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常荣:抚顺人民保卫矿权和土地的斗争(下)
本文摘自尉迟常荣先生《抚顺历史专辑 著名人物简介》(2023)。全书共分四部分,32万字。
第一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及其破坏后抚顺的革命斗争;第二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及其破坏后清原的革命斗争;
第三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和抗联撤离新宾后革命斗争;
第四部分:著名人物简介
阅读:卢然:为尉迟先生新书作序
1917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开辟“古城子第二露天堀”扩大开采范围,从露天“老揭盖”往西古城子修筑一条铁路,强迫铁路沿线的居民搬家,用低价收买这里的土地和房屋,有几十户有钱的人家慑于日本人的压力搬走了,其余贫苦居民叫苦连天,谁也不愿意搬走。正在这时,刘万德挺身而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谁也不搬家,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白天炭矿铺铁路,晚上他就带领群众扒,并在路基上堆石头,设置路障,进行阻止。
后来,在汉奸的帮助下,日本人采用软硬兼施等欺骗手段,逐渐地把土地都买去了,最后只剩下刘万德的土地和房屋没弄到手。刘万德有土地5亩,房屋3间,地处古城子西南边,是日本人修铁路必经之地。日本人多次动员他搬家,他横眉冷对,无论给多少钱,说什么也不搬。汉奸出来替日本人说和,刘万德哼着说:“要买我的地,得先称称地里的黄土有多重,一斤黄土一斤银子!”。日本人无计可施,凶相毕露,派一大群人在刘万德的土地上强行铺设铁路,刘万德大怒,他以搬一块大石头给一元钱为代价,雇几十名拣一天煤挣不上8角钱的小工往铁道上搬石头,垒石垛,阻止电车通过。他还特意雇两位老太太,专门为他看地,监视电车。他对这两位老太太说:“电车来了你们就躺在铁道上,不让通过,日本人不敢压你们,要是把你们压了,我跟鬼子算帐!”这两个老太太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她们不怕死,满口答应下来了。
为了和敌人作斗争,刘万德特意打了一把月牙大板斧,拿在手中,保护土地,谁胆敢在他的土地上动土,他就劈谁。一次,来了20几个“黑帽子”(矿警)要收拾他。刘万德高举大板斧,双目圆睁,高声喝道:“看那个不怕死的狗杂种敢上,谁上我就要谁的狗命!”说完他抡起大斧向前冲杀,要和那些“狗杂种”拼个死活。“黑帽子”一看不好,转身仓皇逃跑。后来日本坑长小召去拜访他,笑容可鞠地和他套近乎,刘万德大怒,抡起板斧就是一下子,打在他的铁帽沿上,小召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跑。
时过不久,日本人开来一辆汽车,把刘万德抓走,送到衙门问罪。刘万德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日本人强行买下他的房屋和土地。
11月,日本警备队乘火车到西古城子,开枪打死3名矿工和1名老妇,七八百名愤怒的群众,在与刘万德并肩战斗过的工人范忠宛的带领下,持械从四面八方向火车冲去,推翻火车,砸死8名日本兵,继而拆除铁路,捣毁了路基。
同年,日本侵略者还强行购买新屯、龙凤一带的土地,用以扩大矿区面积和修筑万达屋至搭连的电气铁路。从勘查测量开始,日本人就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当炭矿当局宣布仍按购买万达屋、古城子用地的标谁为土地定等级和价格时,农民们互相串联起来,研究对策,最后决定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反对炭矿用低价强买土地,致使炭矿陷入困境,“交涉受到挫折,彼此争执达一年数月之久”⑥。最后由于日本侵略者进行破坏,并作了让步,加之形势所迫,农民才不得不把土地卖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对日本侵略者强占土地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满铁第二次十年史》承认:
