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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庆自传》之二:我的幼年

2023-08-13 11:45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944
当时我在本村当儿童团长,这期间我曾被区政府抽调参加土改工作队,长达半年。我们村的儿童团有40多青少年,有的还发了枪支,多数用的是扎枪。参加土改,斗恶霸。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老河土区政府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我也去参加。会上决定各村武装队长随区武工队北撤内蒙边境,其他干部留原地坚持斗争。我因年小被留在村里。
  我在弟兄姊妹7人中(当时大姐已出嫁,不计在内),我从小就被家人看中,父亲说:“这小子日后定有出息”,于是精心培养。在离家前的日子里,两位长兄提早下田劳作,集中供我1人读书。就是节假日和星期天也不必由我去耕田,推碾子压面。当时父亲规定别人不得留长头发(分头),唯我例外,可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据说这才像先生的样子。其实当时的街坊和家人已经把我称作“先生”了。我也经常以此而沾沾自喜。

  喜极生悲。5岁那年,一日随同邻居孩童在自家院中戏耍。院中摆放几口大缸,里面装有水,水里拌着猪食糠。在捉迷藏时躲躲闪闪,我一不慎竟然掉入那猪食缸中。头在糠水里,两支脚露在外面。口被糠水堵住,喊不出,挣不脱。其他孩童们慌忙去找大人,可是大人们正在田间劳作。正在危机时,有街坊刘姓表哥拾粪从门前经过。他急忙把我从缸中捞出。那时的我,只见满脸铁青,呼吸断绝。也是我寿不到期,过一时我忽然长出一口长气,又慢慢醒来。这是我得到的第二次生命。

  我7岁那年,在阜新市新邱矿大岗岗小学开始读书。这是一所由日本人开办的学校,老师是日本人。由于班数不多,学生较少,采取复试教学。同一间教室内,前半区坐着是一年级学生,后半区是三年级学生。在一年级学生中,我的格头最高,因此我的后排就是三年级学生。开学第一堂课,日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文“卜”字,问谁认得,这犹如入学考试。

  这时我的后排高年级学生偷偷地撮我的后背,告诉我说:“念“套”,当“和”讲。于是我就举起手来做了回答。日本老师听了非常高兴。当堂对大家说:“他的,级长的当”。从此我就当上了一级之长。每天作操时我喊:“米给米给,马耶斯贝……”,上课时我喊:“刻勒斯,恰巴斯刻……”。说也巧,在后来的学生生活中,以至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都当上了大小不同的干部。每天全体学生都要到操场上参拜“天照大神”,背诵《建国宣言》。

  大岗岗学校紧靠一座大庙。这庙事十分兴旺,每日里香烟缭绕,尤其是到了“庙会”的日子,牛头鬼面跳起没完,那长长的叫不出名称的管乐,奏出别一般的音响。那四村八舍的乡民,还有那闲班的矿工,扶老携幼齐聚在庙前广场上。卖麻花的,卖烧饼的、卖果子的,耍戏法的,热闹非凡。我们这些学生往往背着老师,放下书本也去看热闹。一旦被老师发现,就只好对着太阳站立在操场上,一站就是两个钟头,满脸是水洙。

  日本学校即学日语又学汉文,还有自然、体育等课程。所有内容现在已经全然没有记忆了。只记得每学期学生们都要集中到中心校去考日语。按规定的标准,按期公布日语等级。我考试最好时成绩达到日语三级。在学生的活动中,有一项是必须参加的,那就是“勤劳俸士”。进行活动时,学校发给衣帽服装。帽子上印有“勤劳俸士”字样。定期列队到指定场所从事劳动。我在日本学校念了3年书,初懂了日文和日语。34年后的1978年,我晋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时考日语,没经复习,一踏进考场,就考了个62分,得到“外语合格证书”。

  日本人给了我一个级长当,但他们也曾把我抓进了警察署,并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有一天,从大岗岗小学放学回家,走在途中有些累,我坐在矿山铁道上休息。顺手就往铁轨上摆石子玩。摆了一行又一行,然后起身就走。走出不远,就有3个日本警察追赶上来,他们把我抓到新邱警察署。7岁儿童,那经得起两面开光的大嘴巴,只见鲜血从嘴角纷纷流出,我几乎昏倒在地。他们说我“破坏矿山”。究竟如何处置,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谁也说不清。还是我的舅舅救了我。他在新邱的街市上开了一个杂货店。那年头开买卖,身后都有警察作支撑。于是由舅舅出面,拿着几包烟,请那个警察把我取了出来。我逃过了一场大难。

