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镜头里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的秀美风华
母亲的青春
母亲名讳朱桂春，1935年生人，今年已89岁高龄。母亲天生丽质，性格坚毅，灵秀聪颖，从小就酷爱读书，记忆超群，是家境殷实的外祖父母5个子女里最小的。母亲10岁时，由乡村私塾考上了会元小学，5年中每天往返10里路去上学，风雪不误。
1951年年底，正值抚顺卫校（当时叫抚顺专科卫生学校）招生，16岁的母亲去找了嫁到城里的二姨。二姨拿出6元钱给了小妹，5元交报名费，1元钱照了快照。12月5日，母亲考上了卫校，自此开启了自己独立生活的篇章。那时，民国抚顺国高毕业，刚进入抚顺重机厂（抚顺挖掘机厂前身）工作不久，要用微薄的薪酬养活全家老少10口人的我大舅，特地拿出23元工资，给心爱的小妹买了一身崭新的学生装和一双新胶鞋。“长兄如父”，每每忆及这一幕，母亲心里总是涌起对长兄深深的怀念。
当时，抚顺卫校共招收了123名学生。这批学生的学籍都在石家庄步兵学校登记造册，是保密的，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这批紧急招收的学生4个月集训后就要送到朝鲜前线。
当时抚顺卫校地点在现在市工人文化宫马路斜对过的市政府幼儿园，校长叫关纪宪（音），后任市卫生局副局长，也是抚顺市很有名望的教育界人士。那时的工人文化宫还叫“东北俱乐部”，每逢周三，全市的干部职工代表都到那里去听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模范作报告，卫校也组织这批即将走上前线的学生们去聆听。
16岁的母亲（2排右2）与抚顺籍同学珍贵合影
母亲回忆，有一个年仅18、9岁的女志愿军英雄卫生兵回来向祖国亲人作报告，说我们的士兵在朝鲜战场前仆后继，前面的战友倒了，后面的战士仍然象潮水一样冲向敌人，有的伤员捡起美国兵的头盔戴在头上爬着向前冲锋，根本不用领导动员。面对敌人的火力点，不等连长下令，我们的士兵就扑上去堵枪口、炸碉堡，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成班、成排。这位女卫生员人小体弱，但遇到伤员能背就背，背不动就拽，小小年纪的她还用手榴弹俘虏了一个美国兵。美国兵是“少爷兵”，仗着武器先进、炮火优势轻视我们，打仗之前总涂脂抹粉，收拾得皮靴铮亮，准备拍“胜利照”，他们哪能斗得过我们英雄的志愿军。
母亲说，那些英雄模范作的报告，谁听了谁也得上，真是台上痛哭失声，台下哭声一片，大家同仇敌忾，坚决要支援前线打赢这场战争。1951年4月10日，短暂的入学集训结束了，同学们纷纷找学校领导、找市卫生局领导集体请战，摩拳擦掌要求上前线。不少同学还去照相馆拍了照片，留给自己，也留给父母亲人作走上战场前的纪念。
但是，朝鲜战场“打打停停”，正逢前线局势有所缓解，母亲这批同学壮志未酬，被就地分配到市地方医院和医疗机构。那一期同学依依惜别，用留念的合影记录下了自己激情燃烧的青春。
母亲的攻读
卫校毕业后，母亲先是被分配到抚顺市立医院（市中心医院前身）实习，于1953年4月到市传染医院（原址在望花区）工作，后被调到新抚区一门诊，又被调到东公园门诊工作。为了提升自己的医疗专业素质，母亲于1957年9月22日考取了阜新医专深造。赴阜新的当天，母亲在火车看报纸，看到了民国“金嗓子”歌后周璇女士逝世的消息。
