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庆自传》之九：学术研究
2023-10-01 11:53 抚顺七千年 赵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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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5年我在文化局任职期间，我就安排康顺起等人搞清前史调查。我以为新宾是满族和后金王朝的发祥地，抚顺人率先搞清这段历史，不仅是责任，而且具备优越条件。现在知情人越来越少，需要进行“抢救”。于是我分配他们逐地进行巡访。
我的历史研究是从研究高句丽开始的。我从文化局调出后，参与了全市地名普查。我几乎走遍了抚顺的山山水水，访遍了晚清的遗老遗少，考察了各种古迹遗存。每到一地就听老年人们说，我们脚下这片地是高丽的，他们还说，你看这里有许多高丽村、高丽坟、高丽河，这就是证明。于是我就想到弄清高丽问题不仅是历史学术问题，更是祖国领土问题。此后我就瞄准了第一个目标—高句丽研究。此后我又开始了后金史研究。
早在1975年我在文化局任职期间，我就安排康顺起等人搞清前史调查。我以为新宾是满族和后金王朝的发祥地，抚顺人率先搞清这段历史，不仅是责任，而且具备优越条件。现在知情人越来越少，需要进行“抢救”。于是我分配他们逐地进行巡访。我在百忙中也抽出精力参与此事。这是我从事清前史研究的开始。康顺起等人按照我的安排，深入到新宾，寻找满族八旗遗老遗老，看家谱，查遗迹，搞座谈搜集到许多第一手材料，编成《清前史资料》两卷。我写了序言，印刷成册。这是我从事清前史研究的开始。
在此后的多年来，虽然也承担着各种行政事务工作，但我对地方史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过。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辽东史尤其是抚顺史方面。其中包括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民族、宗教、信仰、民俗以及人物等。我的学术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率先勾画出抚顺地区古代历的框架。解放前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书，尽管通体是零散的，诸多史料和史观是不确的，当它给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1937年有日本人渡边三三写出《抚顺史话》。这是一部鼓吹“满蒙独立论”的产物，它虽然也罗列了一些地方史料，但史据不足，史观荒诞。1958年抚顺市委宣传部为纪念抚顺解放十周年，撰写出版了《煤都抚顺》。由于当时考古资料短缺，历史文献不足，并没有准确地勾画出抚顺历史的全貌。
1984年，我在总结前人写抚顺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抚顺史略》。这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考古资料和各种历史文献以及地名普查成果，粗线条地勾画出抚顺七千年的人类生存史。这书从“史前抚顺鸟瞰”写起，探讨了“辽东郡”“玄菟郡”“高句丽”“新城州”直到清代抚顺。还附有“抚顺古迹考”“抚顺古代文牍选”。尽管在当时古文献缺乏，考古发掘发掘还没起步，在今日看来，这书有些史实不准，当它终究成为解放后抚顺第一部较完整的地方通史，它具有某些开拓性。这书发至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各大高等院校，影响很大。
1988年我又撰写并出版了《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书是抚顺市建市以来，第一部较完整的城市史。它集中研究了抚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从地区经济研究入手，对城市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公用事业、公用设施、公共交通、公共事业、建筑事业、建材工业、科研教育、园林绿化、风景名胜以及环境、防灾、管理、县镇建设，都做出了较详尽的介绍。这书在国内外影响较大。被国家出版总署选定为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书目。发行于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1989年我和曹德全又出版了《抚顺史研究》（辽沈出版社出版）。这书对抚顺一些历史重大课题做了专题研究。
经过长达15年的专题和整体研究，1995年我和曹德全撰写出版了《抚顺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我们最终勾画出抚顺地区自有人类时起，至抚顺解放时止，长达七千年的地区自然、民族、区划、政权、政党、战争、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的发生发展与现状。这是一部大跨度、大容量，大容通并力图采用新史料，新史观的巨著。它回答了抚顺史乃至辽东史中若干疑点和难点，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好评。
1990年10月29日，江泽民到抚顺视察。我当时正在负责修改雷锋纪念馆展出内容。增加“抚顺学雷锋三十年’部分。这天江泽民到馆视察，并题写了馆名，这些活动我都在场。
1994年6月，我随东三省考察团到俄罗斯考察。出满洲里到赤塔。当时俄罗斯正在“转轨“，轻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十分困难。但人民素质很高，马路上很少有交警，秩序井然。
