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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然:日伪时期的抚顺监狱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2023-12-13 17:14 抚顺七千年 2627
不久前,笔者与好友张国勇陪同沈阳、山西的朋友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很多人都清楚,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原是日本侵略者囚禁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的“抚顺监狱”。50年代初,收押日本、伪满及国民党战犯,被称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但关于“抚顺监狱”的设立,以及都关押过哪些......

  不久前,笔者与好友张国勇陪同沈阳、山西的朋友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很多人都清楚,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原是日本侵略者囚禁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的“抚顺监狱”。50年代初,收押日本、伪满及国民党战犯,被称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但关于“抚顺监狱”的设立,以及都关押过哪些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我同胞在监狱被关押的相关情况等,鲜有人进行深入研究。

卢然:日伪时期的抚顺监狱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图1


  抚顺监狱的前身是抚顺县看守所,位于千金寨县署街西侧。1913年,抚顺地方初级审判厅奉令裁撤,地方司法案件划归县知事兼理。1914年3月,抚顺县署裘炳熙知事向地方农、商各界募捐5599元,经前知事郭进修主持,于1916年4月1日将看守所改建为抚顺县监狱。

  监狱监墙高5米,日常在押人犯百余人,被关押者多为杀人、强抢、盗窃罪犯,县监狱西邻抚顺县教养工厂。1923年8月,奉天省高等检察厅将教养工厂归并监狱更名为奉天省第十五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第十五监狱被伪满司法部接管,更名为奉天省第十五监狱。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人决定动迁整个千金寨街,开发露天煤矿。第十五监狱地处开采中心区,经伪司法部决定,拨款36万余元,选定抚顺城西边一片菜地,强征建新监狱。1936年7月16日开始动工,由监狱长马喜寿和副监狱长社合内(日本人)主持,全部使用犯人进行修建,1937年7月31日竣工,更名为抚顺监狱。1943年监狱隶属新设的伪满刑务总署,抚顺监狱更名为抚顺刑务署,下设一个分署,有伪职人员300多人。

  抚顺监狱自1937年建成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8年间,关押了大量抗日志士及爱国同胞,他们在这里遭到日本人残酷的折磨和非人待遇。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在回忆录中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抚顺监狱。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为了监禁日本人犯人和朝鲜人犯人修建的这所监狱。……后来,抚顺监狱变为收容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不知有多少抗日联军战士和爱国志士被严刑拷打至残或被杀,这里是一个地道的死亡之地,日本看守常常把那些被拷打折磨至死的政治犯埋在监狱内。”(金源著;崔泽译.奇缘 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M].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99.01.)

卢然:日伪时期的抚顺监狱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图2


  关押在抚顺监狱的安东教师救国会受害者一半死在这里

  1936年11月,安东(今丹东)发生了安东教师救国会惨案。此案涉及安东省教育厅、安东县教育局、教育会,以及庄河、凤城、桓仁、本溪等县的教师和知识分子,人数达380余人。除在各地被日本宪兵折磨致死的外,其余的涉案人员全部关押在奉天陆军监狱。一年间,先后被杀害达160人之多,80多人被判刑转往抚顺监狱看押,最后仅有不到40人活着出狱。

  1936年初,庄河县教育局局长宋良忱、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林贵家组织召开以全县教育界为主的庄河爱国人士会议,正式建立庄河抗日救国会(又称北平救国会庄河分会),宋良忱为会长。

  1936年4月,宋良忱主持召开庄河抗日救国会主要成员会议,决定以“捐资兴学”的名义发动各界民众总计募集捐款10580元,用来支援活动在庄河、岫岩、凤城三角地带邓铁梅等抗日武装的斗争。1936年6-8月,原邓铁梅部抗日军营长李子英两次到庄河,从抗日救国会领取3500元捐款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给养,使抗日军增强了战斗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庄河抗日救国会还通过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转赠杨靖宇所部北大林区抗日联军2500元。

  1936年12月,随着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遭到破坏,时任北平救国会安东分会名誉会长的孙文敷先生等300多名教育界爱国人士被捕,庄河抗日救国会也被日军野蛮镇压。1937年1月1日,宋良忱在参加县政府元旦宴会时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接着,庄河抗日救国会其他13名骨干成员也相继被捕。