阜新医专是三年制的中专，母亲主攻药剂学。药剂学离不开拉丁文，母亲废寝忘食地学习，拉丁文药剂学笔记记了4个厚厚的笔记本。时至今日，年近九旬的母亲依然熟练地背诵出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如：阿库瓦蒂斯塔（蒸馏水）、哥路哥塞（葡萄糖）、塔贝拉（片剂）、铺路卫视（散剂）贝拉顿（颠茄片）。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药局库房有各色原料药，但要由药剂师按配方制剂（西药，主要做滴流），用在妇科、口腔科、儿科……。主要做液体药，输液、止疼水（斯蒂水）、诺夫卡因（麻药）等等。当年，母亲还担当教师，指导药局的同事们学习拉丁文。
但在1958年暑期，母亲那批学员中止了学业，纷纷返回了工作单位。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三年饥荒”的前奏已经开始。刚去时伙食是两菜一汤，后来就不行了，学校老是组织学生“半工半读”，去农村收地、割庄稼，学生们很少吃到主粮，每餐都是一勺硬硬的高粱米饭，3、4个土豆是不变的菜谱，因为上顿土豆下顿土豆，很多同学得了便秘。当时学校的个别负责人还贪污克扣学生伙食。二是学生们都是在职进修，不带工资，毕业后职称是医士，与药剂士一样待遇，所以很多同学不愿意继续就读余下的两年，母亲也回到了东公园门诊（母亲回忆东公园门诊当时也是市卫生局的机关兼地区门诊）。
1960年3月，东公园门诊被合并到抚顺挖掘机厂职工医院，母亲由此成为老抚挖医院的一名医生。为了再续求知梦，母亲第二次到阜新医专在职进修，圆满完成了学业，取得了药剂士职称，后来又晋升为药剂师，成为老抚挖职工医院首屈一指，科班出身的药剂专家。
母亲的药局
我永不会忘记我的出生地——母亲工作的老抚挖职工医院，当年承担东公园、久保町和榆林地区数十万居民医疗救治重任的医院。它自五十年代始建，到八十年代已发展成有22个房间，150多个床位，面积2600多平方米，有医疗专用设备10万余元（1985年统计）的地区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五官科、口腔科、理疗科、肝炎科、肺科、急诊科和放射线科的医院，更配备了一流的医疗人才。像妇产科张蕴芝阿姨、口腔科的郑朝容阿姨、内科的沃雅光阿姨、徐永哲伯伯和儿科的吴旭光伯伯等，都是有口皆碑的名医。
母亲工作的药局在医院的一楼，患者一进医院楼内就直对它半圆弧度的窗口，患者取药就在这里递进处方，取回一袋袋迭成三角形、写着用法用量的小药包。药局的门在走廊深处，朝西开，再往里是存放各类原料药的库房。进了药局门，迎面是一扇通风的窗户，阳光透过落地窗帘折射过来，让人感到那么舒适惬意。窗户左侧靠墙是一长排药橱。门右侧是一排深红色的药橱，挂着标注着药材名字的铜牌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药橱延伸出的落地台上面，有一对精巧的金黄色的小铜秤和小天平。白色的墙面，绿漆的墙围，灰色的水泥地面。门左首稍微往里一点，是一张值班的木床。地中央是一个3米多长的调剂台，有4层高，上面的搁架每层都摆放着40多个大大小小的烧杯、瓶体，是母亲和同事制药调剂的器皿。因工作出色，60年代，母亲与同事的工作照曾上过《抚顺日报》。
自年轻时起，母亲每天下班前都要穿上水靴，反复冲刷制剂室、库房和药局地面，擦拭调剂台、铜秤和天平，用细细的铁丝马尾刷冲洗每一个瓶子。1976年母亲从农村下放回来重新回到药局时，已不再年轻，但也从未改变这一工作习惯。那时母亲吃晚饭时常拿出一个小碗，里面倒上一小盅白酒，放上一小匙白糖，再倒上滚热的开水冲开当酒喝，为的是驱除寒气。因为常年受凉，母亲的腰、腿落下了病根，行动不便。
当时一个后改行到药局工作的男同事，对母亲这样不厌其烦地每天“搞清洁”不理解，曾背地里说这是干“面子活”，母亲听后一笑置之，依旧如常地擦拭、冲洗。
1982年10月，就在母亲刚刚退休后2、3天，上级卫生部门和街道到药局检查卫生，药局每人被罚款了5元，就当时的工资而言，这是一笔重罚。原因是药局调剂台上面落满了灰尘没有擦拭，这是制药规程绝对不能允许的。药局的同事们纷纷借看望母亲大吐苦水，那位男同事也长叹一声，“朱大姐，您干的哪是面子活啊，这是咱们药局的大规矩啊。”