2002年我又与人合作出版了《抚顺百科大事典》（中华国际出版社出版）。它以历史为经，以条目为纬，分别对抚顺的自然、区划、政党、群团、城市、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外事、信息、司法、社会、民族、宗教等逐一详加介绍。它成为人们全面认识抚顺必备的工具书。
上述是我对抚顺乃至辽东文明发展史的奉献。当我在北京图书馆等各地图书馆看到我的书被翻得页损或者脱落的时候，我感到宽慰，当我看到我的学术成果被国家和社会承认的时候，我感到自豪。我的抚顺地方史以及辽东史研究成果和贡献，分别被国家人事部人才中心选进[中国专家大辞典]，被西北大学选进[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大辞典]，被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选入[中华热土·优秀领导与专家大辞典]。
我率先在国内提出对高句丽问题三原则。高句丽问题在我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被蒙上一层面纱，弄得很神秘。正由于它的古老而又神秘，因此在一些人那里就很糊涂。我到抚顺东部山区搞地名普查时，经常受到神经上的刺激。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说：“我们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原来是盖苏文（朝鲜）的地盘。”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大伙房水库视察，陪同人员介绍说“这是当年薛礼打高丽时埋锅造饭的地方。”于是就被认为有碍中朝友谊，提出改大伙房名字之议。
我又看到《朝鲜通史》里有“朝鲜的先人高句丽世居之地在辽东”的记载。又后来看到1962年大韩民国46位议员提出“收复间岛“的议案。于是我感到这是历史的责任。当时在国内，高句丽问题是回避的。在这个时期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高句丽民族的形成》《高句丽民族的政权与国家》《高句丽民族的疆域》《高句丽民族与朝鲜民族》等专题文章。在《抚顺史略》和《抚顺通史》中我利用较多的篇章阐述高句丽的族源及其与历代中原政权的关系。在这些著述与文章中我明确提出研究高句丽问题三原则：
一、高句丽民族是中华古代多民族中的一支；
二、高句丽民族政权是中华统一政权的一部分；
三、高句丽民族政权的疆域是中华统一领土的一部分。
这“三原则”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提出的。这就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得到了国内史学界的普遍赞同。吉林大学历史教授张博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薛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教授赵展、内蒙古大学历史教授李贯林等国内知名学者先后写来信件，他们有的说：“很准确，很全面”，有的说：“还原了历史的真情。”还有的说“这些观点将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东北亚突起的风云中使人想起。”
我坚持对“箕子辽东驻耕说”“劳动公园玄菟说”“高尔山琐阳说”“明代辽东边墙墙体说”“翁寿投敌说”的质疑。出于对历史的和后人的负责，我向来对有人把汉玄菟二迁址定位于抚顺劳动公园持有疑意。在我写的文章和著述中对这个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比如[汉]高显县、候城县、[辽]贵德县以及后金“六祖城”的定位都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态度。
我主张我们这代人不必急于事事作结，有些问题可以留给后代人去研究。我欣赏我的这种态度。不过我也有独树一帜的地方，最突出的两例就是箕子问题和翁寿问题。有人认为殷朝箕子东渡辽东，并在此生存立国。现今在辽东地区的发现的殷虚就是箕子得遗存。对此我提出异议，并写出专文。我的研究认为，当殷都朝歌被陷后，箕子有两个去向，一是从山东下海，直接去了朝鲜半岛，二是经辽东去了半岛。“朝鲜侯”是在半岛受封的。他在辽东驻耕，不但是没有依据而且没有理由。
不当商官岂能当商奴？还有当人们早已把翁寿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时候，我公然提出给他平反。我以为给翁寿平反实则是重申抚顺煤矿公司的主权。因为日俄的“波斯茅茨条约”确认：“凡俄国占有的矿山……允予日本经营”，如果翁寿和他的煤矿公司事前已属俄国，那么日本吞占，开采就变成合法。这史不能不明，这权不能不争。
我的笔触紧紧围着社会焦点转。2001年抚顺市委提出“创建文化名城”，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我在《抚顺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浑河文明的导向》《浑河文明是什么？》《浑河民族与浑河文明》《浑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8篇文章，引起社会关注。此间我先后收到读者来信38封，有的提出一些疑问，我分别回信做了解答。我还在市图书馆开辟了“文化名城讲座”，在《抚顺日报》社进行了“小记者讲座”。
2002年抚顺市委提出建设“绿都抚顺”之后，我又在《抚顺日报》连续发表《绿色沧桑》、〈从抚顺桦到纳鲁窝集〉、《抚顺桦—煤都—绿都》等14篇文章。（待续）
