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自传》之五：步入政坛
2023-09-03 11:48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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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反”审查对象中，大多数人是解放初，从关内各地被招聘或自动流入东北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当了干部，更多的是当教师。经我审查的人员中，有的曾参加过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有的参加过“军统”“中统”的外围组织比如“二〇七师特工队”、铁路邮政中的“稽查队”“CC派”等。
1956年，全国开展“肃反”。我从阜新县一中调到阜新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这是一个集公安、检察、审判于一体的权威机构。它对全县所有被列入审查的对象，进行统一的调查和处理。在这里集聚着全县各条战线上的政治精英。此间我被分配到江南调查组，负责长江流域及西北案件调查。县委分别在南京和汉口两地设指挥部，外调人员就地就近请示汇报。我在长江流域和大西北先后穿梭两年。
在“肃反”审查对象中，大多数人是解放初，从关内各地被招聘或自动流入东北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当了干部，更多的是当教师。经我审查的人员中，有的曾参加过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有的参加过“军统”“中统”的外围组织比如“二〇七师特工队”、铁路邮政中的“稽查队”“CC派”等。
一位张姓教师曾参与了河南“确山事件”，刘某曾任山东高密“牒报队长”，吴某曾在河南信阳充任“稽察处长”。当时的“肃反”政策中的定性，是职务加罪行，职务必须是国民党连长、警尉、区队长、保长以上人员，而且须有罪行，两者兼具将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或者定为“内控”。经我审查的10多人中具备以上条件者仅有1人。这个人姓张，原任阜新县一中教师。他是1951年从江苏招聘而来。曾参加“庐山训练团”。他仅仅是一般成员，又无罪恶活动，按当时的政策，只能列为“内控”，而他竟然在审查中在侧所上吊自杀了。
在被审的人员中，有些虽然在当时没有公开被带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但被列入了“内控”。他们在随后开展的“反右”中，由于“历史+现形”，使他们又陷入了新的泥坛。
在那时，我显然以高贵者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可是没过多久，我也被列入被审查名单。一次我到山东省广饶县外调，在旅馆中听人讲，刘少奇的第一个妻子被敌人杀害，后来又与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结了婚。我带着这个“新闻”回到阜新。有一天我到原工作单位阜新一中，在与朋友们交谈中就把这个“新闻”说了出去。大家一笑了事，谁也没往心里去。岂知当时在座的有一位名叫刘述文的，他当时是这个中学的教导主任。“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
在他的交待材料中就把我的“广饶说”一并检举出去。这材料很快传到阜新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于是我开始接受审查。“污辱领袖”罪莫大焉！我越想越怕，看到许多人在那里挨批挨斗，然后送到穷乡僻壤劳动，一生永无出头之日。我带着惊恐与疑虑，到一中去找我的朋友与入党介绍人孙潤，他当时是阜新县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讲这种“新闻”时他也在场。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也为我着急。
他顺手在《党的历史文献选编》中查到李维汉写的一篇《回忆录》，那文章中写了刘少奇与王光美在延安结婚的场景。我如获至宝，把这材料立即送到”五人小组“领导那里。这之后，我的事就“凉处理了”。一页毛头纸救了我，使我逃过了这道“鬼门关”。
1958年“肃反”大体完结，“大跃进”又进入高潮。阜新县委为充实与加强工业战线，从“五人小组”办公室中抽调一批人到煤矿工作。我被调到阜新安全煤矿，任该矿秘书科长兼矿团委书记。这个矿是新开煤矿，机械化水平较低。当时是“两天一大干，三天一卫星”，产量指标很高，我经常与工人们一起下井，到一线采煤。我又是这个矿的“秀才”，矿上几乎所有的文件起草、活动策划及宾客接待多由我去办，应酬不暇。这时我的酒量与烟量，日益见涨。
在安全煤矿时期，发生一起我个人生命危险事件。当时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我响应号召，带着气枪到野地去捕麻雀。这是深秋季节，大地庄稼已收割完毕。农田里一些刚打完的或没打完的深井，井口用秫秸盖上。我发现一只麻雀飞落在一堆秫秸上，我急忙跑过去，远远跳起，双脚落在秫秸上，企图把麻雀踩住。忽然全身滑落下去，掉进深井。我醒后发现，这是一口尚未完工的井，井筒四周没有镶砌石头，四周光光的，。喜的是井底没水，是一口干净。
