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常荣：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抚顺工人斗争（5）
2024-07-18 09:05 《抚顺历史专辑》 924
在日伪统治时期，抚顺轻金属厂（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抚顺制造所，即今之抚顺铝厂前身)的工人不畏强暴，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面记述的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本文摘自尉迟常荣先生《抚顺历史专辑 著名人物简介》（2023）。全书共分四部分，32万字。
第一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及其破坏后抚顺的革命斗争；第二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及其破坏后清原的革命斗争；
第三部分：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前和抗联撤离新宾后革命斗争；
第四部分：著名人物简介
阅读：卢然：为尉迟先生新书作序
(5)轻金属厂工人的反日斗争
在日伪统治时期，抚顺轻金属厂（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抚顺制造所，即今之抚顺铝厂前身)的工人不畏强暴，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面记述的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杜德传领导的斗争
在日伪统治时期，劳务系的中国外勤经常打骂工人，工人恨之入骨，管他们叫“骡子”。在抚顺轻金属厂，工人经常同“骡子”作斗争，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1938年5月的一天早晨，夜班电工贾开元到工厂边刺网附近买东西吃，被劳务系的韩“骡子”看到了，这个家伙厉声地把贾开元喝住了，走上前去，不容分说，抡起镐把就打，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跟在贾开元后面的高世纯看到这个场面后，赶紧往回跑，到班上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啦！贾开元叫韩‘骤子’打了：”正说着，贾开元哭着回来了，他身上红一条子紫一条子鲜血直流。大家一看都火了，这个说：“找韩‘骡子’报仇去，不能叫他白打了！”那个说：“韩‘骡子’太坏了，得教训教训他！”电工组长杜传德更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听了大家的议论后，他拍案而起，急步去找电工班班长日本人成田。成田和劳务系有矛盾，他听杜传德说电工班的工人叫韩“骡子”打了，暴跳如雷，立即对杜德传说：“你的快快地把韩的找来！”。
杜德传回班上后，就把情况和王兆山、贾开元，王延成、许振生等20余名工人说了。经过商量决定把韩“骡子”弄到电工班来，狠狠地打他一顿，为贾开元报仇。杜德传让高世纯去“请”韩“骡子”，其余的人拿棒子埋伏起来，准备行动。
不一会儿，韩“骡子”大摇大摆地从北面来了，他一看到成田在电工班坐着，立即加快脚步。走到成田面前，他强作笑容，行了个礼。成田两眼圆睁，伸手就给他一个大耳光，边打边骂。就在这时，工人们高举木棒，叫骂着冲上来了。韩“骡子”一看不好，撒腿就往回跑。这时，在北面埋伏的工人一拥而上，呐喊着抓他。他赶忙调过头来往东南方向跑，想求助于岗楼里的日本兵。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奔去，穷追不舍。日本兵见这么多人拿着棒子怒气冲冲地向岗楼跑过来，吓坏了，拎着枪就往厂里跑。
“韩骡子”被工人追得筋疲力尽，看日本兵不管他，走投无路，一头就扎进岗楼里。工人们跑上前去，一齐动手，一下子就把岗楼推倒了，把韩“骡子”拖了出来。接着，工人们抡起棒子，劈头盖脑地就往他身上打，打得他抱着脑袋满地轱辘，连连喊求饶。这时，一大群劳务系日本人端着枪，狂呼乱叫，向岗楼跑来，随着杜德传的一声令下，工人们全都跑了。日本人一个工人也没抓到，后跑到岗楼附近一看，韩“骡子”奄奄一息，快断气了。劳务系班长沙田大吃一惊，下令赶快抬走，去医院抢救。
