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东北，尤其是抚顺，是山东人第二故乡。
众多的山东人，是怎样移居东北的？这要从下面原因去考查。
首先是掠夺来的人口。皇太极时期，清兵曾多次入关掳掠人口。崇德四年（1639），多尔衮在山东“克城三十四座，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杜度“克十九城，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崇德八年（1643），阿巴泰在山东“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清兵入关掳掠人口，一是为了充实实力，二是为了获取奴仆。明清之战，在辽海大地经历二十年之久，戎马蹂躏，城堡为虚，昔日的耕田变成荒土，满族人当时不解农事，田垄耕耘，主要靠汉人战俘。战俘是满洲贵族和八旗军官兵奴仆最主要的来源。
天聪四年（1630），阿巴泰、济尔哈朗从战场前沿回来，皇太极召见他们时说：“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足见清兵入关，把掳掠人口作为主要目标。
在战争中被掠夺来的人口，大部门被送到托克索（农庄），从事农副业生产，新宾县永陵镇的呼兰哈达，当时是以林业为主的托克索，崇德二年（1637），一次就接收战俘340人，崇德四年（1639），向清河派去战俘多达700多人。这些战俘的社会地位，由普通平民变成了奴隶主的阿哈（奴隶），把他们当成胜利品分赐给有功的战将和各贝勒大臣。他们不仅要从事家务劳动，而且用于种菜、种棉、种谷，成为“耕种啊哈”。
其次，是招募来的人口。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在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六年（1667）的二十三年间，曾采取奖励向辽东移民的政策。明清战争之际，辽东人口大量外流，或迁入关内，或避居朝鲜。后金（清）忙于战争，农业恢复比较慢。福临多尔衮键入北京，八族兵丁及其家属相继入关，曾俘而为奴的汉人，也“从龙”入关。《清朝文献通考》说，清初入关者达90万人之众。于是辽东地区人口锐减，呈现出荒凉残破的景象。顺治元年、六年、九年，朝廷屡次下令地方官吏：“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田，永准为业。”顺治即位的第八个年头（1651）又指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
顺治十年（1653）山东雨潦为灾，房屋倾颓，田禾淹没，兵民困苦，经济凋零。清政府决定大开东北地区，为救济难民之所。这一年正式颁布《招民开垦条列》，地方各级官吏及名贤之辈，准许到关内各地招民，按招民的多寡，授以大小官职，对招徕之人，发给耕牛、种子口粮。以各种优惠待遇，鼓励关内人民出关开垦。后来又进一步定例，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同知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
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被招徕的中原人，每人月给粮一斗，每垧地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头。此后清帝又续颁“恩诏”，叠加优典，以补充原令之效力。顺治十二年又追加条文：“视开垦土地之多寡授官进级有差，或赐匾额，旌表民闾”。康熙二年（1653）下令：“安插移民，察有附近荒地房基，酌量圈给，督率劝垦。”康熙五年（1666）再下令：“以奉天白旗堡，小河西两处地亩，令移民耕种。”
在招垦优厚条件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这些穷苦农民，肩挑扁担，手提篮，或渡渤海，或越山海关，成群结队，携妻抱子到关东觅食。
抚顺地区居民来自“小云南”的很多。抚顺县有个村庄，叫康西八沟，这是康熙年间十八户山东移民集体到此落户所得的村名。新宾县吴家堡村现有村民126户，其中有74户是从山东临淄移民而来，时间不一，情况名异，其中顺治招民来者26户，康熙初自动流入者7户，从辽东其他地方流入25户，光绪间投家族、亲属来者16户。
清原县潘土门村有村民87户，其中有52户的原籍是山东高密，占总户数的48%强。新宾县五道堡村肖某家中所存谱书内容细致，文字苦涩，大意是：祖籍山东莱阳，顺治间闹瘟疫，祖父母染疾而亡，父亲给地主扛活，维持全家人生活。两个姐姐以讨饭为生，又遇大旱，路逢绝境，投亲来关东，推着独轮车，走到张家店，转乘火车道抚顺。刚到时五口人寄宿在同乡家，一家轮住几天......。
此外，就是那些流动各地的山东人。他们能下田的下田，能伐木的伐木，能种菜的种菜，能放牧的放牧，能饲养的饲养，铁匠送到铁匠炉，木匠送到木匠铺，念过书识文断字的，则留在府里教少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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