干部由工厂自行任命。刘国威、韩清泉、褚连柱等领导都是投身民族抗战的老干部,敌后根据地的县领导、部队的指挥员。在他们接到新的重任,先后到宝钢等新的工业岗位拓荒后,1954年,时任中共贵定地委委员兼贵筑县委书记的王枫,由一机部下达调令,任老抚挖厂厂长。


王尧:制度的奠基者们—致敬母厂50年代的领导者(上) 图2

抚顺重型机器厂常委第一书记王枫(任职时间1954年—1959年,《抚挖大事记》)


(1922年11月生于河北省新河县,1938年初加入抗日救亡战委会等组织。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先后在肥城县、东平县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委员,1940年7月当选为七大代表。1941年初到达延安。1945年10月历任新民县八区公主屯区委书记,昌同县县委民运部部长兼第一武工队政委,康平县、彰武县宣传部长、黑山县组织部长等职。1949年后任武汉市妇委女工部部长、贵宝地委委员兼贵筑县委书记。1954年10月就任抚顺重型机器厂党委第一书记。

  1956年当选为中共抚顺市委委员。1960年调到四川德阳组建东方电机厂并任厂党委第一书记。1971年当选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东方电机厂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调成都市任书记处书记,1979年调到北京,组建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任副总局长、党组副书记,正局级待遇。)

  王枫,女,中国共产党“七大”代表(1940年7月当选)。1922年11月生于河北,16岁参加抗战并入党,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意志坚定,文武双全、果决睿智的抗战干部,曾令日伪闻风丧胆的敌后武工队女政委。作为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老革命,鉴于对工业领域的完全陌生,王枫建议自己从事擅长的党务工作。经国家一机部与抚顺市委组织部慎重考虑,改任王枫担任厂党委第一书记,原党委书记王恩惠(后任辽宁省机械厅厅长)为厂长。

  1954年的抚顺重型机器厂(简称重机厂,本文称老抚挖),带着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支援了全市115个大小厂矿恢复生产的辉煌贡献,走进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老抚挖召开了首届厂党代会(先于抚顺市党代会的召开),选举出中共重机厂委员会,加强了党的领导。党工青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厂级模范204人(党员40名),模范班组35个,模范车间1个,提拔了大批优秀干部,还输送给上级机关和兄弟厂矿一些优秀干部。

  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陆续试制成功了直流电动机、汽锤、绞车、钻探机等“原字号”首创产品。工厂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在机械车间(金工一)在旧式车床上推行“克雷索夫高速切削法”成功,这一成功所发挥出来的机器效能,相当于在该厂增加了2个同样设备的机械车间和500名技术工人,为工厂的崛起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尽管企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但在科学管理方面十分混乱,与国家重型机器厂应具备的管理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在学习苏联工厂建设经验上还存在生搬硬套的问题,管理非常粗放,存在着许多重大隐忧。

  党委第一书记,这是更加重要的领导位置。来到全新的工业领域,面对这座千军万马的工厂,在接到新的任命后,老革命王枫便用更加严峻的目光,深邃地审视着自己的职责。

  “转身”从摘掉“白帽子”开始

  犹如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一书记就是一支部队的政委,对工厂的全面建设、战略走向,各个领域的重大决策有最后决定权。但作为这支国家最为重要的机械雄师一言九鼎的核心决策者,如果是工人口中的“白帽子”(外行),连什么是产值,什么是商品产值,什么叫劳动生产率、工艺流程、工艺装备都不懂,又怎么指挥这座千军万马的工厂,如何把舵定向,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重任,引领这座工厂发展壮大,造福它的万千职工呢?


王尧:制度的奠基者们—致敬母厂50年代的领导者(上) 图3

50年代抚顺重型机器厂常委第一书记王枫在厂党代会上作报告(《抚挖大事记》)



  在重温这段路程时,王枫深情地写道:“真是象毛主席说的,过去熟悉的东西用不着了,要用的东西还不会。工作环境变了,工作完全是新的,一个人来到这个新的战斗岗位,一切完全都是新的。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个学。边工作边学习,下定决心向同志们学习。从党委一班人和各级干部到工人同志们,对我都是非常热情,他们对我既积极帮助,也寄有很大期望,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同志般的温暖和信任。”

  王枫对党委成员进行了分工。王恩惠厂长全面负责工厂行政工作,党委日常工作由老工人出身的党委副书记、敦厚热诚的助手庞占元负责,而王枫选择了自己去老抚挖最重要的生产车间,也是铸件生产的薄弱点——铸钢车间去蹲点,时间为半年。

