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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抚顺“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考

2022-06-24 18:42 抚顺七千年 徐洪 1585
  前些年对抚顺大悲寺的历史与遗址进行了专项研究考证,取得了一些成果。撰写的几篇考查论文曾在“抚顺七千年” 和“今日头条”等媒体陆续发表。为抚顺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肯定。  然而,研究无止境,我曾寻觅几年未果的“大悲寺保存...
  前些年对抚顺大悲寺的历史与遗址进行了专项研究考证,取得了一些成果。撰写的几篇考查论文曾在“抚顺七千年” 和“今日头条”等媒体陆续发表。为抚顺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肯定。

  然而,研究无止境,我曾寻觅几年未果的“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最近却在无意中被发现。现据掌握史料,结合本人浅识,将其梳理成文,与大家分享。

  大约是在五、六年前吧,我退休后开始立项研究抚顺大悲寺。原抚顺博物馆馆长肖景泉先生的《抚顺旧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记载过“大悲寺保存始末记”残碑存世一事:

  “最近,我们在南花园街道一居民贾涛家中发现一通1924年由抚顺县知事黄世芳(1923年3月--1925年8月在任)撰文、候选巡检韩国宾书丹的《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碑已断为三截,其中最上面一截已失,剩下两截文字不全。从残存的碑文中可知,大悲寺在1923年1月由该寺和尚空声骗取前任抚顺县知事黄绍玉(1922年9月--1923年3月在任),盖印同意,将寺庙与寺庙所属山地若干亩卖与抚顺炭矿。后经(抚顺)农会会长王治芳等人禀请抚顺县公署追究此事,坚决反对大悲寺落入日人之手,使大悲寺得以保存。但后来在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抚顺之后,日本人想做的事就不是中国人所能阻挡得了的,大悲寺终于被迁离千台山。”

  从那时开始我曾多次专程赴南花园找寻过,但费尽周折却一直没有下落。后来也就成为一个悬案,渐渐被我淡忘了。  

  今年6月8日中午,在与抚顺作协纪实委几位文友聚餐时,聊起了大悲寺的话题。无意中我听大家聊起老作家吕宝库知道一位名叫贾涛的人,收藏了很多石磨。我不觉一愣——贾涛?会不会是肖馆长大作里提到那个收藏“大悲寺记事碑”的贾涛呢?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致,酒也不喝了,立即冒着小雨骑行十多里,来到城乡结合部的南花园。与前来的几位同好汇合后,一同去拜访吕宝库老先生。

  吕老是抚顺市作协的知名会员,著有《黑虎山》散文集等,在作协很有威望。他那硬朗的体态、爽快的话语,一点不减当年军人的风范,丝毫不像八十出头的高龄。我与他同在一个文友微信群里,平时线上交流多、线下见面少。我们在他摆满书籍、画具的房间里再次见面,自然有谈不完的话题。但因本次的主题不在于此,便互赠了书籍作品,侃谈了一会儿就跟随他去见贾涛。

  他们两家相距并不远,居所在一坡路的下方。从路口走近住宅楼,才发现这竟然是楼房的第二层。再沿着楼西头墙外明梯下到地面,便是贾涛的一个约有几百平米的庭院。院内随坡就势修了梯台渠桥、假山凉亭与花草绿植等。与别人家的庭院不同的是,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石磨:地上铺的、坡上摞的、墙根摆的,密密麻麻、满目皆是,真令人大开眼界和不可思议! 

徐洪:抚顺“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考 图1


  贾涛是一位50多岁的壮汉,非常健谈。我们大有相识恨晚之感,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大概是在抚顺文化市场吧。当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他边领着参观,边介绍他的石磨王国。从他的介绍中得知,庭园内共有500对1000多扇磨盘。均是他从周边各村屯收集而来,足可以申请一项“吉尼斯”了。大家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边参观欣赏、一边拍照提问。贾先生则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几十年来,与石磨结缘的一桩桩往事。