母亲对药局充满了感情，非常怀念50年代的老抚挖医院。那时药局的同事们每天是唱着歌工作的，和谐亲切，开心快乐，充满朝气。医院人才济济，才貌双全，吹拉弹唱、能歌善舞的“才子佳人”不在少数，如唱京剧老生的王长春、厂文工团员季桂春等等。老抚挖50、60年代举办文艺汇演，医院表演的京剧、新疆少数民族舞蹈都堪称独树一帜的风景。
抚顺挖掘机厂医院旧影（90年代）
母亲的孩子们
母亲是历来的高工资。抚顺挖掘机厂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第一家大厂，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辖企业。50年代，老抚挖二级技工的月工资38.9元，而母亲1957年时月工资就是56.5元，从1952年或1953年还补发了工资（实习期不算）。这份高工资一直挣到1976年，一连19年。从1976年起，母亲的工资连续涨了3次，从56.5元分别涨到63.5元、70.05元、79.5元，最后为80元（因为有了我小妹，母厂增发了5角钱幼儿伙食费）。
母亲能诗善文，才情卓著，不仅业务精湛，也是老抚挖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工资高，条件好的母亲一直独身，直到28岁才与我父亲结婚。母亲端庄秀美，穿戴日用都非常时尚，佩戴的手表、穿用的旗袍、料子、呢子服装都很昂贵，还从药局同事韩淑香手里买了一部价格不菲的照相机，母亲也用这部相机记录下了儿子从满月到5周岁的镜头。因为年轻时积蓄丰厚，母亲还曾预支了半年工资，用200多元买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当时列为三类自行车），当时我外祖父买的最贵的顶级自行车，价格也不过260元。
母亲未出嫁时，常年随我外祖父母与大舅家一起生活。母亲爱孩子，对侄儿侄女疼爱有加，舍得花钱，是深受孩子们拥戴的三姑。那时大舅家住在老抚挖东公园壹町木的苏联专家楼，邻居有老红军、老厂长刘斌老人一家，老八路出身的厂领导们，工厂技术权威、医疗专家，也有老工人家庭。这些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三姑，每逢三姑下班回来，总是围前围后，嚷着要三姑带他们去公园照相、游玩。时隔60多年，母亲依然特别怀念东公园邻里相处温暖和谐的生活，常忆起三町目住“四个半席子”时的邻居白大舅母、夏大舅母、于大舅母几家。我们1976年从农村下放回城时，于大舅母、夏大舅母还专程派孩子到榆林老抚挖二宿舍看望我们，直到如今，白大舅母的女儿明秀姐姐每次回抚顺都要来看望三姑。
就是母亲（左）和同事田文玉这张工作照曾刊登在60年代的《抚顺日报》上
一个穿越62年的电话
母亲一直不能忘记一位挚友，老抚挖职工医院的同事沃雅光大夫（内科）。沃雅光大夫是50年代江南地区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出身大家闺秀，容貌秀美端庄，医术高超精湛，勤奋敬业，为人善良亲切。也许因为沃姨的气质特别高贵典雅，不入大众俗流，很多人不敢接近，敬而远之。医院对内科人员提出表扬时，也总没有沃姨的名字。母亲当时是职工医院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全厂也颇有名气的“女秀才”，负责全医院板报宣传的笔杆子，母亲对此感到非常不解、不公平。
1963年时“三年饥荒”还没有过去。有一次沃姨为患者开了一个方子，上面开了4种维生素。当时维生素是紧缺的“4类药”，只允许开3种。沃姨诊断的这个患者因为生活极度困难严重缺乏营养，必须全面快速补充维生素。母亲接到沃姨开的处方后，因为涉及破例，按权限请示了当时的药局主任，这位后改行的主任不假思索就把沃姨的这个方子给打回去了。