下午2时许，一大群劳务系的日本人阁进电工班抓人，因大多数工人都躲藏起来了，只抓到贾开元、玉宝江等4人。这些日本人不甘心，气势汹汹地四处搜查，在高压线附近发现杜德传躲在电线杆子上。于是这群暴徒把枪口对准他，厉声地喝道：“快快地下来！不下来铁炮的给，死啦死啦的有！”杜德传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边拿铁钳子比划着示意要切断电线，边高声喊道：“你们铁炮的给，我的钳子的给！”这里的电线是高压线，要是切断了，后果不勘设想，所以日本人不敢开枪，急得团团转。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成田赶到了，他看劳多系的人到电工班随意抓人，欺侮到他头上来了，火冒三丈，张口就骂，和劳务系的日本人干起来了。双方火气都很大，互不相让，最后只好去找理事长石田裁决。
日本人走后，杜德传从电线杆子上下来，也去找石田。杜德传给石田当过“小孩”，侍候过他，和他很熟，所以一进办公室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明天我们电工不能上班了，劳务系抓我们。”石田听了不以为然，顺口说：“不要怕，小孩的好好的干！”当杜德传把事情的原委一说，石田才感到问题非同小可，问他怎么办。杜德传说，不准劳务系抓人，抓的人必须放了，否则电工不上班。石田怕电工不上班全厂停电停产事关重大，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石田把劳务系长找来训了一顿，然后叫他带杜德传去劳务系，把被捕的电工领回去。
贾开元、王宝江等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伤势很重，当他们被杜德传领回班里后，工人们非常气愤，议论纷纷。有的说：“伤这么重，得让厂子给治，不能让劳务系白打了！”有的提出：“劳务系再找碴儿报复怎么办？得找石田说清楚”杜德传感到大家说得对，于是又去找石田，提出：“第一，打伤的人厂子要用汽车送大医院治疗，第二，怕韩“骡子”报复，
得把他开除出厂，第三，不许劳务系的人找我们小脚报复。这些条件如不答应，明天电工就不上班。”石田沉思片刻，回答说：“我的全答应，明天电工统统地上班，问题的没有：”最后厂方作出决定，每天用汽车送电工伤员去满铁大医院治疗；韩“骡子”从劳务系调出，到厂外工作，电工停工一天的工资照发。
电工班的斗争轰动全厂，给了全厂工人很大鼓舞，大家一致赞扬说：“电工班有种，敢干！”
张立有领导的斗争
日伪统治时期，抚顺轻金属厂的工人上下班，都要在工厂大门口受日本人和“骡子”的搜身检查，翻出勤牌子，稍有不慎，就遭打骂。1941年秋的一天早晨，电解工人赵怀盛，因不识字，把牌子翻错了，刘“骡子”看到后，轮起拳头就打，把赵怀盛打得两眼冒金花，什么也看不见了。当他捂着红肿的眼睛到班上后，大家一听让刘“骡子”打了，个个怒火满腔，大骂刘“骡子”太坏了，欺人太甚。电解阳极工大票张立有挺身而出，高声喊道：“伙计们！走啊，砸劳务系去，给刘怀盛报仇！”接着，响应的呼声四起：“好，咱们都去，把劳务系砸他个稀巴烂：”“咱们豁出来了，和劳务系拼了！”
在张立有的带领下，百余名工人挥舞铁棍、木棒、锤子等武器，高声地叫骂着，浩浩荡荡地直向劳务系奔去。途中，正好碰上日本人小野和刘“骡子”，工人们冲上前去，把他二人团团围住，高喊打死刘“骡子”。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把小野吓得面色如土，赶紧用身体掩护刘“骡子”。当他听明情况后，连连说好话，承认劳务系打工人不对，并让刘“骡子”给大家赔礼道歉。刘“骡子”两腿筛糠，打圈作揖求饶，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打工人。大家看小野和刘“骡子”那副狼狈相，在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阵子后，工人们都跟张立有回去干活去了。
这次斗争历时一个多小时，大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威风，给日资方造成了2,400个电字和两吨铝的损失。
金明远领导的罢工
抚顺轻金属厂原料系东部石灰窑有个日本人叫谷川，这个家伙心狠手黑，对工人非打既骂，一打就往死里打。这里的工人几乎都挨过他打，大家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1942年春的一天，谷川罚一个姓严的工人举水桶，并在旁边看着。这个工人举了一阵子后实在举不动了，就把水桶放下了。谷川轮起镐把就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打完后谷川又把他绑在电线杆子上示众。大家见了非常气愤，在暗地里都骂谷川没有人性，坏透了。
