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抚顺人”，是个历史的、时代的、发展的概念。顾名思义，他们的祖籍并非抚顺，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祖国各地。这是一个功勋卓著的非凡群体，一条涌动怀念的记忆之泉。
但“新抚顺人”踏入抚顺的足迹并不“新”，而是“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在抚顺担负起中国工业起步城市这一历史使命的那一刻。从那时起，这些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就在抚顺这座城市的各行各业、社会生活里刻下了不灭的印痕。
据80年代抚顺出版的《抚顺市志（第11卷）工业卷》统计，自“一五”时期到60年代，党和国家群体性地向抚顺这座老工业城市注入了新鲜血液，输入了宝贵的人力资本——高达百万人的“新抚顺人”。这一群体里，有国家部委“空降”的老红军、老八路，有大批跨越各行各业的精英，与抚顺本地人一道，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主力军，铸就抚顺城市辉煌的原动力和奠基者。
“60后”是幸运的，笔者在童年、少年时畅享了那个时代创造的福利，也耳闻目睹了“新抚顺人”展示的品质风采，关于他们的记忆，是这座珠宫贝阙里最美丽的贝壳。
湘音难忘的贺老师
在抚顺二中读高中时，教我们地理的是贺修福老师。贺老师是位女老师，湖南浏阳人。驰名全市的名师。当时她年龄已经很大了，儒雅清秀，身材瘦小，留着齐耳短发，面庞白皙，眼睛很大，戴着一副茶色眼镜。总穿着一身老式对襟的，带袢扣的单装或棉装。主教语文的王继刚老师也穿着这样像民国私塾学究似的对襟棉服。那时，在抚顺二中这座“小清华”名校里，穿着这种老式衣着的“老先生”，是学识造诣和资望身份的标志。
作者凭记忆速写
每当地理课铃声响起，教室门一开，贺老师总是“搬家”似的，大包小裹带着“三件宝”进来：一件是尽览乾坤的地球仪，一件是米白色教鞭，还有一个玻璃茶杯。记忆里她好像胃不好，穿的鞋子不是棉皮鞋就是厚厚的棉布鞋，总是随身带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暖胃。
贺老师还有一件“宝”，就是潇洒生动的教学风格，标志性的朗朗不绝的笑声。地理不是语文、数理化或英语这样的主课，高考占的分值也不高，能抓住学生的吸引力很难。如果单靠死记硬背，想理解什么自转公转、山脉、海洋走向等因素对风向和气候转换的影响，预测可能转换的具体方向，对某个国家和地区农牧业、谷物的氤氲，很难搞懂，更事倍功半。
但贺老师却能用风趣幽默的启发式教学，把枯燥乏味的地理课讲得极其生动。讲台上操着一口湘音的她，仿佛俯瞰着地球，像棋圣一样讲述着布局、点、眼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旦把“谜底”彻底讲透了，就把揭晓答案的机会给学生。答对了，贺老师就开心的大笑；答错了，贺老师也在笑声里，细心告诉学生的错误。看着贺老师拿着细长的教鞭指着黑板，对着学生幽默亲切、诙谐揶揄的笑容，我觉得她很像当时风靡银幕、戴着黑面罩透出盈盈笑意的侠客“佐罗”。贺老师的黑板字也非常漂亮，笔迹有女性罕见的潇洒大方，随手用粉笔划出的地球轮廓也一气呵成，且相当之圆。
我的地理课成绩不好，但像贺老师教过的所有班级一样，我们班地理成绩总体非常好。仿佛“边缘化”的地理科成绩，却成为很多同学把握高考命运的一块“压舱石”。
在一次班级新年联欢会上，贺老师还应邀唱了湖南民歌《浏阳河》。湘音原韵，亲切动人，让人联想起王玉珍唱的那首《洪湖赤卫队》。她有一儿一女，都自小在抚顺上学、长大，都很优秀，也都考上了大学。如今贺老师已90多岁了，在深圳和儿子一起生活。同学们都没忘记这位能把不起眼的副课教成了主课的名师，都衷心地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驰名行业的名医郑姨
抚顺挖掘机的子弟，都不会忘记厂职工医院有位非常著名的牙医——郑朝容阿姨。
我母亲是老抚挖职工医院药剂师，我就出生在这座医院的妇产科，从小到大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是“万里挑一”，被郑姨偏爱的孩子。
作者凭记忆速写
郑姨祖籍南京，回族，毕业于南京医学院牙科专业，是科班出身的医师。我母亲1960年随东公园门诊被合并到老抚挖职工医院工作时，那时郑姨已是厂医院牙科主任医师，驰名全市乃至全国的名医。本市、外市和全国各地的患者都纷纷慕名而来，老抚挖医院牙科每天患者络绎不绝，拥挤着挂号看病，成为老抚挖这座工厂医院最耀眼的一道风景。
郑姨肤色白皙，身材微胖，峨眉凤目，清秀漂亮，非常洋气。她戴着非常昂贵的金丝边眼镜，既有大知识分子的儒雅干练，行事为人也刚直不阿，干脆利索，走路带风，从无废话，特别严厉。不管多调皮、不服管的孩子，只要到了牙科她的无影灯下，立马服服帖帖地配合。郑姨身体微胖，头发整洁利落地在后脑挽成发髻，就像古代的勇将冲阵前束起发来。一到无影灯下，郑姨立刻专注在病人身上，心无旁骛，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郑姨的医护服也与其它科的大夫们不同，是立领的“列宁服”风格的，束袖的，样式很老，但非常整洁，穿起来非常庄严。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包括我母亲都非常敬重她，但想找她给亲友看病，走后门“加塞”或关照，都非常怵头。