于是害怕起来，两丈多深的井怎能上去。只好等着饥饿而死。正在我十分危机的时候，一位贵人救了我的命。我跳井的时候，被一位路边的农民发现了，他急忙跑回家去，召来两个人，拿着绳子赶来。把绳子一头扔到井下，我自己把腰捆住，他嫩硬是把我吊了上来。当时我向大家深深的鞠了躬，感谢他们救命之恩，并记下他们的姓名，事后，我买了谢物，分裂到他们的家中，表示谢意。这是我“掉猪食缸”事件发生后，又遇的一次生命险。
在“肃反”审查对象中，大多数人是解放初，从关内各地被招聘或自动流入东北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当了干部，更多的是当教师。经我审查的人员中，有的曾参加过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有的参加过“军统”“中统”的外围组织比如“二〇七师特工队”、铁路邮政中的“稽查队”“CC派”等。
一位张姓教师曾参与了河南“确山事件”，刘某曾任山东高密“牒报队长”，吴某曾在河南信阳充任“稽察处长”。当时的“肃反”政策中的定性，是职务加罪行，职务必须是国民党连长、警尉、区队长、保长以上人员，而且须有罪行，两者兼具将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或者定为“内控”。经我审查的10多人中具备以上条件者仅有1人。这个人姓张，原任阜新县一中教师。他是1951年从江苏招聘而来。曾参加“庐山训练团”。他仅仅是一般成员，又无罪恶活动，按当时的政策，只能列为“内控”，而他竟然在审查中在侧所上吊自杀了。
在被审的人员中，有些虽然在当时没有公开被带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但被列入了“内控”。他们在随后开展的“反右”中，由于“历史+现形”，使他们又陷入了新的泥坛。
在那时，我显然以高贵者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可是没过多久，我也被列入被审查名单。一次我到山东省广饶县外调，在旅馆中听人讲，刘少奇的第一个妻子被敌人杀害，后来又与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结了婚。我带着这个“新闻”回到阜新。有一天我到原工作单位阜新一中，在与朋友们交谈中就把这个“新闻”说了出去。大家一笑了事，谁也没往心里去。岂知当时在座的有一位名叫刘述文的，他当时是这个中学的教导主任。“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
在他的交待材料中就把我的“广饶说”一并检举出去。这材料很快传到阜新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于是我开始接受审查。“污辱领袖”罪莫大焉！我越想越怕，看到许多人在那里挨批挨斗，然后送到穷乡僻壤劳动，一生永无出头之日。我带着惊恐与疑虑，到一中去找我的朋友与入党介绍人孙潤，他当时是阜新县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讲这种“新闻”时他也在场。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也为我着急。
他顺手在《党的历史文献选编》中查到李维汉写的一篇《回忆录》，那文章中写了刘少奇与王光美在延安结婚的场景。我如获至宝，把这材料立即送到”五人小组“领导那里。这之后，我的事就“凉处理了”。一页毛头纸救了我，使我逃过了这道“鬼门关”。
1958年“肃反”大体完结，“大跃进”又进入高潮。阜新县委为充实与加强工业战线，从“五人小组”办公室中抽调一批人到煤矿工作。我被调到阜新安全煤矿，任该矿秘书科长兼矿团委书记。这个矿是新开煤矿，机械化水平较低。当时是“两天一大干，三天一卫星”，产量指标很高，我经常与工人们一起下井，到一线采煤。我又是这个矿的“秀才”，矿上几乎所有的文件起草、活动策划及宾客接待多由我去办，应酬不暇。这时我的酒量与烟量，日益见涨。
在安全煤矿时期，发生一起我个人生命危险事件。当时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我响应号召，带着气枪到野地去捕麻雀。这是深秋季节，大地庄稼已收割完毕。农田里一些刚打完的或没打完的深井，井口用秫秸盖上。我发现一只麻雀飞落在一堆秫秸上，我急忙跑过去，远远跳起，双脚落在秫秸上，企图把麻雀踩住。忽然全身滑落下去，掉进深井。我醒后发现，这是一口尚未完工的井，井筒四周没有镶砌石头，四周光光的，。喜的是井底没水，是一口干净。
于是害怕起来，两丈多深的井怎能上去。只好等着饥饿而死。正在我十分危机的时候，一位贵人救了我的命。我跳井的时候，被一位路边的农民发现了，他急忙跑回家去，召来两个人，拿着绳子赶来。把绳子一头扔到井下，我自己把腰捆住，他嫩硬是把我吊了上来。当时我向大家深深的鞠了躬，感谢他们救命之恩，并记下他们的姓名，事后，我买了谢物，分裂到他们的家中，表示谢意。这是我“掉猪食缸”事件发生后，又遇的一次生命险。
正当这时，祸又从天降。县里开始整风，“反右顷”。县委副书记高翔被打成“右倾分子”，安全煤矿矿长熊万湘受牵连。我又是熊万湘的“红人”，得意干将，大字报遮天盖地，轰起没完，调子越升越高。这当中还出现一个插曲，火上加油。矿党委书记王子文，是从部队转业的团职干部，独身住在矿山他的办公室。有一天，值班人员发现电话班的女电话员夜间与这位书记同睡在一室。这件灰色新闻很快传遍矿山。于是又来追究我的责任。有人说我是秘书科长，主管电话班，甚至还有的说我为了讨好书记，这是有意安排。事情闹到县委，上面来人调查，终于还我一个清白。但我心灰意冷，我决心要离开这个矿山。（待续）
该文章所属专题：赵广庆专栏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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