为了回击谷川，金明远（后改名金振铎）暗中和都德才、王贡模、李洪兴，张庆宣、李宝满、曹维忠、刘吉顺等人商量说：“谷川这小子太坏了，咱们应设法把他弄走。咱们休工行不行？先休3天，鬼子问咱们都说谷川打人太厉害了，怕他打不敢上班，这么来一下子，我看能把他弄走。”大家听了以后，都表示赞成。接着，他们分头去和工人串联。工人们听说要把谷川弄走，都表示参加罢工斗争。
第二天，东部石灰窑冷冷清清停工停产，除王贡模几个人在班上转悠掌握情况外，其余67名工人没上班，有的在家休息，有的怕厂子来人抓，到外面去遛达。金明远和都德才在工人住宅区指挥、联络。
谷川见这么多工人没上班慌神了，问在场的人是怎么回事，都说不知道，他赶紧向厂长报告。日本人厂长听说后，立即把王贡模找去询问。王贡模说：“谷川打人太厉害了，工人都怕他不敢上班。”厂长听了眉头紧锁，研究对策。
罢工期间，厂子里不给工人开工资，不配给粮食，卡罢工工人的脖子。尽管是这样，工人们仍然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按统一的计划坚持3天罢工。由于生活所迫，罢工期满后，他们不得不上班。厂方查明罢工带头人是金明远后，就令劳务系去抓他。都德才闻讯后，马上去告诉了金明远。金明远连夜逃走，回乡下老家。
这次为期3天的罢工，给日资方造成225吨原料的损失，核伪币5,625元。经过这次工人罢工的打击，谷川比以前老实多了，再也不敢轻易动手打人了。不久，厂方又把他调出轻金属厂。
温香久、张振玉等领导的斗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后方基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对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在抚顺轻金属厂更是变本加厉。1942年11月，该厂以增加工资为名，把原来的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改为早7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工作时间增加了3个小时、而每天每人的工资只增加三五分钱。工人生活困难，吃不跑，穿不暖，难以承受长时间的劳动，个个疲惫不堪。不少工人不上班，上班的也是“磨洋工”。当时，日本人对工人
管制得很严，发现不满的言论就追查，查清后，轻者毒打，重者逮浦，甚至投入监狱。尽管是这样，在背地里工人们仍然议论纷纷，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要求恢复原来的作息制度。
在工人群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工作系钳工温香久挺身而起，领导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为了把大家组织起来，他先后到划线平台、木型、车工现场，同张振玉、张永奎、温宝清等10余人进行了个别串联，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串联的人集中到平台，以研究活计为名，对罢工斗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决定把工人都发动起来，并责成温香久、张振玉、刘万钩等人分别到工作系和汽车库等单位作各伍长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工作，伍长一致同意进行罢工斗争。接着，温香久和张振玉又秘密地把各伍长召集在一起，征求意见，对罢工进行部署。参加会议的有温宝清、刘万钧、王福有、张水奎，佟耀林、朱贵福、张学才和李长春等人。会上，大家都发表了意见，一致同意罢工分两步走，先找工作系主任交涉。要求恢复原来的作息制度，如不答应，就举行罢工。
系主任由工人代表去找，代表由工人群众选举产生。会议结束后，各伍长立即返回本单位，传达会议精神，选举工人代表。工人们拥护这次会议的决定，一致选举温香久、张振玉等10余人做代表，还选出一名工人当翻译。
翌日上午10时许，温香久、张振玉率领代表们走进工作系主任办公室，要求和系主任谈判。这个日本人看来这么多工人，心里有些发慌，赶忙把他们领到一个大房间去。温香久首先讲话，他说他们10几个人是工人代表，是来向系主任请愿的，工人对延长工作时间有意见，一致要求恢复原来的作息制度，不想要增加的那点工资。接着，其他代表纷纷发言，要求系主任立即答复。系主任喋喋木休地讲了一些空话，婉言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代表们很不满意，愤怒地同系主任分手了。