未经沟通就把一线大夫的处方打回去，不仅不礼貌，更是对医生诊疗水平很具侮辱性的质疑。一向执医严谨，外圆内方，性格刚烈的沃姨不能接受，直接反映给了院领导。院领导立即通知各科室负责人齐聚药局了解情况。知道了是这位主任武断拍板，沃姨还特地到药局找这位老同事交换意见，沃姨气得笑骂：“你不问就敢打我方子？这是拿人命开玩笑”。
1959年建国十周年老抚挖医院医务人员身着少数民族盛装，到南站游行回来后的合影
1966年“援建三线”老抚挖医护人员临别合影的沃姨（前中）、姚姨（前右）
当时的院领导虽然弄清了事情经过，但碍于情面，没有明确谁对谁错。而救治患者，医院科室间必须协调统一，尊重科学、坚持科学，更是全院必须坚持和倡扬的职业道德。对此，正直的母亲没有任何顾忌，立即以“沃雅光大夫工作积极敬业，对患者认真负责”为题，在医院板报上，以医院共青团支部的名义，肯定了沃姨一贯的勤奋敬业，更以坚定的专业意见，有力地支持了沃姨对患者的高度负责。清高典雅的沃姨，从此也把母亲这位仗义执言、公平公道的同事视为了挚友。
后来沃姨回江南探亲，母亲托沃姨买一块料子布料作裤子。沃姨回来时，不是带回了布料，而是把一条已衬好了高级丝绸里子的崭新的蓝色料子裤交给了母亲。不仅作工精细，而且称身可体，母亲知道，连同里子、加工费（仅一套料子服加工费当时至少16元），沃姨多花了不少钱，自己拿的布料钱是不够的，但沃姨只笑笑说“够的，够的”。沃姨这位好朋友，从未问过我母亲的腰围、臀围、裤长，她是多么用心地观察自己的挚友啊。“润物细无声”，为朋友付出不图回报，这就是沃姨这位高级知识分子为人的清雅高贵。我1983年到厂团委工作时，穿的就是沃姨为我母亲作的这条料子裤，真是绣工出江南，笔挺洒脱，它滋养了年青的风采，吸引了不俗的嘉评。
1966年9月9日，老抚挖职工医院分出一部分医务人员“援建三线”，沃姨也随着这支大军去了四川泸州援建长挖医院，再后来与丈夫一同调到了北京。我问母亲，当时有没有与沃姨话别，母亲落泪说，当时全院同事都哭成了一团，也记不清抱的是谁，哭的是谁。
母亲的好同事、好姐姐姚义梅阿姨也去了长挖医院。为弥补母亲的遗憾，我向姚姨的女儿溯姐姐要来了沃姨女儿的联系方式，并于4月25日中午打通了沃姨的电话。已90岁的沃姨依然声音明亮，耳音超好，反应机敏，高贵大气。母亲哽咽着倾诉着不忘的往事，沃姨深情洒脱地安慰回应着母亲。两位老人自1961年相识到1966年分别，到这次通话，已跨越了62年。
母亲打开了1966年老抚挖职工医院“援建三线”时的全院合影。母亲深情地端详着美丽端庄的沃姨，回忆着照片中的每一名同事。这张照片85人，母亲仍记得大部分人的名字和所在的科室。随着母亲的回忆，我的眼前也浮现出那些亲切的身影，仿佛又回到童年里的那座天堂，见到那些天使，沉浸在那朗朗的笑声中，沐浴在她们羽翼庇护下那温暖的阳光里。
从少女时代坚强自立在坎坷中崛起，以拼搏奋斗安身立世，从青春年华到嫁为人妇，从十月怀胎抚育子女到缔造了儿女的家庭，从抚育隔辈人再到如今成为太祖母四世同堂，母亲的足迹熠熠生辉。母亲，我的幸福，我的成长离不开您，离不开您的岁月，您创造的生活。
作者（左）和妹妹（右）80年代接待黑龙江的表哥时，穿的就是这条蓝色料子裤。
王尧，1964年生人，先后在我国首家挖掘机制造厂——原抚顺挖掘机厂、市外经委、市商务局、市科技局工作，现任抚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多年来，撰写近200篇以老抚挖为主题的工业历史轨迹及家庭生活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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