早在1975年我在文化局任职期间，我就安排康顺起等人搞清前史调查。我以为新宾是满族和后金王朝的发祥地，抚顺人率先搞清这段历史，不仅是责任，而且具备优越条件。现在知情人越来越少，需要进行“抢救”。于是我分配他们逐地进行巡访。我在百忙中也抽出精力参与此事。这是我从事清前史研究的开始。康顺起等人按照我的安排，深入到新宾，寻找满族八旗遗老遗老，看家谱，查遗迹，搞座谈搜集到许多第一手材料，编成《清前史资料》两卷。我写了序言，印刷成册。这是我从事清前史研究的开始。
在此后的多年来，虽然也承担着各种行政事务工作，但我对地方史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过。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辽东史尤其是抚顺史方面。其中包括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民族、宗教、信仰、民俗以及人物等。我的学术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率先勾画出抚顺地区古代历的框架。解放前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书，尽管通体是零散的，诸多史料和史观是不确的，当它给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1937年有日本人渡边三三写出《抚顺史话》。这是一部鼓吹“满蒙独立论”的产物，它虽然也罗列了一些地方史料，但史据不足，史观荒诞。1958年抚顺市委宣传部为纪念抚顺解放十周年，撰写出版了《煤都抚顺》。由于当时考古资料短缺，历史文献不足，并没有准确地勾画出抚顺历史的全貌。
1984年，我在总结前人写抚顺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抚顺史略》。这书充分利用了当时的考古资料和各种历史文献以及地名普查成果，粗线条地勾画出抚顺七千年的人类生存史。这书从“史前抚顺鸟瞰”写起，探讨了“辽东郡”“玄菟郡”“高句丽”“新城州”直到清代抚顺。还附有“抚顺古迹考”“抚顺古代文牍选”。尽管在当时古文献缺乏，考古发掘发掘还没起步，在今日看来，这书有些史实不准，当它终究成为解放后抚顺第一部较完整的地方通史，它具有某些开拓性。这书发至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各大高等院校，影响很大。
1988年我又撰写并出版了《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书是抚顺市建市以来，第一部较完整的城市史。它集中研究了抚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从地区经济研究入手，对城市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公用事业、公用设施、公共交通、公共事业、建筑事业、建材工业、科研教育、园林绿化、风景名胜以及环境、防灾、管理、县镇建设，都做出了较详尽的介绍。这书在国内外影响较大。被国家出版总署选定为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书目。发行于香港、台湾、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1989年我和曹德全又出版了《抚顺史研究》（辽沈出版社出版）。这书对抚顺一些历史重大课题做了专题研究。
经过长达15年的专题和整体研究，1995年我和曹德全撰写出版了《抚顺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我们最终勾画出抚顺地区自有人类时起，至抚顺解放时止，长达七千年的地区自然、民族、区划、政权、政党、战争、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的发生发展与现状。这是一部大跨度、大容量，大容通并力图采用新史料，新史观的巨著。它回答了抚顺史乃至辽东史中若干疑点和难点，受到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好评。
1990年10月29日，江泽民到抚顺视察。我当时正在负责修改雷锋纪念馆展出内容。增加“抚顺学雷锋三十年’部分。这天江泽民到馆视察，并题写了馆名，这些活动我都在场。
1994年6月，我随东三省考察团到俄罗斯考察。出满洲里到赤塔。当时俄罗斯正在“转轨“，轻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十分困难。但人民素质很高，马路上很少有交警，秩序井然。
2002年我又与人合作出版了《抚顺百科大事典》（中华国际出版社出版）。它以历史为经，以条目为纬，分别对抚顺的自然、区划、政党、群团、城市、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外事、信息、司法、社会、民族、宗教等逐一详加介绍。它成为人们全面认识抚顺必备的工具书。
上述是我对抚顺乃至辽东文明发展史的奉献。当我在北京图书馆等各地图书馆看到我的书被翻得页损或者脱落的时候，我感到宽慰，当我看到我的学术成果被国家和社会承认的时候，我感到自豪。我的抚顺地方史以及辽东史研究成果和贡献，分别被国家人事部人才中心选进[中国专家大辞典]，被西北大学选进[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大辞典]，被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选入[中华热土·优秀领导与专家大辞典]。