代表们回去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讲了谈判的结果，大家听了怒火满腔，一致要求进行罢工、给日本侵略者点厉害尝尝。为了把工人严密地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当天下午，温香久和张振玉在工作系仓库，秘密召开了有伍长和部分工人参加的会议，对罢工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会议决定采用轮流休工的办法进行罢工。先罢工两天，第一天三分之一工人参加，第二天三分之二工人参加。罢工以自愿为原则，参加者向伍长报名。参加人员和时间由伍长安排，罢工人员的名单一律上报温香久和张振玉。会议决定罢工期间工人代表都上班，掌握情况，领导罢工。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对策，如日本人问为什么不上班时，工人要各自陈述休工的理由，问谁是罢工的领导者，都要说不知道。会议结束后，伍长们采取互相传话的方式，向工人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1月24日，在温香久、张振玉的领导下，工作系和汽车库的工人开始罢工，有150余人参加，比原计划多50余人。第二天，300余名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斗争，人数也突破了原计划。这两天工作系和汽车库停车停产，冷冷清清。
对工人的罢工，厂方采取了高压政策，罢工的第一天，日本人就向伪警察署通报情况、告急，并将温香久张振玉、佟耀林、朱贵福、王福有、张永奎等人集中到工厂事务所，又到工人住宅区逮捕了一批罢工工人。伪警察局人员乘汽车进厂后，厂子里的日本人借机向温香久、张振玉等人施加压力，叫他们说工人为什么休工？谁是领导者？并以不交待就交伪警察署相威胁。温香久、张振玉等人毫无惧色，都说不知道。日本人无计可施，先把他们关押在住宅事务所，最后交警察押送到伪警察署。
在工厂事务所，日本人对被捕工人软硬兼施，时而说好话哄骗，时而以开除、交伪警察署恫吓，叫他们交待为什么休工？谁是罢工的领导者？工人们软硬不吃，团结一致，都按事先统一的口径回答，各说各休工的理由，都说不知道谁是罢工的领导者。日本人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工作系主任收了场，他对被捕的工人说：“你们统统地回家，明天统统地上班，再休工警察署的拿去！”
温香久、张振玉等人在伪警察暑遭到严刑拷打，残酷迫害，但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拒不招供。一个月过后，他们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骨瘦如柴，都有生命危险。这时温香久和张据玉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行，不能都受苦，同归于尽。于是，他二人提出自己当主谋，承担责任，保全难友。他俩互不相让，都坚持自己当主谋。
后来他俩认真地分析了案情，最后得出结论，他俩都承担责任，让其他难友把问题往他俩身上推，这样能很快地把案子结了，保全难友。当他俩把这个意思和温宝清等5人一说，起初，这五个人坚决不同意，都说活大家一块活，死一起死。后经温香久、张振玉陈说利害关系，苦口婆心地说服，温宝清等人才勉强同意。这样，敌人的审讯很快地结束了，温香久、张振玉被判处徒刑入狱，温宝清等5人相继被释放。
温香久和张振玉入狱后，工人三五成群经常前去看望，当问他二人有什么要求时，都说希望照看照看他们的家属。工人们回答说：“你俩不必担心家属，你们打几年罪，我们照看几年！”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俩入狱后，工作系的300余名工人，每人每月自动拿出八九角钱，
作为两位罢工领导人家属的生活费，钱齐上来以后，由李文海送到温香久和张振玉的家。
不久，监狱发出通知，说温香久、张振玉病重。工人们立即前去看望。到监狱后，他们看到温香久已经牺牲了，张振玉生命重危。他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把温香久安葬于北山，把张振玉送回家。两三天后张振玉也牺牲了。在此以后，工人仍照看他们的家属，直到他们的家属有了生活出路之时。