郑姨刚烈正直的秉性，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嫉恨。“文革”中一次造反派开会，强迫每个医护人员都要批判这位“右派”。但我母亲却坚决不说违心话，反而列举了郑姨医术精湛，忘我敬业，因为连轴转地长久站立为患者看病，腿肿得像水桶粗的事，引发了院领导和广大医护人员的共鸣，造反派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这件事也让从不婆婆妈妈的郑姨记在了心里。
我3岁时有颗后牙坏了。我是母亲30岁得的“小皇帝”，家家奉为上宾。当时东公园商店的店员们，都知道有一位风雨不误的老主顾，就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总要来买5角钱肉馅（猪肉或牛肉），给我汆丸子。每当外祖母一到柜台，阿姨们就一边打趣地问“老太太，还是5角钱肉馅吧？”，一边手起刀落，飞快地搅好、包好送上。母亲经常加班，替同事值班，用加班费买进口奶粉、奶糖，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糕点我更是随便吃。所以这颗牙被贪吃的我弄坏了，小腮帮肿得很高，昼夜啼哭，又怕疼不去医院。
我被母亲强行带到了牙科。全医院鼎鼎大名、严厉有加、那么忙碌的郑姨，从来没有那样耐心地对待任何孩子的郑姨，竟亲自把我抱上椅子，还亲切地安慰我说：“不怕不怕啊儿子，不怕不怕，郑姨不让你疼”，为我堵上了这颗蛀牙，没有任何痛苦。这颗牙此后又伴随我22年，直到1989年结婚后才最后拔掉。
为成千上万患者治好了牙病的郑姨，却因长年过劳，在80年代初患乳腺癌作了手术。母亲让读初中的我带了罐头去看郑姨。郑姨大病后恢复得很好，正在梧桐树下的躺椅上享受着难得的休憩时光，陪伴她的老伴正细心地摘着菜叶。我看着她，心里难过又不敢难过。
参加工作后我又一颗牙发炎，郑姨又给我看病。检查后，郑姨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讲卫生？小小年纪还抽烟这么重，不行！”，像母亲管教孩子一样。我一如小时候那样敬畏她，对于我，郑姨是母亲般的长辈。
母亲说郑姨是家里的老大。她有年迈的母亲，还有很多弟弟妹妹。她挣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南京，郑姨的老伴从没有怨言。退休后，郑姨在凤翔路二中北门住宅区开了诊所，患者们依然慕名前来。母亲拎了一只大公鸡看望郑姨，还被老大姐似的郑姨责备“乱花钱！”。
后来，郑姨举家回了南京，因为她母亲病了，自此失去了联系。郑姨大我母亲3岁，如果健在，她应该92岁了。郑姨，您职工医院的儿子祈祝您健康长寿！
杰出的城市繁荣引领者
抚顺工业史册上闪耀着“新抚顺人”不朽的功勋。抚顺是中国工业肇兴之初的“首义元勋”，在中国机械工业的先驱——抚顺挖掘机厂，有一大批引领企业发展的“新抚顺人”。
我们的老厂长刘斌，是湖南茶陵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担任过延安石油厂厂长，用动物脂肪制成蜡烛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办公照明。建国后率领200多名干部、职工北上援建了富拉尔基重机厂。
老抚挖的第一任厂长刘国威是河北人，组织职工献纳器材、为四野修理火炮，为全市工矿企业恢复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来自吉林德惠的韩清泉厂长在东北工业部慷慨请缨，带领全厂职工土法生产战斗机副油箱，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来自江苏南京的老革命家，“带着半个肺子进藏”为和平解放西藏立下殊勋的解放军十八军少将，已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乐于泓，自告奋勇到国家最需要的工业领域拓荒征战，担任老抚挖厂长期间，带领职工群策群力，奠定了自力更生自制大批生产设备的基础和传统。
来自冀中的女武工队政委、厂党委书记王枫，不仅带领老抚挖率先建立健全了工厂现代化管理制度，更前瞻性、决定性地确定了老抚挖转型为我国首家生产挖掘机成套装备的企业。同样来自冀中平原这片抗战热土的厂党委书记郑披星，率队远征四川泸州，建成我国挖掘机行业又一骨干企业——长江挖掘机厂。
还有曾任党委第一书记的褚连柱（女）、老厂长王恩惠、党委副书记庞秀峰……等等，他们都是在最有激情的年华、最成熟的人生节点来到这里，这些老领导们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垂暮，从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都已把抚顺当成了人生归宿。即便几十年乡音难忘，即便已离开这座工厂，即便在晚年叶落归根返回了初始的故乡，依然关注着自己以心血和汗水留下的印痕，他们的业绩依然熠熠生辉，更令人长久地怀念。
“新抚顺人”是遍及抚顺各个行业、百行百作的城市英雄。
50、60年代，抚顺从上海、北京等地将亚洲照相馆、大明眼镜店、同乐村饭店等商贸服务业名店“复制”到东三路一条街，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陆续涌入了大批国内外投资项目；从科技人才、商贸服务业精英、教育和医疗专家、新闻工作者，到来抚投资创业、落地生根，涵养了税源，提供的大批就业岗位的企业家们，“新抚顺人”不断加盟这座城市，以资金、技术、市场、管理模式的投入，包括思想理念的启迪引领，不断推动和创造着抚顺的繁荣。
感念“新抚顺人”，希望越来越多的“新抚顺人”加盟入驻，把这座城市写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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