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于俊英（七）
2024-11-21 10:28 抚顺七千年 于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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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初父亲回淄博办理报销事宜，路上火车是从刚刚通车一个月的南京长江大桥过长江的，而以前过江要靠轮渡。望着大桥父亲十分激动，切身感受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情怀。 在淄博，父亲接到通知要他结束在上海的工作，...
建设北京东方红炼油厂
1968年11月初父亲回淄博办理报销事宜，路上火车是从刚刚通车一个月的南京长江大桥过长江的，而以前过江要靠轮渡。望着大桥父亲十分激动，切身感受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情怀。
在淄博，父亲接到通知要他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到北京房山县参与东方红炼油厂的建设，而华东办事处不久后也被撤销，人员回到了各自的原单位。11月8日父亲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他是公司第一批进点的12人中一个。初到北京，父亲干的不是老本行的供应工作，而是负责组织平整场地，他联系施工队伍，每天都工作在平整场地的现场，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一个月后，从山东胜利炼油厂来的人员陆续到京，他又负责接站将人员安全接到工地。
我现在还保存有一本父亲当年的工作笔记本，里面记有当年的一些炼厂建设的情况，其中在1968年12月3日东方红炼油厂的一个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厂革委会副主任李世源的话：东方红炼油厂是于1967年3月批准建设的，建在毛主席身边，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很重要的。我国炼油厂大部分在沿海，华北区还没有。东方红炼油厂汽、煤、柴油、润滑油部分等产品，投产后可供华北军用，在战略和军事上是很重要的。就是东方红炼油厂是李富春批的，谢富治抓的很紧。石油部军管会决定，东方红炼油厂建设要摆在石油部工作第一位，成立一个服务组，将抚顺、兰炼、胜利队伍调来。
笔记本还记有1968年12月10日下午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到东炼工地视察时的记录。在现场谢富治问：“你们的军管是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军管的？”军管会主任王向清回答：“我们是三十八军的，今年5月军管的。”李世源从安装队伍、设备情况、生产人员情况作了汇报，当汇报到安装队伍是从抚顺、山东、兰州三个地方来的三个单位时，谢富治说：这几个单位要统一领导，各搞各的可不行，不要搞多中心，不搞山头，装置安装就让他们包下了。
东方红炼油厂设计规模为年加工250万吨原油，公司承担的是一氧化碳锅炉和减粘装置安装。父亲工作很忙，常常工作到很晚，度过了开始的起步阶段后，他又干起了熟悉的供应工作，忙于工程所需材料、工具、劳保用品等的采购、验收、发放等工作。父亲曾经对我说，那时候在北京办事很顺利，到哪里哪里的人只要听说是东炼的，都很支持。有一段时间，工地上火焊工打火需要的打火石一度买不到，有可能就要影响施工进度，此事惊动了谢富治，为此他从战备仓库中特批了两盒打火石。
那段时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抚顺，母亲还要上班，十分辛苦。看到这种情况，我父母的同学张荣光的妹妹张志学经常到我们家帮助母亲照顾我们兄弟俩，我们兄妹至今叫她“姑姑”。1969年7月母亲才带着我们到北京，结束了分居两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5岁，我们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住的地方是在半山坡上建的活动板房。离开抚顺时，是一位叔叔来我们家给妈妈送来的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乘的火车。当我们醒来时，火车已经到了北京，同车厢的小朋友都在喊：到北京喽！到北京喽！显得特别兴奋。我将头伸出窗外，看到许多小朋友都在将头伸出窗外再喊。下车后，是爸爸接的我们。
在北京期间，我们去过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周口店猿人遗址、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动物园等地。在军事博物馆的大门里边右侧，停放着一辆坦克，讲解员介绍这是在几个月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苏联坦克（大了以后我知道型号是T62）。到民族文化宫，是去参观一个被列为世界之最的大瘤子。1968年3月23日，驻扎在保定的38军113师卫生科的五位医生，在河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米毅的指导下，成功地为河北省满城县郭村公社朗村大队一名时年40周岁的妇女张秋菊切除了重达49公斤（一说45公斤）的神经纤维瘤，创造了国内医疗史上的奇迹。这颗大肿瘤，曾经在民族文化宫展出一年多的时间，父母带我和弟弟看了这个大肿瘤，记忆中大肿瘤放在玻璃溶液中，总体上是黄色的。在北京时，父亲还带车去过天津，有一次就带了我去，见到了二大爷，这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对天津解放桥印象很深。（未完待续）