在日伪统治时期，抚顺轻金属厂（满洲轻金属制造株式会社抚顺制造所，即今之抚顺铝厂前身)的工人不畏强暴，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面记述的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杜德传领导的斗争
在日伪统治时期，劳务系的中国外勤经常打骂工人，工人恨之入骨，管他们叫“骡子”。在抚顺轻金属厂，工人经常同“骡子”作斗争，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1938年5月的一天早晨，夜班电工贾开元到工厂边刺网附近买东西吃，被劳务系的韩“骡子”看到了，这个家伙厉声地把贾开元喝住了，走上前去，不容分说，抡起镐把就打，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跟在贾开元后面的高世纯看到这个场面后，赶紧往回跑，到班上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啦！贾开元叫韩‘骤子’打了：”正说着，贾开元哭着回来了，他身上红一条子紫一条子鲜血直流。大家一看都火了，这个说：“找韩‘骡子’报仇去，不能叫他白打了！”那个说：“韩‘骡子’太坏了，得教训教训他！”电工组长杜传德更是火冒三丈，怒不可遏，听了大家的议论后，他拍案而起，急步去找电工班班长日本人成田。成田和劳务系有矛盾，他听杜传德说电工班的工人叫韩“骡子”打了，暴跳如雷，立即对杜德传说：“你的快快地把韩的找来！”。
杜德传回班上后，就把情况和王兆山、贾开元，王延成、许振生等20余名工人说了。经过商量决定把韩“骡子”弄到电工班来，狠狠地打他一顿，为贾开元报仇。杜德传让高世纯去“请”韩“骡子”，其余的人拿棒子埋伏起来，准备行动。
不一会儿，韩“骡子”大摇大摆地从北面来了，他一看到成田在电工班坐着，立即加快脚步。走到成田面前，他强作笑容，行了个礼。成田两眼圆睁，伸手就给他一个大耳光，边打边骂。就在这时，工人们高举木棒，叫骂着冲上来了。韩“骡子”一看不好，撒腿就往回跑。这时，在北面埋伏的工人一拥而上，呐喊着抓他。他赶忙调过头来往东南方向跑，想求助于岗楼里的日本兵。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奔去，穷追不舍。日本兵见这么多人拿着棒子怒气冲冲地向岗楼跑过来，吓坏了，拎着枪就往厂里跑。
“韩骡子”被工人追得筋疲力尽，看日本兵不管他，走投无路，一头就扎进岗楼里。工人们跑上前去，一齐动手，一下子就把岗楼推倒了，把韩“骡子”拖了出来。接着，工人们抡起棒子，劈头盖脑地就往他身上打，打得他抱着脑袋满地轱辘，连连喊求饶。这时，一大群劳务系日本人端着枪，狂呼乱叫，向岗楼跑来，随着杜德传的一声令下，工人们全都跑了。日本人一个工人也没抓到，后跑到岗楼附近一看，韩“骡子”奄奄一息，快断气了。劳务系班长沙田大吃一惊，下令赶快抬走，去医院抢救。
下午2时许，一大群劳务系的日本人阁进电工班抓人，因大多数工人都躲藏起来了，只抓到贾开元、玉宝江等4人。这些日本人不甘心，气势汹汹地四处搜查，在高压线附近发现杜德传躲在电线杆子上。于是这群暴徒把枪口对准他，厉声地喝道：“快快地下来！不下来铁炮的给，死啦死啦的有！”杜德传镇定自若，毫无惧色，他边拿铁钳子比划着示意要切断电线，边高声喊道：“你们铁炮的给，我的钳子的给！”这里的电线是高压线，要是切断了，后果不勘设想，所以日本人不敢开枪，急得团团转。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成田赶到了，他看劳多系的人到电工班随意抓人，欺侮到他头上来了，火冒三丈，张口就骂，和劳务系的日本人干起来了。双方火气都很大，互不相让，最后只好去找理事长石田裁决。
日本人走后，杜德传从电线杆子上下来，也去找石田。杜德传给石田当过“小孩”，侍候过他，和他很熟，所以一进办公室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明天我们电工不能上班了，劳务系抓我们。”石田听了不以为然，顺口说：“不要怕，小孩的好好的干！”当杜德传把事情的原委一说，石田才感到问题非同小可，问他怎么办。杜德传说，不准劳务系抓人，抓的人必须放了，否则电工不上班。石田怕电工不上班全厂停电停产事关重大，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接着，石田把劳务系长找来训了一顿，然后叫他带杜德传去劳务系，把被捕的电工领回去。
