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4）(5)

　　当我向前走时，他们跟着我，哭喊着，同时一群孩子在我前面跑着，跪倒在地，在冰层上磕着头，乞讨着。我走了过去，他们还跟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我羞辱的行为。为了能走开，我只有给了又给，却只发现新的乞丐群拥而至，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我只有叫了一辆人力车，但是他们拖着它，哭喊着，而车夫就会停下来，等着我给钱。只有在我的学生向导大骂着将他们赶走，我才得以获得自由。

　　我在满洲里度过了近三个月，住在学生们介绍的中国人家里。从外国领事馆的官员，从中国铁路官员，从学生那，从出版物上，从任何可能的途径，我试图去弄清日本人对铁路、政府机关、工厂、土地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日本人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缝隙，并且把中国的任何进步都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通过中国官员、军队军官、白俄、任何国籍的外国人——包括美国人来掌控中国的局势。

　　我首批所写出的文章就是关于“日本在满洲里武装的拳头”。《法兰克福报》怀疑它们的准确性，直到日本人于1931年9月18日不宣而战地攻占了满州里，才将它们发表出来。

　　在封建的独裁统治下，对于普通民众的压迫和贬低，部分的解释了日本后来对于满州里的成功占领。确实，对于这一论断还存在着另一面。在官员中，在军事人员中，在学生中也有爱国者，但是太少了；而学生，被看作“危险分子”，被打入了另册。

　　中国确实还有安逸的一面：这些人的家在宽大，蜿蜒的房子里，四周都是高高的水泥墙，上头插满了碎玻璃。在门口和墙体上的了望塔楼上，站立着武装的白俄。这些大家族从那些耕种土地的农民，从大森林里的伐木工，从每天工资不到二十文的矿工，有时，甚至是从鸦片买卖中聚敛着财富。

　　生活在那些“大家族”围墙之外的人们，都将贫困和受苦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贫穷生来就是如此，而且以后永远如此。甚至是学生，虽然比其他人更加敏锐，也将这种大众意味的残酷看作是平常事，正如他们对于贫困和死亡的态度一样。学生们只有在我提醒他们时，才会注意到街头的残酷一幕。正是这种无意识和冷漠，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顺从习惯是多么的古老和深远。

　　某天，一位中国的送衣工经过我身旁。在他的扁担两端，悬挂着两篮满满的新洗过的衣服。西伯利亚的寒流让他的浓密的眉毛打满了霜，他头上的围着的破布也是雪白的一片。寒冷让他看不清道路，他滑了一下，摔倒了，篮子飞了出去，衣服散得到处都是，还打到了一个行人。那个路人大声地骂着他，然后走开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除了一个警察。当苦力看到他时，他跪下来，用手护着他的头，然后等着。

　　那个警察没有打他。相反，他开始用脚踢，每一次的脚踢，都让这个苦力四脚朝天。苦力起来后又跪下来，不时紧抱着双手肯求警察开恩。一群群的人们走过。他们甚至没有向这边看，或是简单地瞄一眼。

　　许多次，我向我的学生翻译断言：“这里是中世纪！”     

　　那位学生微笑着，也许是为中国某方面的突出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