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子”是做什么用的？
2024-01-20 20:47 抚顺七千年 肖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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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子，是建州女真祭祀天神之所。乾隆朝《皇朝文献通考·郊社考》称：“大清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日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诸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 乾隆朝成书的《满洲源流考》也称：“我朝自发祥肇始，即......
堂子，是建州女真祭祀天神之所。乾隆朝《皇朝文献通考·郊社考》称：“大清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日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诸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 乾隆朝成书的《满洲源流考》也称：“我朝自发祥肇始，即恭设堂子，立杆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设位以祀神。”清人昭槤《啸亭杂录》亦记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 但堂子祭，非如昭槤所说，它与中原王朝借神权以布政的明堂制度从形式到内容并不相同，也不像有学者所说的堂子祭是萨满祭祀的组成部分，而是明代后期才出现的一种建州女真人独有的宗教信仰活动。
堂子一名，最早出现在《太祖高皇帝实录》之中。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当努尔哈赤要求明廷交出唆构明军进攻古勒城、从而导致其祖父与父亲被明官军“误杀”的尼堪外兰时，明廷却“令（尼堪外兰）为尔满洲国主矣，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上（即努尔哈赤）同族宁古塔诸祖子孙，至堂子立誓，亦欲害上以归尼堪外兰”。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图伦城，赶走尼堪外兰后，“六月辛亥朔，伯祖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叔祖宝实等子孙忌上英武，誓于堂子，同谋害上”。
硕里阿拉时期，努尔哈赤在城内就建有堂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迎击九部联军前，“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来访，记载硕里阿拉城里有“祭天神祠”，这个祭天神祠，也就是堂子。
努尔哈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到赫图阿拉时，在堂子沟东山顶上建有堂子。后来，努尔哈赤另在城东建佛寺和玉皇庙，其中的玉皇庙就是堂子。《满文老档》称，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四月，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七大庙”。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则记载为“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据在萨尔浒大战时被俘到赫图阿拉城的朝鲜人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记载，“奴酋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这里的五里许，应为“鲜里”，一鲜里合400米，五里为2000米。李民寏所称的努尔哈赤凡于开战之前和战后凯旋必往礼之的礼天之所，就应是赫图阿拉城东阜上所建的堂子。这所堂子建成后，堂子沟东山顶上的堂子废弃不用了，这就是赫图阿拉城有两处堂子址的史因。
天命三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进攻抚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对此记载道：“祝毕，拜天焚表。……遂于诸王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这里的“谒玉帝庙而行”，《太祖高皇帝实录》作“谒堂子而行”。由此可见，赫图阿拉城东的玉帝庙也即玉皇庙就是堂子。
因为城东阜上的地藏寺和玉皇庙、十王殿是努尔哈赤时期所建，而努尔哈赤又被清皇室尊崇为“太祖武皇帝”，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城东阜上的地藏寺和玉皇庙、十王殿称为“皇寺”了。
皇寺地方，后来只有地藏寺和显佑宫两处宗教建筑群，其中显佑宫之名，最早见于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敕建显佑宫碑”碑文。其文称：“钦维神莫大于昊天，而事莫隆于开创，虔恪之志，益当加倍寻常，惟兹兴京显佑宫，始于缔造之初，昭事上帝之所，其关甚重。”昭事上帝之所，就是祭天的堂子。原来，顺治十五年时，“礼天之所”玉皇庙连同十王殿已改称昭事上帝之所显佑宫了。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也就是后来的王室昭事上帝之所的显佑宫，在清代受到极高的尊崇。大清四位皇帝九次到永陵祭祖、巡阅兴京城，其中有七次谒显佑宫行礼。而与显佑宫相邻的地藏寺，清帝却一次也没有光顾，因为清帝一定知道，显佑宫就是当年的玉皇庙，是昭事上帝的堂子之所。
