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自传》之七：“文革”岁月
2023-09-17 11:50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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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全市开展“四清”。我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进驻抚顺五中。因为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久撤出。1966年初，我被借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参加“毒草”批判。这时全国已经陆续开始对一些戏曲、电影进行批判。给我的任务是批判电影《阿诗玛》。
1964年，全市开展“四清”。我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进驻抚顺五中。因为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久撤出。1966年初，我被借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参加“毒草”批判。这时全国已经陆续开始对一些戏曲、电影进行批判。给我的任务是批判电影《阿诗玛》。此间我整天看电影片，查资料。并且写出了初稿。稿件没等出笼，社会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这些人被说成是一堆“黑笔杆子”，其时省委宣传部也开始风雨飘摇。于是我们各自回本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组建“红卫兵”。它虽然是群众组织，但要求很严。我家是下中农，成分较高，被拒之门外。但是随队到外地“串连”是可以的。我就借机到了北京，在人山人海中，我远远地看见了毛主席。从北京返回抚顺，我所在的市教育局机关已经大乱。“造反派”开始夺权。我看到所谓“夺权”，就是枪夺公章，连各科室的公章都没收了。我想中央提出是夺“走资派”的权，现在说不清谁是“走资派”，夺谁的权？于是我持反对态度。那时的批斗会是每天都在进行着。
一次开始批斗沈某，打的死去活来。她是个女同志，据说她曾在日本人家当过褓姆，于是就叫她交代日本“间谍罪行”。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喊口号不举手，一言不发。心中为这女人不平，不免流露出不满言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徐某被“造反派”开除党籍，我持不同态度，我贴出了“徐××何许人也”的大字报，表面上是批判，实则为他鸣不平。
局党委书记郭绍芬当然在所难逃。这个人在我心中，是个难得的好干部，是他把我从三中调到教育局，从公从私，我对他的处境寄予同情。于是我私下串联十几个人，写出了“挽救郭绍芬”的大字报。这样一来，终于招来祸端，人家给我带上了“保皇派”帽子。
一日，在教育局会议室里，聚拢着说不清的人群，其中还有些局外的陌生人。犹如当年批斗地主一般，叫我承认路线错误。会场内口号高呼，人群骚动，一片混乱。当时我的妻子带着儿子从阜新老家来探亲，临时住在实验中学的教室里。一个夜间，忽然有一群人闯进屋来，叫我和家人在24小时内离开。他们说：“这里不是保皇派藏身之地。”他们临走时还在走廊的墙壁贴上“保皇派24小时离开”的驱逐令。这支“驱保”队伍的领头人，恰恰是我在师范学院读书时的一位吴姓老师。在这急风暴雨式的催赶下，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含泪离开抚顺返回老家。
1969年，市教育局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时，我被抽调到二大队队部工作，队部设在抚顺县李家，我搞宣传，又负责赶马车，生活也很愉快。那一匹马和两个骡子与我结成了极为深厚的情感，叫我喂养得滚瓜溜圆，每逢赶车走到村中，农民们个个羡慕不已。这牲畜一旦生病不吃草，我也吃不下饭，急得火上房。
大概还是我手中的那支笔和那颗不锈的神经在起作用。这年的6月，市里来了通知，调我到市革委会宣传组工作。于是我离开了我那难舍的三个“伙伴”，离开李家的二大队。
当时的市革委会机关是军代表的天下，那里的人几乎全部穿着黄“马褂”。我所去的宣传组，除军人之外，仅有8名地方干部。我被安排在“毛泽东思想学习办公室”工作。这里集聚着当时抚顺市顶尖的笔杆子，其中有鞠海根（后任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张传连（后任市委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王超（后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市体委主任）等人。我们的任务是总结推广全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和典型。我先后总结了红透山铜矿、西露天煤矿等单位经验，。这些经验都以市委文件下发全市各单位、部门。并召开全市大会作了交流。
1970年我随同宣传组组长骆志超（六十四军团副政委、军代表）到新宾县色家大队蹲点。这里是市宣传组包点单位，全市宣传系统的干部们每人轮流“坐桩”一年。色家大队朝鲜族居民较多，我和骆志超住在一户朝鲜人家的大炕上。房东老两口，1个儿子，1头黄牛。进村初，吃派饭，见到饭桌上摆着一碗凉水，开始不懂规矩，拿起水就喝，后来才知道这水是用来漱口的，很难以为情。朝鲜族老爷子吃饭另有一张小方桌，从来不同家人同桌用餐，这是朝鲜族人的敬老规矩。