  宋良忱等13名被捕的庄河抗日救国会骨干,每日被日本宪兵队刑讯两次,受尽惨无人道的刑罚。经过20多天的折磨,个个形容枯槁,但绝不泄露庄河抗日救国会的秘密。日本人为了获取抗日救国会的更多信息,还采用“攻心”战术,让汉奸翻译对林贵家等人加以分化瓦解,林贵家在威胁利诱面前大义凛然地说:“生和死不考虑了,任凭你们处理吧!”1937年3月13日,宋良忱、杨维幡、姜雅亭、孙孝先、孙俊卿、徐成章等6人被枪杀于奉天南门外浑河岸上;林贵家、于心泉等7人分别被判处5-13年的有期徒刑,关押进抚顺监狱。

  1936年9月7日,日本宪兵队根据叛徒告密,得知桓仁爱国人士金聚亭(金祝庚)为救国会捐款和桓仁救国会在教育界、工商界开展支援抗联活动的信息。在关东军宪兵队长杉木统一指挥下,调动日本宪兵和日本驻桓领事馆、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的特务和伪警察,在9月16日,逮捕了桓仁中学校长李德顺、女子师范校长宋禹言、职业中学校长吕敬五、北关小学校长关麟书、爱国人士金聚亭、县农会会长孙余三、教养工厂厂长刘怡亭、县内务局长邱春伯、商会会长钟德兹等人。

  9月下旬至10月初,又逮捕一批中学骨干教师、城乡小学校长、教师和各界知名人士。至11月,全县共逮捕115人。均关押在侵桓日本宪兵队院内,由日本宪兵审讯。审讯中一律施加酷刑,用皮鞭、大棒轮流抽打;或灌凉水和辣椒面;或将人高吊离地,身系重物加以摆动;或推进狼狗圈,任狼狗撕咬;或推进浑江冰窟之中,惨绝人寰。孙余三、金聚亭、邱春伯、王在镐4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11月下旬,桓仁日本宪兵队,将被关押的69人交沈阳日本宪兵队送往沈阳陆军监狱等处分头关押。后以“思想犯”“叛国罪”“国事罪”罪名判处孟继武、李德恒、吕敬五、宋禹言、关麟书、富广贵、刘子藩、王居九、李剑秋、王增智10人死刑,当即执行;5人被判无期徒刑,46人被判有期徒刑,服刑者均押送至抚顺监狱。

  在抚顺监狱,这些人都不分昼夜地被戴上沉重的脚镣,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白天整天坐在木板上,不准歪头斜脑,更不准讲话和看书报,不仅大小便需要报告,就是咳嗽、吐痰,晚间睡觉翻身也得报告。有时,有人出口粗气,也要遭到看守吼叫、喝斥,其行为如狼似虎。

  桓仁县的钟如森,也因安东教师救国会事件被关押至抚顺监狱。他在上世纪80年代撰文回忆称:“这个监狱(抚顺监狱)是新建的,室内寒气逼人,鬓结冰霜,囚服难御寒,堕指裂肤,彻夜难眠,挣扎在死亡线上,苟全生命于倭奴铁蹄下之蹂躏,有的竟死于饥寒和病魔摧残之中。在1937年春,我病魔缠身,继无人护理,又不予治疗,奉苍天保佑得以更生,倭奴之用心,如蛇蝎,如豺狼,毒不可言。倭奴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子子孙孙,世世相传,不能忘掉。”

卢然:日伪时期的抚顺监狱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图3


  抚顺监狱条件恶劣 被关押者遭非人待遇

  根据当事者回忆,当时抚顺监狱条件十分恶劣,伙食标准低下,茄子“老吃”——不老不吃;黄瓜“种吃”——不成种不吃。劳动强度大,毫无医疗设施,数人刑期中死于狱中。(桓仁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桓仁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页)

  监内伙食,十分粗劣。一日三餐,全是带霉味的高梁米稀饭白菜。萝卜不洗干净就下了锅,既不卫生,又吃不饱。1937年春天,监狱里发生了热病,仅“安东教育事件”一案里的难友就死了15人。有的还没断气,敌人就用被子给蒙住,促其死亡,然后把值钱的衣物抢去。监狱里的看守,常常勒索受难者,让向家中要钱给他们使用。有的人家中无钱,无奈就将衣物给看守,以求看管得松一些。由于遭受非人的待遇,有很多爱国志士出狱时已气息奄奄,如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出狱后即死亡;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剃发为僧,光复后才还俗。

  抚顺监狱副署长川村忍在自供材料里交代:“过去,我只给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吃粗糙的高粱米饭和盐煮大豆或上面飘着几片菜叶,可以照见人影的盐水汤,被关押的人们都遭受着饥肠辘辘之苦。”