贾开元、王宝江等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伤势很重，当他们被杜德传领回班里后，工人们非常气愤，议论纷纷。有的说：“伤这么重，得让厂子给治，不能让劳务系白打了！”有的提出：“劳务系再找碴儿报复怎么办？得找石田说清楚”杜德传感到大家说得对，于是又去找石田，提出：“第一，打伤的人厂子要用汽车送大医院治疗，第二，怕韩“骡子”报复，
得把他开除出厂，第三，不许劳务系的人找我们小脚报复。这些条件如不答应，明天电工就不上班。”石田沉思片刻，回答说：“我的全答应，明天电工统统地上班，问题的没有：”最后厂方作出决定，每天用汽车送电工伤员去满铁大医院治疗；韩“骡子”从劳务系调出，到厂外工作，电工停工一天的工资照发。
电工班的斗争轰动全厂，给了全厂工人很大鼓舞，大家一致赞扬说：“电工班有种，敢干！”
张立有领导的斗争
日伪统治时期，抚顺轻金属厂的工人上下班，都要在工厂大门口受日本人和“骡子”的搜身检查，翻出勤牌子，稍有不慎，就遭打骂。1941年秋的一天早晨，电解工人赵怀盛，因不识字，把牌子翻错了，刘“骡子”看到后，轮起拳头就打，把赵怀盛打得两眼冒金花，什么也看不见了。当他捂着红肿的眼睛到班上后，大家一听让刘“骡子”打了，个个怒火满腔，大骂刘“骡子”太坏了，欺人太甚。电解阳极工大票张立有挺身而出，高声喊道：“伙计们！走啊，砸劳务系去，给刘怀盛报仇！”接着，响应的呼声四起：“好，咱们都去，把劳务系砸他个稀巴烂：”“咱们豁出来了，和劳务系拼了！”
在张立有的带领下，百余名工人挥舞铁棍、木棒、锤子等武器，高声地叫骂着，浩浩荡荡地直向劳务系奔去。途中，正好碰上日本人小野和刘“骡子”，工人们冲上前去，把他二人团团围住，高喊打死刘“骡子”。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把小野吓得面色如土，赶紧用身体掩护刘“骡子”。当他听明情况后，连连说好话，承认劳务系打工人不对，并让刘“骡子”给大家赔礼道歉。刘“骡子”两腿筛糠，打圈作揖求饶，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打工人。大家看小野和刘“骡子”那副狼狈相，在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阵子后，工人们都跟张立有回去干活去了。
这次斗争历时一个多小时，大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威风，给日资方造成了2,400个电字和两吨铝的损失。
金明远领导的罢工
抚顺轻金属厂原料系东部石灰窑有个日本人叫谷川，这个家伙心狠手黑，对工人非打既骂，一打就往死里打。这里的工人几乎都挨过他打，大家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1942年春的一天，谷川罚一个姓严的工人举水桶，并在旁边看着。这个工人举了一阵子后实在举不动了，就把水桶放下了。谷川轮起镐把就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打完后谷川又把他绑在电线杆子上示众。大家见了非常气愤，在暗地里都骂谷川没有人性，坏透了。
为了回击谷川，金明远（后改名金振铎）暗中和都德才、王贡模、李洪兴，张庆宣、李宝满、曹维忠、刘吉顺等人商量说：“谷川这小子太坏了，咱们应设法把他弄走。咱们休工行不行？先休3天，鬼子问咱们都说谷川打人太厉害了，怕他打不敢上班，这么来一下子，我看能把他弄走。”大家听了以后，都表示赞成。接着，他们分头去和工人串联。工人们听说要把谷川弄走，都表示参加罢工斗争。
第二天，东部石灰窑冷冷清清停工停产，除王贡模几个人在班上转悠掌握情况外，其余67名工人没上班，有的在家休息，有的怕厂子来人抓，到外面去遛达。金明远和都德才在工人住宅区指挥、联络。
谷川见这么多工人没上班慌神了，问在场的人是怎么回事，都说不知道，他赶紧向厂长报告。日本人厂长听说后，立即把王贡模找去询问。王贡模说：“谷川打人太厉害了，工人都怕他不敢上班。”厂长听了眉头紧锁，研究对策。
罢工期间，厂子里不给工人开工资，不配给粮食，卡罢工工人的脖子。尽管是这样，工人们仍然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按统一的计划坚持3天罢工。由于生活所迫，罢工期满后，他们不得不上班。厂方查明罢工带头人是金明远后，就令劳务系去抓他。都德才闻讯后，马上去告诉了金明远。金明远连夜逃走，回乡下老家。
这次为期3天的罢工，给日资方造成225吨原料的损失，核伪币5,625元。经过这次工人罢工的打击，谷川比以前老实多了，再也不敢轻易动手打人了。不久，厂方又把他调出轻金属厂。
