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4）(10)

　　“契约制度不过是中国古老的习惯。”日本人告诉我。

　　我在奉天租房的房东家庭被新旧思想的冲突给分裂开了。这个家庭有一位父亲、母亲、两个儿子，以及前几个月父母因鼠疫去世的两个孙儿。因为欠债，父亲和两个儿子不得不出去躲在朋友家去，直到春节的来临。如果债务在除夕前还没能付清，那么债主在春节过去之前是不能来讨要还钱的。

　　我经常听到他们父子间高声的、愤怒的吵架声。那位老母亲，已经生了很多个孩子，但是幸存的只有这两个儿子。现在她已经胸部淘空了，越来越难看。她有时会将她的头转过去，以免我看到她哭红的眼睛。争吵的缘由是那位父亲想向我要钱还债。同时他还计划花七百块钱去买一个妾，一位十六岁的女孩。他那叛逆的儿子们则威胁他，要离开家然后去参军。

　　最古老的中国教义——子女的孝顺——在现代思想的猛攻下被撞得支离破碎，而在这个家庭里，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两个儿子都在上中学，会说英语，读现代的书。哥哥是个基督教徒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弟弟则是基督教徒兼共产主义信徒。他们两个之间也要争论。信共产主义的儿子说少帅张学良是一个封建的军阀，谁惹恼了他就会被枪杀；哥哥则认为少帅成功地升起了国旗，并通过修建铁路和发展工业、扩大奉天的兵工厂、开办现代的军事院校培养年轻军官来抵抗日本人。当问到谁能取代少帅的位置时，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回答不上来。工人们没有被组织起来，即使是为了去抗日；而那些参与抵抗的学生和朝鲜民族主义者则被逮捕起来了。农民们被不值钱的纸币欺骗着，被地主、高利贷者、官员们盘剥着。

　　在许多官员们的宴会上，我建议成立工会作为抵抗日本人的一种手段。但是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害怕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而且会变成共产主义匪徒。     

　　当我离开奉天到大连和中国内地，我的学生翻译拒绝和我一起走。大连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中，每个中国人都受到了监视。他所认识的一两个当地学生后来都“跑了”。当我达到大连，两个日本人点头哈腰地走向前来，将我带到一辆小轿车里。在奉天的“朋友”嘱咐他们带我去北满铁路的日本宾馆。我到了那，登记了——并交出了我的护照。当我出发去找几位日本教授时，那两个日本人早就在等着护送我了。在我呆在大连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随时地不知从哪里就钻了出来。

　　我试图象他们一样讲究礼数，但是从来没能成功过。我没法象他们一样地深深吸气，我也没法用打饱嗝来显示我对于满桌佳肴的赞赏。我也没法弯腰弯得更低，因为我的背上满是笔记本和我的文章的副本，让我无法弯腰。将这些东西随身携带而不是丢在宾馆里让我的侍卫们查看，我真是太没礼貌了。

　　不顾他们礼节性地抗议，我放弃了免费乘坐日本船的机会，坐上了一艘从大连到青岛的英国海运船。当我将大连的一些经历告诉船上的爱尔兰船长时，他大笑起来，然后跟我说起了他首次去大连时的发生事情。一位日本检疫官员登上了他的船，弯着腰，吸着气，然后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