  “当仓库的管理人员把五吨多高粱全都烂掉了的时候,我说:‘没有办法,只好在对上帐之前每人每天减少定量了。’如果有人敢发牢骚,说不够吃之类的话,就给我狠狠地惩治他!我满不在乎地发号施令,让他们减食。这样解决了仓库管理人员的失误。当看守发现并向我报告,有人把身体不适吃不下的剩饭菜要过去吃了的时候,我立刻决定给那个人减食三日的处罚。当时那个人说:‘你可以随便打我一顿,只是不要给我减食,空肚子挨饿我受不了。’我当时十分生气,拒绝了那个人的要求。”

  抚顺监狱的那些被关押者,入监时狱方会给每人发一件红色狱衣。即便是冬天也只给犯人一件破烂不堪的薄棉衣,而且那还是别人穿过的旧衣服,连洗都没洗就发给了犯人。皮肤病患者的脓臭和血污,丧失意识的重病人的污垢痕迹全都留在衣服上面。

  “犯人”的住处从未进行过消毒,虱子、跳蚤、臭虫成堆,到处都是。一到夏天,苍蝇从屋顶、窗子到地上,成群成群黑压压地一片。劳累一天的人们不仅睡不好觉,而且痢疾、伤寒经常蔓延,袭扰着他们。在关押的2000人(包括分监狱在内)当中,常常有300余名病人,每个月都要有30人左右死去。而且即便是在数九寒天的隆冬季节,炉子也不给充足的燃料,室内温度都在零度以下,在监狱里有许多人都被冻伤了。

  在吃饭的时候,每人只发给一杯水喝。不让洗脸,洗澡那就更谈不上了。两个月理一次发,胡须只是用理发剪刀剪一下,刮脸之类的事从未有过。不用说肥皂、毛巾、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就连一张手纸也不给。所以,犯人在大小便时,就把衣服领子和袖口撕下来使用,再利用省下来的饮用水洗一洗晒干下次接着用。有时犯人把破棉被的棉花撕下来使用,如果被看守发现了,就要挨一顿毒打。

  抚顺监狱里的“刑讯室”“人体试验室”成死亡通道

  抚顺监狱设施完备、深严,主体楼高达17米,瞭望塔可将狱内各个角落尽收眼底。监狱出入口设在主体楼下,便于监控,防止越狱。监狱四周是4米多高、半米多厚的青砖墙,大墙上1米高的高压电网。大墙的四角各设一个值勤的岗楼。

  在这座监狱原有6000多平方米建筑的大院里,当时有2000多平方米的建筑用做实行法西斯行为的“刑讯室”,“人体试验室”“镇静室”等,设有脚镣、手铐、皮鞭、电椅、老虎凳等刑具。

  方觉、姚云鹏在《日伪抚顺地方法院和抚顺监狱》一文中描述说,伪满抚顺监狱最令人恐怖的是绞刑。绞刑,就是在绞刑架的两侧立有两根绞架木桩,中间有一副绳索,把绳索套在“犯人”的脖颈之上,两头使劲,紧拉绳索,逐渐绞紧。日伪时期,对“犯人”用绞刑时,并不是一次拉紧绞死,而是绞到“犯人”即将窒息昏死时,再用冷水喷醒过来。绞昏了再喷水,醒过来再重绞。如此几个反复后,把“犯人”活活折腾死。最后,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狱警再向“犯人”腹部猛踢一脚,“犯人”才能痛苦地最终死去。

  五十年代,伪满抚顺监狱的日本人典狱长在抚顺战犯监狱管理所服刑期间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伪满时期抚顺监狱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

  据当事者回忆,日伪时期的抚顺监狱,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被关押者稍有意见,就会被视为反满抗日分子被残酷折磨。有时,把关押者打的昏死过去,被戴上手铐和脚镣,扔进了暗牢。有人为此患了重病,不久便死了。典狱长命令医生说死者是因为得了心脏麻痹而亡。

  抚顺监狱残害抗日志士和普通居民百姓

  1942年7月4日,侵占承德的日军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木村光明等人,指挥喜峰口宪兵分队、宽城派遣宪兵队、宽城警察讨伐队、满军宪兵和协同宽城日本军讨伐队,在青龙县九虎岭村抓捕了中国抗日工作人员和中国和平居民刘殿福等百余人,并将其押在宽城日本宪兵队,送至伪满承德监狱。

