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6）(3)

　　“假如我们轻易地就被出卖了，中国就完了！”他回答。
    
　　“你们的猜疑也会导致叛徒。假如你们关闭了大门，也许他们最后会走进蓝衣社的大门。”

　　“我们总是有办法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叛变了。”眼睛盯着我身后的天空，他补充道：“国民党对于那些曾经是共产党的人不会真心信任，因为如果他背叛了我们，有一天也会背叛他们。他们也清楚我们的信仰，一旦在一个人的心里扎根，就没法彻底根除。”

　　“一种无奈的代价，不是吗？”（“An unwilling tribute,isn’t?”）     

　　“不。在政府中有许多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帮助我们——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属于我们，他们需要某种生命担保。但是特务机构已经杀了很多投降过去的人。他们吸取了叛徒们身上的所有有用的信息，然后象榨干的桔子一样将他们抛弃。”

　　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冯达，是我的秘书及翻译。他浏览并剪下中国媒体的消息，将它们翻译成英文，建立起我的资料库。我有关中国红军的档案装了很多箱，但多数是官方的统计；从中发现有五十万的红军战士已经被消灭，然而官方的通报依然是被追剿的一小撮“残匪”正四处逃窜。朱德，红军的司令员，以及毛泽东，共产党的书记，已经有十多次被宣布杀死。他们“死亡”一个月之后，他们的人头又有了新的赏金。

　　我在不同的城市都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有关枪毙共产党或是声称是共产党被枪毙的情况。直到1932年，中国媒体还在发表有关大屠杀的被杀者的细节而且通常是各种图片。一份来自重庆的报道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省政府为抓捕或杀死一位共产党员悬赏五十块钱。马上，学校和大学就被一群士兵袭击，而且学生在街头就被枪杀。然后屠杀者得到了他们的奖金。一次，我将此类报道的摘要放到了陈友仁的面前——他曾经做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一直到1927年。他是一个政府的严厉批评者，而且他发誓如果他能重新掌权，他会尽全力来制止这种恐怖主义。当他在1931年在广东重新当政时，我到他那里请求赦免十二位被当作工会组织者的水手。他回答说这些人明知故犯，对此他无能为力。

　　同样地，在1931年的春天，我到美国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秘书那里，希望他能阻止中国警察引渡两名在上海逮捕的外国工会官员。他拒绝了，责怪我从来不会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找他。他断言他所关心的是中国，而且对他来说，那些最贫困的苦力的权力是与任何外国人的是一样神圣的。我接受了这个指责；几个月后，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找他，其中三位是工会组织者——他们被逮捕了而且很可能被杀害。他回答：

　　“这些人知法犯法。我无能为力。”

　　象其他外国的通信记者，我不得不建立起我自己的新闻来源，而且因此与不同类型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尽量地维持友谊。我喜欢学者们的博学以及一些新闻记者的人生观；但是我尤其羡慕和尊重那些后来成为全民抗日自救会成员及共产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我来说，他们体现了如法国人、美国人、苏联革命者一样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