建州女真本来信奉自己的宗教——萨满教，为何又设堂子祭祀天神呢？
原来，洪武年间明军入辽，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明军将士，为了慰藉思乡的心灵和祈望战斗的胜利，免不了要祭拜他们所信仰的神灵，因此在辽东镇的各路城、所城和堡城，普遍建有“上帝庙”及少量佛寺等，而此时，作为教分两派之一的全真教派并没有传入辽东。据1979年秋冬之际对辽东镇长城进行全线调查的刘谦先生所著《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记载，“在堡城内，一般都在北部设有上帝庙一座。……内供上帝，有的称作“九天上帝圣母庙”，有的称为“上帝行宫”，有的称为“玄天上帝庙”等，虽名称不一，但供奉的皆是北方之神。辽东镇长城按地域和修筑时间的不同，人们一般分为辽西段长城和辽东段长城。辽西段长城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辽东段长城始建于明宪宗成化四五年（1468年、1469年）之际，刘谦先生称在长城沿线边堡中发现许多供奉有“上帝”的上帝庙，对于探讨道教在辽东边地的传播很有价值。
明辽东镇的路城、所城及堡城建有上帝庙等，差不多是当时的一种规制。中前所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所立上帝庙碑文中的“北极真武玄天至正神”，即北极玄天大帝，又称“真武玄天大帝”，是三清之外又一受到隆重崇祀的道教神祇。
明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建州女真不断向辽东边墙附近移动，由于朝贡和马市交易，女真人和明边关将士接触频繁，自然受其文化濡染。辽东边墙沿线边堡明官军供奉“真武玄天大帝”这一道教神祇，久而久之必然影响到他们，一如他们接受佛教影响一样接受了道教。于是，建州女真在自己的祭祀处设立“庙宇”供奉“天帝”，这个庙宇就是“堂子”，因女真语读“子”为“色”，故女真语（满语）称为“tangse”,也就是堂子。其他一切解释都是望文生义，并不可信。
建州女真供奉的“上帝”，后来逐渐归一为“昊天上帝”，亦即“玉皇大帝”或称“玉帝”。在道教中，玉帝的地位在三清尊神之下，但在世俗心目中，玉皇大帝却是宇宙中最大的神灵，是众神之主。玉帝源于上古的天帝崇拜。道教把天帝请进众神之中，让他当了神仙界的皇帝，尊为“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大帝”。这也就是为何努尔哈赤在礼天之所供奉天神玉皇的原因了。
早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已将堂子祭祀对象说得明明白白了。据《满文老档》记载：“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六月十八日，奉圣汗谕旨，定祭堂子神位典礼。汗谕曰：“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神祭天，亦无异也。”我们再看入关后的乾隆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所云：“我满洲国自昔敬天与佛与神，出于至诚，故创基盛京即恭建堂子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恭建神位以祀佛、菩萨、神及诸祀位，嗣虽建立坛、庙分祀天、佛暨神，而旧俗未敢或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我列圣定鼎中原，迁都京师，祭祀仍遵昔日之制，由来久矣。”可见，女真（满族）人的祭祀是天、佛、神共祭。而且，京师祭祀，无论是坤宁宫朝祭的释迦摩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还是堂子祭祀的纽欢台吉（纽欢台吉，满语天神之意）、武笃本贝子（“武笃”，满语“起始”之意，“本贝子”可译为“王子”。武笃本贝子，先祖之意）等，一律称为“上天之子”，又可见女真（满族）人“以天为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卷八九二记载，清高宗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金川后的上谕说得明白：“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清光绪朝《国朝建业初基纪略》卷一《堂子规划礼仪》：“堂子，在城（指盛京城——引者）东抚近门外，国初祀天神之所。”
堂子祭天或曰天神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为何在民间又把堂子称为“邓庙”或“邓将军庙”呢？
清史著名学者孟森考证堂子祭祀的是辽东镇边将邓佐。邓佐，《全辽志》有其传略。其人初为定辽前卫指挥使，后升都指挥佥事。成化三年（1467年）随辽东总兵控守奉集堡（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镇奉集堡村）时，遇敌战败，自刎而死。
有学者考证，堂子为“邓庙”之说由来已久，但其根源还在于盛京，而盛京堂子为“邓庙”之说，其根源又在各部落祭祀的堂子，故堂子祭祀邓将军之说的传播者应该是原来居住在盛京的满洲人。堂子为满洲原始祭祀的场所，但由于汉族和女真族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满洲原始祭祀中纳入汉族因素是很正常的，所以根据《全辽志》建州祭祀邓佐的记载，和清初就广泛相传的堂子即“邓庙”的说法，以及朝鲜人关于城隍祠的记载，邓佐完全有可能属于女真原始祭祀的一部分，从而成为堂子中行使某种职能的神灵。