1968年11月初父亲回淄博办理报销事宜，路上火车是从刚刚通车一个月的南京长江大桥过长江的，而以前过江要靠轮渡。望着大桥父亲十分激动，切身感受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豪迈情怀。
在淄博，父亲接到通知要他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到北京房山县参与东方红炼油厂的建设，而华东办事处不久后也被撤销，人员回到了各自的原单位。11月8日父亲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他是公司第一批进点的12人中一个。初到北京，父亲干的不是老本行的供应工作，而是负责组织平整场地，他联系施工队伍，每天都工作在平整场地的现场，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一个月后，从山东胜利炼油厂来的人员陆续到京，他又负责接站将人员安全接到工地。
我现在还保存有一本父亲当年的工作笔记本，里面记有当年的一些炼厂建设的情况，其中在1968年12月3日东方红炼油厂的一个会议记录上，记载着厂革委会副主任李世源的话：东方红炼油厂是于1967年3月批准建设的，建在毛主席身边，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很重要的。我国炼油厂大部分在沿海，华北区还没有。东方红炼油厂汽、煤、柴油、润滑油部分等产品，投产后可供华北军用，在战略和军事上是很重要的。就是东方红炼油厂是李富春批的，谢富治抓的很紧。石油部军管会决定，东方红炼油厂建设要摆在石油部工作第一位，成立一个服务组，将抚顺、兰炼、胜利队伍调来。
笔记本还记有1968年12月10日下午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的谢富治到东炼工地视察时的记录。在现场谢富治问：“你们的军管是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军管的？”军管会主任王向清回答：“我们是三十八军的，今年5月军管的。”李世源从安装队伍、设备情况、生产人员情况作了汇报，当汇报到安装队伍是从抚顺、山东、兰州三个地方来的三个单位时，谢富治说：这几个单位要统一领导，各搞各的可不行，不要搞多中心，不搞山头，装置安装就让他们包下了。
东方红炼油厂设计规模为年加工250万吨原油，公司承担的是一氧化碳锅炉和减粘装置安装。父亲工作很忙，常常工作到很晚，度过了开始的起步阶段后，他又干起了熟悉的供应工作，忙于工程所需材料、工具、劳保用品等的采购、验收、发放等工作。父亲曾经对我说，那时候在北京办事很顺利，到哪里哪里的人只要听说是东炼的，都很支持。有一段时间，工地上火焊工打火需要的打火石一度买不到，有可能就要影响施工进度，此事惊动了谢富治，为此他从战备仓库中特批了两盒打火石。
那段时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抚顺，母亲还要上班，十分辛苦。看到这种情况，我父母的同学张荣光的妹妹张志学经常到我们家帮助母亲照顾我们兄弟俩，我们兄妹至今叫她“姑姑”。1969年7月母亲才带着我们到北京，结束了分居两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5岁，我们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住的地方是在半山坡上建的活动板房。离开抚顺时，是一位叔叔来我们家给妈妈送来的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乘的火车。当我们醒来时，火车已经到了北京，同车厢的小朋友都在喊：到北京喽！到北京喽！显得特别兴奋。我将头伸出窗外，看到许多小朋友都在将头伸出窗外再喊。下车后，是爸爸接的我们。
在北京期间，我们去过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周口店猿人遗址、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动物园等地。在军事博物馆的大门里边右侧，停放着一辆坦克，讲解员介绍这是在几个月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苏联坦克（大了以后我知道型号是T62）。到民族文化宫，是去参观一个被列为世界之最的大瘤子。1968年3月23日，驻扎在保定的38军113师卫生科的五位医生，在河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米毅的指导下，成功地为河北省满城县郭村公社朗村大队一名时年40周岁的妇女张秋菊切除了重达49公斤（一说45公斤）的神经纤维瘤，创造了国内医疗史上的奇迹。这颗大肿瘤，曾经在民族文化宫展出一年多的时间，父母带我和弟弟看了这个大肿瘤，记忆中大肿瘤放在玻璃溶液中，总体上是黄色的。在北京时，父亲还带车去过天津，有一次就带了我去，见到了二大爷，这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对天津解放桥印象很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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