温香久、张振玉等领导的斗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后方基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掠夺中国的资源，对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在抚顺轻金属厂更是变本加厉。1942年11月，该厂以增加工资为名，把原来的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改为早7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工作时间增加了3个小时、而每天每人的工资只增加三五分钱。工人生活困难，吃不跑，穿不暖，难以承受长时间的劳动，个个疲惫不堪。不少工人不上班，上班的也是“磨洋工”。当时，日本人对工人
管制得很严，发现不满的言论就追查，查清后，轻者毒打，重者逮浦，甚至投入监狱。尽管是这样，在背地里工人们仍然议论纷纷，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要求恢复原来的作息制度。
在工人群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工作系钳工温香久挺身而起，领导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为了把大家组织起来，他先后到划线平台、木型、车工现场，同张振玉、张永奎、温宝清等10余人进行了个别串联，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串联的人集中到平台，以研究活计为名，对罢工斗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决定把工人都发动起来，并责成温香久、张振玉、刘万钩等人分别到工作系和汽车库等单位作各伍长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工作，伍长一致同意进行罢工斗争。接着，温香久和张振玉又秘密地把各伍长召集在一起，征求意见，对罢工进行部署。参加会议的有温宝清、刘万钧、王福有、张水奎，佟耀林、朱贵福、张学才和李长春等人。会上，大家都发表了意见，一致同意罢工分两步走，先找工作系主任交涉。要求恢复原来的作息制度，如不答应，就举行罢工。
系主任由工人代表去找，代表由工人群众选举产生。会议结束后，各伍长立即返回本单位，传达会议精神，选举工人代表。工人们拥护这次会议的决定，一致选举温香久、张振玉等10余人做代表，还选出一名工人当翻译。
翌日上午10时许，温香久、张振玉率领代表们走进工作系主任办公室，要求和系主任谈判。这个日本人看来这么多工人，心里有些发慌，赶忙把他们领到一个大房间去。温香久首先讲话，他说他们10几个人是工人代表，是来向系主任请愿的，工人对延长工作时间有意见，一致要求恢复原来的作息制度，不想要增加的那点工资。接着，其他代表纷纷发言，要求系主任立即答复。系主任喋喋木休地讲了一些空话，婉言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代表们很不满意，愤怒地同系主任分手了。
代表们回去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讲了谈判的结果，大家听了怒火满腔，一致要求进行罢工、给日本侵略者点厉害尝尝。为了把工人严密地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当天下午，温香久和张振玉在工作系仓库，秘密召开了有伍长和部分工人参加的会议，对罢工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会议决定采用轮流休工的办法进行罢工。先罢工两天，第一天三分之一工人参加，第二天三分之二工人参加。罢工以自愿为原则，参加者向伍长报名。参加人员和时间由伍长安排，罢工人员的名单一律上报温香久和张振玉。会议决定罢工期间工人代表都上班，掌握情况，领导罢工。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对策，如日本人问为什么不上班时，工人要各自陈述休工的理由，问谁是罢工的领导者，都要说不知道。会议结束后，伍长们采取互相传话的方式，向工人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1月24日，在温香久、张振玉的领导下，工作系和汽车库的工人开始罢工，有150余人参加，比原计划多50余人。第二天，300余名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斗争，人数也突破了原计划。这两天工作系和汽车库停车停产，冷冷清清。