  然而灾难并没有离开我的家,一场瘟疫又降临了。这瘟疫名叫“霍痢拉”,我家所住的新邱东部矿工住宅,每天都有一些人家用炕席往野外送人。日本警备队和警察队,对这里的住宅进行封锁,不得出入。有的还没等咽完最后一口气,就被强行拖走。我家的人也被传染上这种病,其中我的最小的妹妹玉兰最重。母亲孩子多,自己也有病,于是家人就有意把病中的玉兰妹妹送给他人。可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决不撒手。也是上帝有眼,全家人在死亡堆中逃生出来。

  祖国光复,矿山停产,学校停课。哥哥没了工作,我没了学校。全家人没了生活来源。于是妈妈开始烙韭菜盒子,父亲上街去买。我到新邱露天煤矿坑下去偷煤。小小年纪背上一篓煤炭,趴上层层盘道,来到集市上去换几斤大葱。就这样维持着生活。

  苦难中想起了老家,那里有房产,有土地,有家族,容易活下去。于是我家离开新邱煤矿,我告别了大岗岗,告别了日本人,也远离了那个警察署,随着家人返回故乡。那是1945年9月的事。

  当时社会正乱,故乡土匪不断。规模最大的一股是孙柏英土匪马队。忽一天,消息传来,土匪马队就要进村。当时我所住的村,已经成立了农民会。但是没有武装民兵。农民会号召村民携带扎枪、刀棍出村迎敌。我也拿着木棍跟随村民来到南山。大家爬在山岗上,摆出用枪射击的姿势。只见土匪马队从南村急驰而来,相距不到二里。

  这时村民们纷纷逃回自己的家。土匪进得村庄以后,直奔迟姓地主大院而去,把个大院团团围住。迟姓地主,掌门人名叫迟振廷,外号迟老品。在本村是头号财主,家有土地几百亩,雇长工几十人。院墙四周修有炮楼,专职炮手10多人。土匪与炮手双方开了火,枪声急促。约激战两小时,土匪没有攻破地主堡垒,自动撤去。事后从本村佟姓专治“红伤”郎方那里得知,土匪受伤1人。人们议论说,这是一帮“杀富济贫”的队伍。其实“杀富”是真的,“济贫”倒没看见。

  迟老品“抗敌”胜利后,腰板更加硬朗起来。后来在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双方“拉锯”时期,每逢八路军撤走之后,他都要在大街上公开喊叫说:“国军就要回来,那些分了我家财产的人,都要按数给我退了回来,一点都不能少。”狂妄的结果是自己倒霉。后来农民会开了斗争会,把他游了街,他家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

  当时家乡没有官学。父亲就把我送进由我族兄开办的私塾馆。每月给老师100捆秫秸,1斗米。自带饭桌当书桌。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锦繍文章》(文选)和大小楷。这3年的苦读,我伴随着戒尺(板子)声,学识见长。开始懂得“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己所不欲,勿斯于人”“庸乎平,道乎存”的道理。这对我后来的人生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今那篇刘禹熙的《漏室铭》,我背诵如流。我的毛笔字基础也是那时打下的。

  后来有了官学。1948年我到距家10里的泡子镇去读书。由于当时的教育还没有走上正轨,老师们凭着自己的经验自选教材去教。我每天寄住在离学校五里的杜家店姨娘家。读了不到一年,我的家乡有了官学,于是我又转学到距家8里的老河土中心小学去读书。这里的教育开始正规起来,教师的水平也较高。家还是困难,读书是住宿的,我只有1个被,没有褥子,晚间睡眠,这被即用来盖,又用来铺,当时不懂得什么是苦。1948年冬,我在老河土中心小学参加了共青团。当时的团组织还没公开,入团仪式是在一个农家深夜里进行的。

  “辽西战役”在我的家乡打响了。1948年10月中旬,廖耀湘所率领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五十师,在师长杨温尚的率领下,攻下彰武之后,西进到我的家乡岗石营子村。他们是路过,准备攻打新立屯,然后奔义县,解救被围困的锦州范汉杰。

  当时我在本村当儿童团长,这期间我曾被区政府抽调参加土改工作队,长达半年。我们村的儿童团有40多青少年,有的还发了枪支,多数用的是扎枪。参加土改,斗恶霸。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老河土区政府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我也去参加。会上决定各村武装队长随区武工队北撤内蒙边境,其他干部留原地坚持斗争。我因年小被留在村里。

  国党进村后,到处搜查干部。我的亲大舅住桃环不力格村,距岗石村5里。时任村财粮助理。国民党把他抓住后,就把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条条地压在他身上,一直断气完了。临村岳家洼子有4位村干部被枪毙。当时空气恐怖得很。我家住的是一个营长,屋内外铺满柴草,大家去住。院子里架起大锅,做的是高粮米饭,大锅炖白菜、辣椒。

  我当时躲藏在我家后院的秫楷垛中,7天7夜没敢走出。妈妈每日里偷偷地给我送饭。国民党兵走后,我从秫秸垛中走出,已是周身发软,四肢无力,幸免一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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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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