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4）(13)

　　有位学者，是一个有思想和有趣的人，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曾经花过许多时间来发掘在“中国的伤心河”——黄河河谷里的古人类居住遗址；建筑、器皿、工艺品、遗骨，甚至是象女性生殖器官的古老贝壳类钱币——也许是某些古老的女性氏族社会的遗迹——被发掘了出来。我承认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非常珍贵，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所工作的地方现在正发生大战，黄河正在发洪水，饥荒正盛行。几百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的家中被赶了出来。为了一碗面或是米饭，他们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军阀、地主、或是官员。甚至他们最基本的财产——原始的农业工具——也被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粮食。他们的儿子蜂拥到军队去挣一份口粮；他们的妻子和儿子象仆人一样被卖，他们的女儿则被迫作妓女或是小妾。在饥饿的驱使下，农民们砍光了所有的灌木和树木，当柴火卖掉，来换粮食。当大雨来临时，保持水土的植物都被砍光了。
“中国的伤心河”泛滥成灾，让土地上没有了人烟。随后又来了风暴。上层的土壤象云团样被风刮走，而沙漠开始更加凶猛地蚕食人们居住的土地。在中国城市的某些地方，可以在堆积到城墙的顶部的沙丘上走来走去。很快，我说，这些城市将成为逝去的被埋葬的城市。
　　“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埋在地下呢？”我问。“五十年后，当更多的死去的城市被掩埋的时候再来挖掘！”

　　当然，那就意味着参与政治，而且政治又是那么地堕落和危险。我被告知，即使学者们参与了政治，也会被它吞没。他们说，他们必须等待更好的时机。但是我很奇怪，有谁可以坐在一边等待。

　　在北平我参观了一个制表厂。除了工头以及少数维护机器的人外，其他的工人都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小孩。他们一排排地，有的人几乎是刚比婴儿大，每天十二小时站在装满表的托盘前，而他们的小手象闪电般地将一个个表壳装起来。一个工头带着一根小木棍在流水线的通道里走来走去。

　　每天，这些小孩们只能喝到加了少许盐的稀粥；有时粥里会放少许青菜或是一点猪油。为了保暖，他们睡觉时在长长的炕上挤成一堆。而土炕则在营房般的房子里长长地延伸着，下面铺设着一条螺旋状的、没有多大热量的暖气管。我问了一个躺在炕上盖着一张薄被子睡觉的小孩。他已经病了三天了；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来治疗他。他也许会幸存，也许会死。     

　　在中国，死亡象地主一样四处横行。它会降临到一个赤贫的农家茅草屋里。它会以结核病或是心脏病的方式缠上矿工和工厂工人。它萦绕在富人的睡梦中——富人们用外国的机关枪来武装自己，以对付那些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农民反叛者。外国人在港口城市里奢华地生活着，害怕中国的每一个进步，无论是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死亡与穷学生们手挽手地走在一起，但是他们勇敢地面对它而且认为只能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才能改变这一切。因此我对那些学者们说：“你们的死亡哲学是错误的！学生们根本不接受它。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反抗，走遍世界去寻找让人们生活过得更好的方法？”

　　学者们争辩说，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学生们都是无纪律心和责任心的，把学校、学校宿舍仅仅当作是宣传的中心。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的程度上属实。显然某些学生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革命者。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将他们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的途径吗？传统禁止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意志薄弱，身体脆弱，几乎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种。尽管如此，许多学生认真地学习着，变得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激进，挑战着来自于游荡在校园里的特务和警察的死亡恐吓。     

　　一天晚上，一些学者们邀请我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后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许多外国人喜欢北平，喜欢与中国人交朋友，而且开始学习北京方言。我们向一个以前只招待贵族的餐馆进发。离开我所住的中国旧房子，我合上我身后的红色大门，一个苦力刚好从门前经过。我的皮毛大衣看起来好像唤醒了他童年的某些记忆。他的脸转向寒冷的天空，开始唱着一首摇篮曲，歌曲里描述着外表凶猛的老虎却拥有着一副仁慈的心肠。他一直走到街道的转角，始终对着这个寒冷的白茫茫的世界大声唱着；然后，象所有喜欢看热闹的北平百姓一样，他停在了一群人中间，嘲笑着一个乡下人或者变戏法的，一只跳舞的熊，或者是山东来的在大街上表演的耍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