色家很穷，田里栽水稻，但产量不多，除上交“公粮”外刚够糊口，各家日子都很穷。住的是草房，瓦房也有，但很少。这种草房冬暖夏凉，住起来也舒服。群众文化水平很低，但心地善良。生产队长姓张，是个悠闲人，群众很不满。许多任务上级分配下来，只得工作组去落实。我曾带领社员们上山挖沟，排水，我亲自给大家发工票，记工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夜，天下大雨，水流湍急，我顶着瓢泼大雨到农田查看，组织社员排水，保住了大片水田。事后大家都来感谢我，骆志超在工作组会上，当众对我进行表扬。
不久骆志超返回市里，把工作组的全部责任委托给我。工作组共有8人，来自全市宣传、新闻、文化系统。到了年末，我们的工作组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
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市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后来宣传组更名为宣传部，我先为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又改任宣传处副处长、处长。
这里要谈谈骆志超，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坦克团副政委，该团驻抚顺县海浪村，因“支左”来到抚顺。他头脑清晰，为人耿直。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张某，原为64军190师政治部主任，“支左”时任市政工组组长，是骆志超的顶头上司。当时军队“支左”干部都住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骆志超发现张某与女打字员马某有苟且之事，便秘密派人进行监视。一天夜里，发现马某偷偷闪进张某房间，监视人报告给骆志超。骆志超当即指派几名“支左”干部，破门而入，在床底下把马某拽了出来。事后张某被调回部队，马某退回原单位。人们都说骆志超能大义灭“亲”。
1972年，抚顺东部山区连绵大雨，猛水暴涨，抚顺县救兵乡虎台水库大坝被冲垮，下游700多人被洪水卷走，其中有一些是居住在坝下的“五、七”战士，还有一些是市内来献工的学校学生，情况十分危机。骆志超立即赶往现场，就地指挥抢险。亲自在洪水中和泥坑中指挥打捞尸体，七天七夜奋战在现场。不慎脚被刺破，接着就是发烧。送到抚顺矿务局医院，取来冻冰，放在床下，依然高烧不止。当时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发下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于是从各地调来名医会珍，这病被定名为“出血热”。空军调飞机，从黑龙江医大实验室取来没有临床的药物，还是高烧不止。不久，他就魂归西天。死后他的骨灰安葬在沈阳“回龙岗”。
骆志超的夫人杨秀梅是位医生，骆志超死后，经部队周旋，调北京朝阳医院，家住东城区。我去北京出差，专门去看过她几次，她活得还好。后来有一次，我在北京天安门前由西东行，只见她与一位年龄相仿的男人并肩，由东西行。我故意躲开，我以为她又成家了，此后我到北京就没去过东城她的家，以免打扰她。
1972年5月10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率代表团访问抚顺。按市委指示我作为抚顺文化代表，负责接待柬埔寨文化参赞。陪同他参观赴宴，并与他交流。按市委指示，我从文艺团体中抽出20名男女，配成假夫妻，领着别人的孩子悠闲的在参观路线上漫步，用以展示抚顺人民的生活情景。（待续）
“文化大革命”开始组建“红卫兵”。它虽然是群众组织，但要求很严。我家是下中农，成分较高，被拒之门外。但是随队到外地“串连”是可以的。我就借机到了北京，在人山人海中，我远远地看见了毛主席。从北京返回抚顺，我所在的市教育局机关已经大乱。“造反派”开始夺权。我看到所谓“夺权”，就是枪夺公章，连各科室的公章都没收了。我想中央提出是夺“走资派”的权，现在说不清谁是“走资派”，夺谁的权？于是我持反对态度。那时的批斗会是每天都在进行着。
一次开始批斗沈某，打的死去活来。她是个女同志，据说她曾在日本人家当过褓姆，于是就叫她交代日本“间谍罪行”。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喊口号不举手，一言不发。心中为这女人不平，不免流露出不满言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徐某被“造反派”开除党籍，我持不同态度，我贴出了“徐××何许人也”的大字报，表面上是批判，实则为他鸣不平。
局党委书记郭绍芬当然在所难逃。这个人在我心中，是个难得的好干部，是他把我从三中调到教育局，从公从私，我对他的处境寄予同情。于是我私下串联十几个人，写出了“挽救郭绍芬”的大字报。这样一来，终于招来祸端，人家给我带上了“保皇派”帽子。
一日，在教育局会议室里，聚拢着说不清的人群，其中还有些局外的陌生人。犹如当年批斗地主一般，叫我承认路线错误。会场内口号高呼，人群骚动，一片混乱。当时我的妻子带着儿子从阜新老家来探亲，临时住在实验中学的教室里。一个夜间，忽然有一群人闯进屋来，叫我和家人在24小时内离开。他们说：“这里不是保皇派藏身之地。”他们临走时还在走廊的墙壁贴上“保皇派24小时离开”的驱逐令。这支“驱保”队伍的领头人，恰恰是我在师范学院读书时的一位吴姓老师。在这急风暴雨式的催赶下，我的妻子带着孩子含泪离开抚顺返回老家。