成化至嘉靖时期，辽东地区，灾荒瘟疫交织不断，建州女真深受其害，他们祈盼有神明能够解救其于水火之中，而邓佐被传为能够消灾祛病、免除疾疠之神，于是建州女真人群起而祭之。这就是《全辽志·宦业·邓佐传》“至今抚顺夷人凡有疾疠，必易中国猪祷享乃应”记载的史因。或如孟森先生所言：“当邓佐死战时，神话相传；中国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历代崇奉不替，后乃托之于拜天。惟堂子主神之圆殿北向，而南向之飨殿乃清室崇祀一切所尊事之总汇。推其命意，乃以如来、观音、关帝三神，临堂子主神之上，俾邓将军亦有所尊仰焉。则亦进将军之神，上接三大神，尊之至也。故祝辞均称为‘上天之子’云。”
堂子一名，最早出现在《太祖高皇帝实录》之中。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当努尔哈赤要求明廷交出唆构明军进攻古勒城、从而导致其祖父与父亲被明官军“误杀”的尼堪外兰时，明廷却“令（尼堪外兰）为尔满洲国主矣，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上（即努尔哈赤）同族宁古塔诸祖子孙，至堂子立誓，亦欲害上以归尼堪外兰”。努尔哈赤起兵攻占图伦城，赶走尼堪外兰后，“六月辛亥朔，伯祖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叔祖宝实等子孙忌上英武，誓于堂子，同谋害上”。
硕里阿拉时期，努尔哈赤在城内就建有堂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迎击九部联军前，“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来访，记载硕里阿拉城里有“祭天神祠”，这个祭天神祠，也就是堂子。
努尔哈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到赫图阿拉时，在堂子沟东山顶上建有堂子。后来，努尔哈赤另在城东建佛寺和玉皇庙，其中的玉皇庙就是堂子。《满文老档》称，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四月，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七大庙”。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则记载为“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据在萨尔浒大战时被俘到赫图阿拉城的朝鲜人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记载，“奴酋之所居五里许，立一堂宇，缭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这里的五里许，应为“鲜里”，一鲜里合400米，五里为2000米。李民寏所称的努尔哈赤凡于开战之前和战后凯旋必往礼之的礼天之所，就应是赫图阿拉城东阜上所建的堂子。这所堂子建成后，堂子沟东山顶上的堂子废弃不用了，这就是赫图阿拉城有两处堂子址的史因。
天命三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进攻抚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对此记载道：“祝毕，拜天焚表。……遂于诸王暨领兵诸将等，鸣鼓乐，谒玉帝庙而行”。这里的“谒玉帝庙而行”，《太祖高皇帝实录》作“谒堂子而行”。由此可见，赫图阿拉城东的玉帝庙也即玉皇庙就是堂子。
因为城东阜上的地藏寺和玉皇庙、十王殿是努尔哈赤时期所建，而努尔哈赤又被清皇室尊崇为“太祖武皇帝”，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城东阜上的地藏寺和玉皇庙、十王殿称为“皇寺”了。
皇寺地方，后来只有地藏寺和显佑宫两处宗教建筑群，其中显佑宫之名，最早见于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敕建显佑宫碑”碑文。其文称：“钦维神莫大于昊天，而事莫隆于开创，虔恪之志，益当加倍寻常，惟兹兴京显佑宫，始于缔造之初，昭事上帝之所，其关甚重。”昭事上帝之所，就是祭天的堂子。原来，顺治十五年时，“礼天之所”玉皇庙连同十王殿已改称昭事上帝之所显佑宫了。
作为爱新觉罗家族也就是后来的王室昭事上帝之所的显佑宫，在清代受到极高的尊崇。大清四位皇帝九次到永陵祭祖、巡阅兴京城，其中有七次谒显佑宫行礼。而与显佑宫相邻的地藏寺，清帝却一次也没有光顾，因为清帝一定知道，显佑宫就是当年的玉皇庙，是昭事上帝的堂子之所。
建州女真本来信奉自己的宗教——萨满教，为何又设堂子祭祀天神呢？
原来，洪武年间明军入辽，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明军将士，为了慰藉思乡的心灵和祈望战斗的胜利，免不了要祭拜他们所信仰的神灵，因此在辽东镇的各路城、所城和堡城，普遍建有“上帝庙”及少量佛寺等，而此时，作为教分两派之一的全真教派并没有传入辽东。据1979年秋冬之际对辽东镇长城进行全线调查的刘谦先生所著《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记载，“在堡城内，一般都在北部设有上帝庙一座。……内供上帝，有的称作“九天上帝圣母庙”，有的称为“上帝行宫”，有的称为“玄天上帝庙”等，虽名称不一，但供奉的皆是北方之神。辽东镇长城按地域和修筑时间的不同，人们一般分为辽西段长城和辽东段长城。辽西段长城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辽东段长城始建于明宪宗成化四五年（1468年、1469年）之际，刘谦先生称在长城沿线边堡中发现许多供奉有“上帝”的上帝庙，对于探讨道教在辽东边地的传播很有价值。
