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4）(2)

　　这个场景开始让我同情起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无论它是如何地被掩盖和粉饰着。我看到这种场景不断地在其它地方上演，通常更礼貌些，但是根本上却是相同的——一场以大欺小、以强压弱的生死斗争。看着这些，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到了这真是上帝的恩赐。”（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     

　　从我踏上中国的土地那个时刻开始，我逐渐意识到有两条路在我的面前。我可以选择在人性丧失的洪流里保护自己，用冷酷、淡漠、甚至敌意去面对它。我也可以谩骂、抵抗那些防碍我的人；或者我可以站在人生河流的中间，让它全力地冲击我——冒着被抢劫、疾病、甚至死亡的危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选择的是后一条路；随后经验告诉我，必须作出改变，来将自己保护到一定程度。在我在中国的最后几年，我又改变了选择，去直面河流的冲击。

　　有些人称呼我为理想主义者，有些人叫我傻瓜；有些人认为我两者都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模糊的信念：爱与理解必将得到回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相信所有的外国人都非常富有。我也没有意识到，对于贫困的中国人来说，我是穿得多么的好，吃得多么的好。对他们来说，我仅仅是一个施舍的施主。一次，当我在北京的一条水沟里摔倒时，一群中国人，其中包括一位警察，围着我，奇怪地看着——也许是看一个外国人是怎么死的。没有人来帮忙，直到一位学生偶然经过；他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孤单和凄凉。

　　从此以后，我开始去寻找那些有社会意识的人，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信任我。我不会远离中国人而在中国生活。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觉得没有其它的路径来将我自身的存在融入到他们中间。

　　当我1928年12月进入满洲里时，中国的东三省都是处于少帅张学良的独裁统治之下。他被称做“少帅”并不是因为他的经验或能力，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张作霖元帅——一个统治着满洲里的土匪头子，直到日本人发现他不可信任。日本人两年前杀死了这位老人。其后，对于他堕落儿子的控制权的争夺开始了。一边是在满州里手握重兵的日本人；另一边是国民党，主政的民族主义政党，正在全国竭力巩固其统治。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创建的。而且只要他活着，基于民族主义，自力更生，民主以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章程，国民党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1924年，孙逸仙博士邀请了许多苏联顾问到广东，辅助他建立了一个政府和军队，来打倒军阀；在苏联人的指导下，军官们也被训练，而国民党的组织架构也与苏联共产党的相类似。中国共产党也被吸收了进来，而工人和农民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组织起来，与中等和上等阶级的人分享同样的权力。

　　至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墙上那时的口号。几百万的农民和工人将改良的国民党看作是他们获得解放的许可证。那些保守和守旧的人却只看到民众人数众多，而他们则人数稀少；为此，他们害怕了。在1925年初，共和国的伟大的国父去世了。一年以后，一位年青的军官举行了一次失败的暴动对抗广东革命政府。他的名字就是蒋介石，而他曾经是孙逸仙的追随者之一。孙博士认为他有前途，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而且在中国的苏联顾问曾经把他看作民族主义阵营里最主要的军事家之一。但是在孙逸仙去世后，维系民族主义阵营的力量开始崩溃。老派的统治阶级阵营又开始强硬，随后，就上演了一场猛烈的对去世的革命领袖所遗留下的衣钵的争夺战。三个主要的竞争者分别是左倾的汪精卫、极端右倾的反动分子胡汉民、以及蒋介石——三人中唯一的军事领袖，而且事实上注定是最有实力的一个。人类渴望权力的毛病看起来对于他们三个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都曾经在日本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