  与令人震撼的石磨相比,我更关注院中央那块横放在沙堆旁的大悲寺石碑。

  石碑为灰白色花岗岩材质,厚重大气、庄严肃穆。只是很可惜该碑已拦腰断成三截,其中最上一截已不知去向,残存的是下面的两截。经实测石碑残长(高)1120毫米、宽650毫米、厚160毫米。如果缺失部分也按1/3算,估计至少要在600毫米以上。如此推算,完整石碑的主体部分大约在1700毫米左右,与成年人身高相仿,这还不包括碑头与碑座。石碑正面在凸雕双龙戏珠图边框内,阴刻着竖写工笔楷体碑文,字迹清晰可辨。背面亦刻有日期等文字,但因石碑太沉重、天又下雨,不便翻过来拍照。 


徐洪:抚顺“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考 图2


  据贾涛讲,石碑是他20年前在收集石磨时,于千台山东坡下的北刘山发现的。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就感觉是一个老物件,便同石磨一道被运回收藏至今。这些年多有好奇者前来参观,但均以石磨瞩目而叹为观止,却忽略了这个文史意义更重要的大悲寺石碑。当然,也有人曾出价想要购买这块貌不出众的两截石碑,但都被贾涛拒绝了。他隐约觉得此残碑一定有些来头,并非像有的人说的“一文不值”。就这样轻易出手了,恐怕日后悔之莫及。

  接下来,我趁着小雨停歇的机会,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了一番辨认。虽然石碑已残为两截,但所刻字迹基本没有大的损伤,仍非常清晰。石碑中段正面右侧首列“大悲寺保存始末记”字样,字号大于正文。碑文残存部分记载了大悲寺罹难经过:“斯寺创始于清乾隆年间……规模宏大为县境庙宇之首”,“于民国十二年一月和尚空声串通前知县黄绍玉……连同八十余亩土地盗卖与日矿得价潜逃”,“农会长王治芳等禀请究办……经与日人矿长梅野等谈判”,“抚顺县知事黄世芳撰文,勒石为誌”。“允将全庙暨山地二十二亩保存”,“由县责成该管区长妥为保管监视住持僧人谨司香火”等等(断句与标点为笔者所为)。其中后两句及“禀请究办”与“斯寺创始”两句等,均为下截石碑上的文字,都非常清晰。


徐洪:抚顺“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考 图3


  根据这些碑文分析,该石碑是1923年千台山大悲寺被非法盗卖后,抚顺县农会与县署同炭矿日本人进行严正交涉,结果使寺庙得以成功保存,而专门镌刻立在大悲寺前的。但这种缓和只是暂时的,强盗就是强盗。就在此后不久,炭矿大露天掘迅速推进,炭矿周边需要大块土地排放剥离运出的残土矸石。而日本人根本不把僧众的利益、呼声放在眼里,他们很快就野蛮地霸占、拆除了大悲寺。原址也在剥离翻货的隆隆声中,很快变成了一处瓦砾废墟。

  对此,前些年世居于千台山脚下、九十多岁的张文明老先生回忆说,他小时候大庙被日本人扒掉,大佛像都被运走,小的泥像皆被扔到刚竣工的杨柏人工河里去了。而流经千台山脚下的“杨柏人工河”,是1930年代中期开凿的,从时间上看也刚好吻合。有关杨柏人工河与大悲寺遗址的研考,笔者曾有多篇文稿散见于相关媒体,在此不再赘述。

  再后来,由于炭矿大露天掘采,逐渐形成深达300多米的巨大矿坑——西露天煤矿大坑。随之触发坑边山体向北侧滑塌陷百余米深,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沟壑,使原来的山形地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加上半个多世纪的雨雪风化,致使原大悲寺遗址面目全非,难怪后人无处找寻。真难以想象,这块“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在炭矿疯狂掘采中,是如何逃过强拆、掩埋和塌陷的劫难,虽身断三截却仍有两截存留于世的?幸也运也!


徐洪:抚顺“大悲寺保存始末记”石碑考 图4


  总之,该石碑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了。它真实地记载了百年前抚顺千台山大悲寺的多舛历史,是日寇侵华的有力物证;也反映了抚顺人民不畏强暴、与侵略者顽强抗争的民族精神。对研究抚顺煤矿史、宗教史和民族斗争史等,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希望我们有关部门能够妥善保护和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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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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