  铸钢车间是老抚挖的龙头车间。无论是成套装备制造还是单件的批量生产,都要以成型的铸件供给为前提,铸钢不动,全厂难行。反过来,铸钢铸件的质量和需求,也是反映老抚挖全厂生产组织、管理效率、产品质量、生产要素保障等高低优劣的“晴雨表”。

  从1954年年底到任到1955年上半年,王枫在铸钢车间蹲点了6个多月。在近180天时间里,王枫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熟悉了全厂的主要情况和铸钢的系统情况。王枫没有提到自己是怎样从一位提笔著文,上马杀敌,握惯了驳壳枪的抗战女英雄,变成了熟悉翻砂造型、清铲修型、电炉冶炼、吊车运装、设备维修工序的内行领导的,但她已精确地把关于机械制造的数据深深印在脑海里。

  时过30年(从1954年到1984年时回忆),王枫依然精准清晰地写出了老抚挖1立方米电铲由2483个零部件、0.5立方米电铲由2254个零部件组成,当时工厂已有6500余人,由11个车间、24个科、3个室、1个所和94个股、65个工段这一连串翔实的数据。

  什么叫“久经革命战争的考验”?用战场指挥员的目光盘点自己的部队,用战略家的视野纵观全局,发现决定胜负最关键的薄弱点和制高点,分析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下到一线前沿去观察战场的形势,激励带动自己的战士以最英勇的战斗赢得胜利,这就是王枫等老一代老抚挖领导者的智慧和作风。

  1955年上半年,在完成了从铸钢看全厂,从基层看机关的视角转换,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后,王枫带着凝重的思绪,带着决心开拓工厂管理质的飞跃和战略转折的酝酿,回到了厂党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

  严峻的危局点燃制度的火炬

  1954年的老抚挖,主要产品还是500米和1000米钻探机、塔式起重机、矿井卷扬机,以及非标准设备的修配。但在1953年8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器工业管理局(简称三局)召开的厂长会议上,提出为加快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步伐,要求老抚挖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1954年要试制出我国第一台0.5立方米和1立米挖掘机,并要求当年完成0.5立米挖掘机48台,1立米挖掘机60台的生产任务。

  1955年的老抚挖,局面是异常严峻的。

  这一年,老抚挖没有完成国家一机部下达的生产任务。因1立方米电铲、0.5立方米电铲的试制还在收尾,为了完成批量生产任务而仓促上阵,恶性生产事故迭出,停工严重。全年共发生人身事故220次,死亡3人、重伤1人。机械设备事故89次,重大事故高达8次。物料等生产资料的“跑冒滴漏”浪费严重,“家大业大”的观念弥漫在一些干部、工人思想里。各种规章制度没有健全,更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落实。加之事故停工频繁,年度任务泡汤,厂党委班子向国家第一机械部作了检查。新一轮更富技术性挑战的“治乱”已迫在眉睫。


王尧:制度的奠基者们—致敬母厂50年代的领导者(上) 图4
50年代抚顺重型机器厂塔式起重机驰骋在祖国建设工地上(市档案馆珍藏)


  老抚挖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党政领导集体,王枫、王恩惠、郑披星这些抗战老八路出身的老革命,都面临着如何把这支具有宝贵的生产基础,带着翻身解放的喜悦,昂扬磅礴的奋斗气势的特大型老工厂,锻造成一支真正具有全面、缜密、现代化的工厂管理体制的机械雄师的艰巨任务,面临着让它像一个真正的巨人一样,血液通畅、头脚呼应、视野广阔地为祖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的重大历史课题。 

  如何把问题彻底地根除,把1955年变成为1956年乃至今后凤凰涅槃,展翅奋飞的奠基之年?不利的局面、种种困难摆在面前,但最有利的条件也摆在那里,那就是党委一班人团结,党政工团融洽,都能从大局出发,围绕中心任务密切配合,为党委出谋划策。

  厂党委总结了在领导上的主要问题和应负的责任。即有畏难情绪,把困难看得过重,把先进因素和有利条件认识不足。不善于通过全面规划来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是强调一方面、另一方面放松。习惯于互不联系、孤立进行。习惯于拥浅一般,不习惯于深刻钻研。习惯于号召,不习惯于认真组织实施。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足以发现和知识新鲜事物不够。王枫带头进行了反省:“就我个人来说,上半年主要蹲在下面了解情况,把精力主要放在一个车间,而对全局工作抓的晚了一点,总感觉自己是“白帽子”,所以开始工作不够大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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