明辽东镇的路城、所城及堡城建有上帝庙等，差不多是当时的一种规制。中前所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所立上帝庙碑文中的“北极真武玄天至正神”，即北极玄天大帝，又称“真武玄天大帝”，是三清之外又一受到隆重崇祀的道教神祇。
明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建州女真不断向辽东边墙附近移动，由于朝贡和马市交易，女真人和明边关将士接触频繁，自然受其文化濡染。辽东边墙沿线边堡明官军供奉“真武玄天大帝”这一道教神祇，久而久之必然影响到他们，一如他们接受佛教影响一样接受了道教。于是，建州女真在自己的祭祀处设立“庙宇”供奉“天帝”，这个庙宇就是“堂子”，因女真语读“子”为“色”，故女真语（满语）称为“tangse”,也就是堂子。其他一切解释都是望文生义，并不可信。
建州女真供奉的“上帝”，后来逐渐归一为“昊天上帝”，亦即“玉皇大帝”或称“玉帝”。在道教中，玉帝的地位在三清尊神之下，但在世俗心目中，玉皇大帝却是宇宙中最大的神灵，是众神之主。玉帝源于上古的天帝崇拜。道教把天帝请进众神之中，让他当了神仙界的皇帝，尊为“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大帝”。这也就是为何努尔哈赤在礼天之所供奉天神玉皇的原因了。
早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已将堂子祭祀对象说得明明白白了。据《满文老档》记载：“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六月十八日，奉圣汗谕旨，定祭堂子神位典礼。汗谕曰：“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神祭天，亦无异也。”我们再看入关后的乾隆帝《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所云：“我满洲国自昔敬天与佛与神，出于至诚，故创基盛京即恭建堂子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恭建神位以祀佛、菩萨、神及诸祀位，嗣虽建立坛、庙分祀天、佛暨神，而旧俗未敢或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我列圣定鼎中原，迁都京师，祭祀仍遵昔日之制，由来久矣。”可见，女真（满族）人的祭祀是天、佛、神共祭。而且，京师祭祀，无论是坤宁宫朝祭的释迦摩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还是堂子祭祀的纽欢台吉（纽欢台吉，满语天神之意）、武笃本贝子（“武笃”，满语“起始”之意，“本贝子”可译为“王子”。武笃本贝子，先祖之意）等，一律称为“上天之子”，又可见女真（满族）人“以天为大”。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卷八九二记载，清高宗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金川后的上谕说得明白：“堂子之祭，乃我朝先代循用通礼，所祭之神即天神也”。清光绪朝《国朝建业初基纪略》卷一《堂子规划礼仪》：“堂子，在城（指盛京城——引者）东抚近门外，国初祀天神之所。”
堂子祭天或曰天神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为何在民间又把堂子称为“邓庙”或“邓将军庙”呢？
清史著名学者孟森考证堂子祭祀的是辽东镇边将邓佐。邓佐，《全辽志》有其传略。其人初为定辽前卫指挥使，后升都指挥佥事。成化三年（1467年）随辽东总兵控守奉集堡（今沈阳市苏家屯区陈相屯镇奉集堡村）时，遇敌战败，自刎而死。
有学者考证，堂子为“邓庙”之说由来已久，但其根源还在于盛京，而盛京堂子为“邓庙”之说，其根源又在各部落祭祀的堂子，故堂子祭祀邓将军之说的传播者应该是原来居住在盛京的满洲人。堂子为满洲原始祭祀的场所，但由于汉族和女真族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满洲原始祭祀中纳入汉族因素是很正常的，所以根据《全辽志》建州祭祀邓佐的记载，和清初就广泛相传的堂子即“邓庙”的说法，以及朝鲜人关于城隍祠的记载，邓佐完全有可能属于女真原始祭祀的一部分，从而成为堂子中行使某种职能的神灵。
成化至嘉靖时期，辽东地区，灾荒瘟疫交织不断，建州女真深受其害，他们祈盼有神明能够解救其于水火之中，而邓佐被传为能够消灾祛病、免除疾疠之神，于是建州女真人群起而祭之。这就是《全辽志·宦业·邓佐传》“至今抚顺夷人凡有疾疠，必易中国猪祷享乃应”记载的史因。或如孟森先生所言：“当邓佐死战时，神话相传；中国人久而忘之，清先世乃历代崇奉不替，后乃托之于拜天。惟堂子主神之圆殿北向，而南向之飨殿乃清室崇祀一切所尊事之总汇。推其命意，乃以如来、观音、关帝三神，临堂子主神之上，俾邓将军亦有所尊仰焉。则亦进将军之神，上接三大神，尊之至也。故祝辞均称为‘上天之子’云。”
清入关前夕，限定堂子为皇室之祭，不许官民之家设立。入关后，堂子之祭即为皇家专利，皇室对其讳莫如深，其情况渐为民间所疏，以至于民间文人学士将附祀的邓将军概为堂子之名，其祭天祭神的主体反而被人遗忘了。这应该就是堂子称为邓将军庙的真相。
该文章所属专题：肖景全专栏
作品及作者
原载：《走进赫图阿拉——大金第一都历史答问》
作者：肖景全，抚顺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前馆长。现为中国考古学会员，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理事，新宾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特聘研究员；肖延增，新宾赫图阿拉旅游景区主任，赫图阿拉文物管理所所长。（版权作品 禁止转载 侵权必究）
标签：走进赫图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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