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6）(4)

　　对于其他的人，与多数的外国人（包括我自己）之间有一道屏障，而且我很少接触我的同行。当然，John B.Powell，《中国每周评论》的美国编辑，以他的正直打动了我。由于他不喜欢共产党并相信国民党，我们经常意见不一，但是他是一位美国民主主义人士，总是捍卫着我自由思考和创作的权力。对于英国和日本的远东政策，我们怀着同样的害怕和痛恨；而且，后来日本人入侵中国之后，我们走到了同一阵线，他发表我给他的任何东西。           

　　几年后，当日本人开始暗杀中国新闻记者，Powell先生组织起他的同事来体面而光荣地埋葬他们。只是在日本人在1941年12月占领了上海后，他才停止了他无畏的保卫中国的行动。他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很多年，不久他就被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另一位美国通信记者Victor Keen。

　　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位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飞行员。他是一个中立的人，倾向于神秘主义，而我与他保持联系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来源。当从内地的不同城市返回时，他会给我带来他所拍的照片以及许多消息。

　　他不断地声称生活没有目标。一天下午，在飞往汉口的飞行之后，他进入了我的房间，垂头丧气地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的脸发白，嘴巴抽动着。我给他倒了一杯白兰地，等着有关无意义的生活的话题爆发出来。他扔了一袋胶卷和照片到我的裙子里。一些照片显示了十多个中国共产党被砍头的不同阶段——事实上，是被称做共产党的人——在汉口海关前的广场上。一些照片显示了躺在大街上的被斩首的工人的尸体。其中一张是衣着高雅的中国军官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在他身后是一家外国工厂的围墙，而在墙底就躺着许多很明显是刚被他射杀的工人的尸体。

　　“除了那张军官拿着手枪的照片外，其余的都是我拍摄的，”Kurt说。“那张是英国工厂的老板给我的。我从海关的窗口上偷拍到了大屠杀的照片。这十二个人半身裸露，手被捆在身后。绳子圈绕着他们的脖子，血从一些人的嘴里涌了出来。警察和士兵们都热衷于杀戮。他们踢着囚犯的膝盖，用绳子拖着他们的头向前伸；一个肥胖的行刑人用一把大刀砍下了他们的头。鲜血喷射而出，有些撒到了围观的众多中国人的身上，他们的手放到两边，站在那里看着。”

　　“你抗议了吗？”

　　他根本没注意到我的话：“一个囚犯被摔得四脚朝天，在他被砍头之前就已经死了。一些人用高而刺耳的声音唱着歌。他们唱着《国际歌》。当所有的囚犯死了后，警察用扫帚清理地上的血迹，突然将扫帚挥向那些围观的迟钝的人群。那些围观者象兔子一样逃开了。”

　　他呕吐了，站起来就跑到了卫生间。当他返回时，他的脸非常苍白。

　　“看着这个现代化的城市，Kurt，”我开始激动了。“假如你和我告诉人们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将这些图片展示给教会，商人，新闻记者，基督教青年教会的秘书。这个城市——看着它，有铺砌过的街道，有电灯炮，巨大的建筑——”     

　　“对我来说，我不想为了一群中国人而被烧死！我要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到澳大利亚去。”

　　“中国人对你来说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是吗？”

　　那天晚上之后，他告诉我他带回了更多的从空中拍的照片。这是被中国政府所禁止的，但是他依然拍了。

　　“在我在澳大利亚找到工作之前，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在那生活得象个人样。”他解释道。   
 
　　我充满怀疑地盯着他，然后问：“你的老板怎么会要中国版图的照片？”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你成了对抗中国的间谍！”

　　“中国？你怎么会对中国有感情呢？想想我给你带的那些照片吧！”

　　“但是这个国家属于中国的人民。可你却在帮他们的敌人。”

　　“你真是个幻想家！”他回答，坐下来沮丧地看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