对工人的罢工，厂方采取了高压政策，罢工的第一天，日本人就向伪警察署通报情况、告急，并将温香久张振玉、佟耀林、朱贵福、王福有、张永奎等人集中到工厂事务所，又到工人住宅区逮捕了一批罢工工人。伪警察局人员乘汽车进厂后，厂子里的日本人借机向温香久、张振玉等人施加压力，叫他们说工人为什么休工？谁是领导者？并以不交待就交伪警察署相威胁。温香久、张振玉等人毫无惧色，都说不知道。日本人无计可施，先把他们关押在住宅事务所，最后交警察押送到伪警察署。
在工厂事务所，日本人对被捕工人软硬兼施，时而说好话哄骗，时而以开除、交伪警察署恫吓，叫他们交待为什么休工？谁是罢工的领导者？工人们软硬不吃，团结一致，都按事先统一的口径回答，各说各休工的理由，都说不知道谁是罢工的领导者。日本人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工作系主任收了场，他对被捕的工人说：“你们统统地回家，明天统统地上班，再休工警察署的拿去！”
温香久、张振玉等人在伪警察暑遭到严刑拷打，残酷迫害，但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拒不招供。一个月过后，他们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骨瘦如柴，都有生命危险。这时温香久和张据玉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行，不能都受苦，同归于尽。于是，他二人提出自己当主谋，承担责任，保全难友。他俩互不相让，都坚持自己当主谋。
后来他俩认真地分析了案情，最后得出结论，他俩都承担责任，让其他难友把问题往他俩身上推，这样能很快地把案子结了，保全难友。当他俩把这个意思和温宝清等5人一说，起初，这五个人坚决不同意，都说活大家一块活，死一起死。后经温香久、张振玉陈说利害关系，苦口婆心地说服，温宝清等人才勉强同意。这样，敌人的审讯很快地结束了，温香久、张振玉被判处徒刑入狱，温宝清等5人相继被释放。
温香久和张振玉入狱后，工人三五成群经常前去看望，当问他二人有什么要求时，都说希望照看照看他们的家属。工人们回答说：“你俩不必担心家属，你们打几年罪，我们照看几年！”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俩入狱后，工作系的300余名工人，每人每月自动拿出八九角钱，
作为两位罢工领导人家属的生活费，钱齐上来以后，由李文海送到温香久和张振玉的家。
不久，监狱发出通知，说温香久、张振玉病重。工人们立即前去看望。到监狱后，他们看到温香久已经牺牲了，张振玉生命重危。他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把温香久安葬于北山，把张振玉送回家。两三天后张振玉也牺牲了。在此以后，工人仍照看他们的家属，直到他们的家属有了生活出路之时。
温香久和张振玉领导的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打击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充分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在抚顺工人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位的一页。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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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常荣
尉常荣，中共党员，曾任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从1980年开始从事抚顺地方党史研究，1982年，著《中共抚顺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杨靖宇领导的抚顺特支》被辽宁省社科联评为优秀论文；1984年，编撰《中共抚顺地区组织发展概况》并出版发行。后陆续出版专著《抚顺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辽东英烈》，译著《抚顺史话》（日译汉），主编出版了3卷《抚顺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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