1917年度“收买用地达110余万坪,唯在收买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④。1920年间,老虎台矿坑的开采扩展到了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日本人通过请客、放债、恐吓和借口抓人等卑鄙手段,很快就把村里的土地都买去了,唯独陈秀峰的土地没有买到手。陈秀蜂在张作霖担任东三省巡阅使期间当过乡耆,敢说敢干,有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家里有房子有地,是一个富裕户。他一直硬顶着就是不卖土地和房屋。日本人请客拉拢,他不去;和他套交情,他不交;放债他不借;恐吓,他不怕,面对日本人的软硬兼施,他冷若冰霜。无计可施的日本人就往他家四周翻矸石,堵塞交通,逼他搬家。陈秀峰异常愤怒,到处告状,同炭矿交涉,强烈反对日本人侵占中国土地。他还奔走呼号,揭露日本侵略者强占中国百姓土地的罪行。日本侵略者见他影响很大,就偷偷摸摸地将他家院子底下挖空,对他下毒手。
一天中午,陈秀峰的家人正在吃饭,只听轰然一声响,整个院子都陷进几米深的地下,将屋子里的人全部压死。陈秀峰在外幸免遇难,他听到家族遇难的噩耗后,立即回来办丧事,同时向农务会告日本人的状,农务会代写状子报省公署。省公署派人来抚调查核实后,同日本当局交涉,日本侵略者理屈词穷,最后由抚顺炭矿出钱,赔偿了很多损失费。陈秀峰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战果,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世长存。
群众的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迫使其不得不改变强购土地的方法。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鉴于从来采取的购地方法,即向各个土地所有者洽购的办法经常发生困难,又考虑到为确立本矿长远大计—大露天矿计划的确立,必须收购大量市街移转地和土砂舍弃用地,如仍以渐进的购地方法,则难达其目的,因此宁可改用在两三年以内一举收购全部预定用地,使购地工作告一段落”④。
为此,“责成二三日华有力人士组成购地合作社,按照地方习惯进行购地,煤矿当局仍按以前那样收购,也就是采取齐头并进的方针,极力实现当初的计划”④这一套抢购土地的计划出笼后,立即遭到抚顺人民的强烈反对。矿区附近各村的农民义愤填膺,自动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反对日本帝国玩弄新花招,强占中国的土地。与此同时,纷纷上书奉天巡阅使,揭发参加日本“购地合作社”的汉奸和县政府与日本勾结的官员盗卖国土的罪行。
日本侵略者见形势不妙,赶忙宣布解散“购地组合”。抚顺县知事富恩霖,因参与“购地合作社”的活动,遭到全县人民的反对被免职。日本侵略者在抚顺强购土地的侵略活动再次受挫,在此以后,继任的抚顺县知事陶鹤章,在与日本交涉中十分慎重,不敢违背民意,因而日本侵略者在强购土地的活动中,“几乎得不到县知事的援助,只得单纯的同土地所有者交涉……购地交涉复杂困难已达极度。至十年度(1921年)才购得大部分计划用地”④。
1921、1922年间,日本人为扩大大揭盖的面积,在把古城子东街的土地买下后,进而又买西街方圆约40里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有3亩是老高家的坟地。老高家是个大家族,有十二、三户100多口人。他家一听日本人要占他们的祖坟,都说不行,这3亩地无论如何不能卖。高家由四大爷高庆林出头和日本人周旋,不管日本人说得多么动听,他坚决不卖。后来日本人把高家坟周围的土地全买过去了,高庆林还是硬顶着,就是不卖。
日本人提出用高价收买。高庆林说:“这是祖宗的坟地,就是用一百元一张的票子,把地全盖上也不卖!”日本人无计可施,便强行在高家坟铺铁路。高庆林不畏强暴,白天日本人铺上铁路,晚上他就领人把铁路扒了,在路基上堆一垛又一垛的石头。日本人一看动硬的不行,只好绕过高家坟铺设铁路。以后日本人就在高家坟一带的地底下挖掘,弄得周围都是坑,使坟地逐渐下沉,棺材都露出来了,每到下雨,满地都是大大小小的水坑,根本不能上坟。
1925至1929年间,高庆林率领高家一百余名男女老少,到县政府告日本人的状,要求日本侵略者赔偿损失。日本人暗中请县政府官员出来说和,愿出高价买高家坟的土地,高庆林见祖坟已破坏得不成样子,被迫迁走,最后以12,500元的金票把土地卖给了日本人。
1926年左右,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又伸进抚顺东部的北龙凤坎村,日本人三天两头到那里测量土地,绘制地图。村民们一看就知道日本人要霸占土地,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得赶快向县政府请愿,不能让日本人占这里的地。有的说日本人再来就赶走,不能对他们客气。一天,有几个日本人又大摇大摆地到北龙凤坎村,和村里的人不打招呼,操起锹镐按照图纸挖土划矿界。村民们见了非常恼火,纷纷操起锹镐或木捧,三五成群迅速赶赴现场,很快聚集了二、三十人。当村民们和日本人讲理时,几个日本人非常蛮横、傲慢,说什么占地是中国政府同意的,老百姓无权过问。村民们听了火冒三丈,一拥而上,劈头盖脑就打,打得日本人嗷嗷直叫,抱着头满地轱辘。