1969年，市教育局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这时，我被抽调到二大队队部工作，队部设在抚顺县李家，我搞宣传，又负责赶马车，生活也很愉快。那一匹马和两个骡子与我结成了极为深厚的情感，叫我喂养得滚瓜溜圆，每逢赶车走到村中，农民们个个羡慕不已。这牲畜一旦生病不吃草，我也吃不下饭，急得火上房。
大概还是我手中的那支笔和那颗不锈的神经在起作用。这年的6月，市里来了通知，调我到市革委会宣传组工作。于是我离开了我那难舍的三个“伙伴”，离开李家的二大队。
当时的市革委会机关是军代表的天下，那里的人几乎全部穿着黄“马褂”。我所去的宣传组，除军人之外，仅有8名地方干部。我被安排在“毛泽东思想学习办公室”工作。这里集聚着当时抚顺市顶尖的笔杆子，其中有鞠海根（后任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张传连（后任市委秘书长、市人大副主任）、王超（后任市教育局副局长、市体委主任）等人。我们的任务是总结推广全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和典型。我先后总结了红透山铜矿、西露天煤矿等单位经验，。这些经验都以市委文件下发全市各单位、部门。并召开全市大会作了交流。
1970年我随同宣传组组长骆志超（六十四军团副政委、军代表）到新宾县色家大队蹲点。这里是市宣传组包点单位，全市宣传系统的干部们每人轮流“坐桩”一年。色家大队朝鲜族居民较多，我和骆志超住在一户朝鲜人家的大炕上。房东老两口，1个儿子，1头黄牛。进村初，吃派饭，见到饭桌上摆着一碗凉水，开始不懂规矩，拿起水就喝，后来才知道这水是用来漱口的，很难以为情。朝鲜族老爷子吃饭另有一张小方桌，从来不同家人同桌用餐，这是朝鲜族人的敬老规矩。
色家很穷，田里栽水稻，但产量不多，除上交“公粮”外刚够糊口，各家日子都很穷。住的是草房，瓦房也有，但很少。这种草房冬暖夏凉，住起来也舒服。群众文化水平很低，但心地善良。生产队长姓张，是个悠闲人，群众很不满。许多任务上级分配下来，只得工作组去落实。我曾带领社员们上山挖沟，排水，我亲自给大家发工票，记工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夜，天下大雨，水流湍急，我顶着瓢泼大雨到农田查看，组织社员排水，保住了大片水田。事后大家都来感谢我，骆志超在工作组会上，当众对我进行表扬。
不久骆志超返回市里，把工作组的全部责任委托给我。工作组共有8人，来自全市宣传、新闻、文化系统。到了年末，我们的工作组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
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市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后来宣传组更名为宣传部，我先为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又改任宣传处副处长、处长。
这里要谈谈骆志超，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4军坦克团副政委，该团驻抚顺县海浪村，因“支左”来到抚顺。他头脑清晰，为人耿直。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张某，原为64军190师政治部主任，“支左”时任市政工组组长，是骆志超的顶头上司。当时军队“支左”干部都住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骆志超发现张某与女打字员马某有苟且之事，便秘密派人进行监视。一天夜里，发现马某偷偷闪进张某房间，监视人报告给骆志超。骆志超当即指派几名“支左”干部，破门而入，在床底下把马某拽了出来。事后张某被调回部队，马某退回原单位。人们都说骆志超能大义灭“亲”。
1972年，抚顺东部山区连绵大雨，猛水暴涨，抚顺县救兵乡虎台水库大坝被冲垮，下游700多人被洪水卷走，其中有一些是居住在坝下的“五、七”战士，还有一些是市内来献工的学校学生，情况十分危机。骆志超立即赶往现场，就地指挥抢险。亲自在洪水中和泥坑中指挥打捞尸体，七天七夜奋战在现场。不慎脚被刺破，接着就是发烧。送到抚顺矿务局医院，取来冻冰，放在床下，依然高烧不止。当时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发下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于是从各地调来名医会珍，这病被定名为“出血热”。空军调飞机，从黑龙江医大实验室取来没有临床的药物，还是高烧不止。不久，他就魂归西天。死后他的骨灰安葬在沈阳“回龙岗”。
骆志超的夫人杨秀梅是位医生，骆志超死后，经部队周旋，调北京朝阳医院，家住东城区。我去北京出差，专门去看过她几次，她活得还好。后来有一次，我在北京天安门前由西东行，只见她与一位年龄相仿的男人并肩，由东西行。我故意躲开，我以为她又成家了，此后我到北京就没去过东城她的家，以免打扰她。
1972年5月10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率代表团访问抚顺。按市委指示我作为抚顺文化代表，负责接待柬埔寨文化参赞。陪同他参观赴宴，并与他交流。按市委指示，我从文艺团体中抽出20名男女，配成假夫妻，领着别人的孩子悠闲的在参观路线上漫步，用以展示抚顺人民的生活情景。（待续）
该文章所属专题：赵广庆专栏
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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