  同年8月,赵奎、孙广和、孙广安、张升、孙永林、刘殿福、杨顺有、何凤国、王印、王盛会、杨殿等12人由伪满承德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分别送往东北营口、辽阳、抚顺等监狱关押。这12人中,除赵奎一人死里逃生外,其他11人均死在东北伪满监狱。(中共宽城满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宽城历次大惨案》[内部发行]2007年)

  1939年,日寇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攻,强迫一些达斡尔人参战,达斡尔人都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去打蒙古人民,不少人以举行起义或逃离前线来拒绝执行日本人的命令。凌升(时任伪满洲国兴安北省省长)等人公开反对并拒绝执行日寇的侵略方针。

  1936年3月,日伪在长春召开兴安东、西、南、北省4省省长会议,凌升在会上发表激烈的讲话,反对日本开拓团侵占东北农民的土地,反对日本人担任“满洲国”的官员和日语文为“满洲国”通行语文等行为,日本宪兵立即逮捕了凌升在海拉尔的亲信。包括兴安警备军骑兵第七团团副沙德尔图、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警尉倭信太、省秘书官华霖太、省总务科长双海。

  4月初,凌升由长春返抵海拉尔,日本宪兵在火车站将其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兴安警备军参谋长福今等多人。4月19日。凌升、福令、春德、华霖太等被加以“通苏通蒙”“反满抗日”罪处死,凌升的亲信沙德尔图、倭信太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移送至抚顺监狱关押,不久,在抚顺监狱被害。

  1944年春,抚顺特务警察,以“抓浮浪”为名,一次抓走了300余人。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抚顺特务警察搜集情报370件,杀人10名,逮捕2950人。1943年8月至9月,抚顺80余名“特殊工人”逃跑,在辽阳铧子沟被抚顺特务警察包围,打死11人,其余被送进抚顺监狱。

  抚顺监狱鼓吹“亲善” 以减刑掩盖其罪恶本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形势日益高涨。为应对这一局面,日本殖民者在对我抗日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又不断美化自己的侵略行径,提出“日满亲善”口号,并采取一系列奴化教育手段,试图通过“教诲”“辅导”,施以“恩泽”等手段进行蒙蔽世人。抚顺监狱不断鼓吹“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宣扬“圣战辉煌成果”和“侵略武功”,先后对被关押者共实施四次减刑,以此掩盖自己的侵略罪行,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

  第一次是1940年2月,庆祝“亲邦”日本建国2600百周年;第二次是1940年5月,伪康德皇帝第二次访问日本“友邦”;第三次是1941年12月,“亲邦”日本偷袭美国夏威夷州珍珠港“成功”;第四次是庆祝“满洲帝国”机构改革胜利完成。从这些减刑的缘由中,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试图称霸世界及对中国人进行压迫与奴役的丑恶嘴脸。

  钟如森回忆称:“我的刑期13年4个月,后经3次减刑,在康德10年5月12日期满释放。但是,虽然脱出牢狱,身份上还是被监察、管制的要人。外出请假,来客报告,还是动辄得咎。”

  在抚顺监狱,被关押者成为狱方敛财的奴隶,哪有任何亲善可言?

  曾任伪满洲国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司法矫正总局局长等职的中井久二,在亲笔自供中承认,1942年春天到1943年5月末,抚顺监狱每天派出500-800名已判决的“犯人”到抚顺炭矿服劳役,1943年6月以后,抚顺监狱参加劳役的“犯人”增加至1000人。这些“犯人”被强制每天从事10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给满铁抚顺炭矿增加收入,自己却在经受着深重的磨难。

  中井久二还供述:“在我担任司法部参事官和司法矫正总局长期间,监狱收容者当中的‘因病死亡者’有一半以上是未经审判就死亡了,还有些人是刚刚审判不久就死亡了。这一事实,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后,特别是在对美国、英国宣战以后,对殖民地‘伪满洲国’实行了苛刻的粮食统制及掠夺政策。这造成了中国东北人民因饥饿而体质低下或因饥饿而出现犯罪现象。另外,由于警察常常是非法长期拘留犯罪者,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拷打和逼供,以至于由警察送到监狱里来的人往往都是奄奋一息,来到之后很快就死去。”

  抚顺监狱副署长川村忍供述:“在这所监狱里押着900名犯人,可有100人是病人。在能够做工干活的人当中,有400人在缝纫工厂劳动,有150人在铁工厂干活,剩下的250人出去到外边干活。这些犯人被强制一天干14到15小时的活,一个月只让他们休息两天,然而作为奖赏给他们的报酬只是应付报酬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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