日本侵略者在抚顺设置的警务支署
有一个日本人装死,趁村民集中力量打别人之机逃走。时过不久,一大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军警乘电车赶到出事地点时,看到的是被打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几个日本人,村民们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日本军警无计可施,只好垂头丧气地抬着重伤号走了。
痛打日本侵略者后,村民们及时研究了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日本强占土地之风不可阻挡,政府又软弱无能,土地不卖不行,但卖不能让日本人拣便宜,钱给少了不行。在此以后,林秀元、林秀山和陈兰廷等人出面和县政府联系,同日本当局交涉。日本人深知北龙凤坎村人历害,又急需那里的土地,不得不满足村民的要求,拿出一大笔钱把土地买下了。
经过开采和钻探,日本者发现千金寨的地下有极厚的煤层,非常适合于“揭盖”露天开采,但那里有五千多户居民,三万多人口,大小高号两千多家,是很大的障碍。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侵略者于1926年提出要廉价收买千金寨中国街,并在发电厂北,浑河南岸约90万平方米的士地上翻矸石,垫土,准备把千金寨的居民迁到那里(今之新抚顺)去。
千金寨搬迁的消息传出后,遭到那里居民的强烈反对,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和县政府联系,同日本当局交涉,反对搬迁千金寨。日本侵略者见中国人强烈反对,没敢轻举妄动,不得不请千金寨的代表开会,协商搬迁的条件。会上这些代表一致反对搬迁千金寨,邵让之在县政府召开的搬迁千金寨研讨会上义正言辞,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对县政府软弱无能表示不满,强烈反对搬迁千金寨。会议不欢而散,没达成什么协议。
日本侵略者见交涉不成就下毒手,在千金寨的地底下打眼放炮,采煤不充填,进行破坏,逼迫千金寨的居民就范。这样一来,千金寨地区日夜炮声轰隆隆,山摇地动。地面逐渐下沉,道路四分五裂,房屋东倒西歪,甚至倒塌,惨象环生。每到雨季,市面多半变成泽国,县政府周围的水有三四尺深,无法通行,不得不迁到“大同栈”院内。
1927年间,千金寨被破坏得“除民房倒塌不计其数外,所有各机关房屋陷落倒塌者亦不在少数⑤。居民异常愤怒,反日情绪十分高涨,请愿呈文象雪片般地飞进县政府,反对搬迁千金寨,要求日本侵略者赔偿损失。保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经县政府“交涉数月之久。而日矿使允赔偿日金5.7万元,取补商民之损失”⑤。1928年以后,千金寨破坏得更加严重,年年有大批房屋倒塌。县政府不断地进行交涉,但日本侵略者置之不理,拒不赔偿损失费。尽管是这样,千金寨的居民仍然坚持斗争,房屋坏了在修,就是不搬家,一直坚持到“九·一八”事变后。(待续)
注释:
①满铁抚顺炭矿编《抚顺矿井》第11页。
②《日本外交文书》第41卷,第1册599页。
③见王承尧1908年1月29日禀稿。
④《满铁第二次十年史》第661至662页。
⑤东北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1184-27568。
尉常荣
尉常荣,中共党员,曾任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从1980年开始从事抚顺地方党史研究,1982年,著《中共抚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杨靖宇领导的抚顺特支》被辽宁省社科联评为优秀论文;1984年,编撰《中共抚顺地区组织发展概况》并出版发行。后陆续出版专著《抚顺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辽东英烈》,译著《抚顺史话》(日译汉),主编出版了3卷《抚顺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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