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2）(5)

　　有关亚洲

　　在二十岁初，我离开了西南部，来到了纽约。在这我度过了将近四年，白天工作，晚上在纽约大学上课。在我认识的朋友们中，有位被流放的印度老教授，Lala Laipat Rai。他指导我学习印度历史，并准备送我到印度去当一名教师。他的一些年轻同胞让我确信，如果印度不能从英国的统治中获得自由，印度就无法前进——印度就应该像美国当年所做的一样——进行革命。我过去的经历使我倾向于这一观点，因此我也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人的一个通信中心。我保存着他们的信件，他们的邮编，以及国外的地址。正因为如此，我在1918年被捕，在纽约的Tomb监狱里被单独监禁起来，罪名是违反了我国的中立法。虽然我从未碰到过一个德国人，而且只是相信自己在帮助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可是我却被指控参与了德国的间谍活动。

　　几年后，我得知印度流亡者确实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而且从德国政府接受经济援助。他们从美国运送武器和弹药去印度。但是与其说是德国人利用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利用德国人。

　　一战休战日后不久，我从监狱里被放出来，那些对我的指控也撤销了。在监狱的几个月时间，我在学习与写作中度过。朋友们送给我书籍，纸张以及铅笔。我平生第一次不用去担心如何维持生计，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了。我的首部短篇小说，《铁窗难友》，就是写于那段时期。

　　出监狱时，我得知几个月前，我的小弟弟要去法国服兵役，途中经过了纽约。他不只一次地想见见我，但是检察官将他拒绝了，告诉他我是一个卖国贼。这个消息，以及我的另一位做临时工的弟弟被害的消息，让我病倒了。那位雇佣了我那被害的弟弟的老板给了我父亲五十美元作为补偿。而我的小弟弟，因为无法谋生，在他还不到十七岁时就要去当炮灰了。这两个弟弟活得都像是没有保护与教导的小动物一样。

　　而我自己的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也导致我逐渐有了患精神病的倾向。弟弟们的命运，加上我的监狱经历，使得我的精神状况进一步恶化。我走出监狱，即忧郁又悲伤。我正是二十出头的时候，这时那些认真的中产阶级家的男孩与女孩刚好完成了学业，开始走向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有家，有保护，有教导。我不是妒忌他们的长处；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