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4）(11)

　　“我是瘟疫。”

　　“他的确就是！”那位爱尔兰船长大笑。     

　　学者和无产者

　　中国的学者们喜欢谈论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中国的哲学，他们说，教导人们坦然地接受死亡。一位在天津的德国人甚至告诉我中国人根本不介意将他们的头砍下来。“他们习惯了，”他说。我自己也曾经看到一个人在街道上就快要死去了，而旁边却有一群人在围观，好奇地看他怎么死。有些人在叹息，他们的眼睛忧伤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忙。当我准备去叫一辆救护车时，我的一个朋友表示了反对：

　　“如果你那么做了，你必须付救护车的车费，住院费，和埋葬费。如果他好了，你必须扶持他。假如你不扶持他，他就会在其它地方死去。”

　　在天津，我看到了死亡的前沿地带。一辆出租车带我去南开大学与一群教授见面。离开了整洁平坦的租界街道，我们的车在一条坑坑洼洼、满是泥沼的路上跳跃着。在黄褐色的泥土地上，座落着许多小村庄，房子都是泥土和稻草搭建起来的。在这里，人们到达了死亡的最后一站。衣着破烂而肮脏的小孩带着小篮子在垃圾堆里搜寻着。在野地里和路边，有许多塌陷的坟丘，腐烂的棺材露了出来，与泥土混杂在一起。被我们的引擎吓坏了的野狗从他们啃着的骨头旁跳开了，混乱地逃向了野地里。

　　南开大学的学者们对这一切深表谴责，希望改革能有一天改变这种现状。他们创办了一个有关农业和工业调研的月刊，后来发展成为一本厚厚的半月刊。他们计划在华北划出一两个区域来示范推广现代会计、合作社、平民教育、以及诊所。北平的医生和教授也过来协助他们。他们希望这些模范区域能够证明——如果非法的和过度的税收被取消后，如果人们能在某时、以某种方式能买回他们被迫丢给地主和官员们的土地——贫民的痛苦是可以被缓解的。

　　北平的学者们是一群继承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并从美国和英格兰的大学里吸取了西方最先进思想的男人和少数女人。他们中少数人的家境非常富裕，这其中大多数出身于温和的地主家庭。他们是优雅的、迷人的，机智而敏锐的。我参观过他们所任教的大学，他们建立起来的科研机构，以及他们所喜欢的古老城市的色彩、声音、以及悠闲的生活方式。曾经，这个古老的城市就是他们所导演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这座城市，犹如他们的思想，充满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刻所留下的痕迹。虽然有些人被基督教哲学深深地影响着，少数人还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所有人都反对基督教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他们认为科学和教育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最佳途径。他们类似于古希腊的精神贵族；而且，正如古希腊一样，整个中国社会都依靠那些刚刚从奴隶身份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支撑着。

　　在中国，就象是在古希腊，“家庭妇女”从来不会跟男人交朋友或成为同志。虽然许多女人已经会了在大街上公开地与男朋友走在一起，但是只有少数的女学生敢于演戏。也与古希腊一样，受过教育的人从来不干体力活。他们是知识分子，干体力活，这会让他们丢面子。

　　基于女性的立场，我对北京学者的根据背影给有钱人老婆打分、纳妾制度、以及妓女等等方面的态度提出了挑战。有些人声称妓女至少比西方的卖淫制度要好。更坏，我坚持说，西方将卖淫看作一种邪恶的事物，而在中国，男人的欲望却是完全没有限制的。一个敢于偷情的中国妇女会被丈夫和家族所抛弃；而男人们则从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