我率先在国内提出对高句丽问题三原则。高句丽问题在我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被蒙上一层面纱，弄得很神秘。正由于它的古老而又神秘，因此在一些人那里就很糊涂。我到抚顺东部山区搞地名普查时，经常受到神经上的刺激。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说：“我们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原来是盖苏文（朝鲜）的地盘。”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到大伙房水库视察，陪同人员介绍说“这是当年薛礼打高丽时埋锅造饭的地方。”于是就被认为有碍中朝友谊，提出改大伙房名字之议。
我又看到《朝鲜通史》里有“朝鲜的先人高句丽世居之地在辽东”的记载。又后来看到1962年大韩民国46位议员提出“收复间岛“的议案。于是我感到这是历史的责任。当时在国内，高句丽问题是回避的。在这个时期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高句丽民族的形成》《高句丽民族的政权与国家》《高句丽民族的疆域》《高句丽民族与朝鲜民族》等专题文章。在《抚顺史略》和《抚顺通史》中我利用较多的篇章阐述高句丽的族源及其与历代中原政权的关系。在这些著述与文章中我明确提出研究高句丽问题三原则：
一、高句丽民族是中华古代多民族中的一支；
二、高句丽民族政权是中华统一政权的一部分；
三、高句丽民族政权的疆域是中华统一领土的一部分。
这“三原则”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提出的。这就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得到了国内史学界的普遍赞同。吉林大学历史教授张博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教授薛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教授赵展、内蒙古大学历史教授李贯林等国内知名学者先后写来信件，他们有的说：“很准确，很全面”，有的说：“还原了历史的真情。”还有的说“这些观点将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东北亚突起的风云中使人想起。”
我坚持对“箕子辽东驻耕说”“劳动公园玄菟说”“高尔山琐阳说”“明代辽东边墙墙体说”“翁寿投敌说”的质疑。出于对历史的和后人的负责，我向来对有人把汉玄菟二迁址定位于抚顺劳动公园持有疑意。在我写的文章和著述中对这个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比如[汉]高显县、候城县、[辽]贵德县以及后金“六祖城”的定位都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态度。
我主张我们这代人不必急于事事作结，有些问题可以留给后代人去研究。我欣赏我的这种态度。不过我也有独树一帜的地方，最突出的两例就是箕子问题和翁寿问题。有人认为殷朝箕子东渡辽东，并在此生存立国。现今在辽东地区的发现的殷虚就是箕子得遗存。对此我提出异议，并写出专文。我的研究认为，当殷都朝歌被陷后，箕子有两个去向，一是从山东下海，直接去了朝鲜半岛，二是经辽东去了半岛。“朝鲜侯”是在半岛受封的。他在辽东驻耕，不但是没有依据而且没有理由。
不当商官岂能当商奴？还有当人们早已把翁寿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时候，我公然提出给他平反。我以为给翁寿平反实则是重申抚顺煤矿公司的主权。因为日俄的“波斯茅茨条约”确认：“凡俄国占有的矿山……允予日本经营”，如果翁寿和他的煤矿公司事前已属俄国，那么日本吞占，开采就变成合法。这史不能不明，这权不能不争。
我的笔触紧紧围着社会焦点转。2001年抚顺市委提出“创建文化名城”，为了实施这个战略，我在《抚顺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浑河文明的导向》《浑河文明是什么？》《浑河民族与浑河文明》《浑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8篇文章，引起社会关注。此间我先后收到读者来信38封，有的提出一些疑问，我分别回信做了解答。我还在市图书馆开辟了“文化名城讲座”，在《抚顺日报》社进行了“小记者讲座”。
2002年抚顺市委提出建设“绿都抚顺”之后，我又在《抚顺日报》连续发表《绿色沧桑》、〈从抚顺桦到纳鲁窝集〉、《抚顺桦—煤都—绿都》等14篇文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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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庆先生
赵广庆（1935-2022），辽宁省阜新县人，蒙古族。曾任抚顺市委宣传部副处长、处长，抚顺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局长，抚顺市建委编辑室主任，《抚顺年鉴》编辑部主任、抚顺市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赵广庆先生是抚顺市宣传文化系统有成就的领导人之一，常期以来，他在从事我市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工作的同时，致力于抚顺史、清前史、辽东史、东北民族史研究，是知名的地方史研究专家。他先后撰写出版《抚顺通史》《抚顺史略》《抚顺城市建设史》《抚顺史研究》《抚顺百科大事典》《赫图阿拉》等8部专著。编辑出版《当代抚顺》《抚顺年鉴》等11部资料。在抚顺地方史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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