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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母亲的友谊—写于母亲91岁寿辰之际

2026-02-19 10:17 抚顺七千年 4750

母亲今年91岁了。与很多高龄老人一样，母亲像恬静的古树般喜欢沉静，心境澄明达观，只有两件事能让她的心海涌动波澜。一是看到重孙女的照片，倾听孩子的近况和趣事，眼神立刻迸发出四世同堂的喜悦，再就是提及刻在记忆中的友谊。母亲从70多岁开始，曾亲手用钢笔写下了30多万字的回忆录，...

母亲今年91岁了。与很多高龄老人一样，母亲像恬静的古树般喜欢沉静，心境澄明达观，只有两件事能让她的心海涌动波澜。一是看到重孙女的照片，倾听孩子的近况和趣事，眼神立刻迸发出四世同堂的喜悦，再就是提及刻在记忆中的友谊。

母亲从70多岁开始，曾亲手用钢笔写下了30多万字的回忆录，完整地记载了家史，包括家族的每位亲人，每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自己的每一步人生。友谊，也是母亲回忆里最为美丽深沉的篇章。母亲的友谊像一只船，既承载了她的人生，也承载了我的幸福。

青梅竹马的同学

民国时期的会元乡赵尔村，还是抚顺县辖下的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外祖父曾是民国千金寨出名的大木匠，外祖母贤德温良，家境殷实，我的大舅、二舅、大姨和二姨等五个子女都在“新抚顺”（即千金寨）城里上学读书，后来因战乱避祸，外祖父母把家搬回了村里，母亲是在村里读的小学。

母亲还记得与感情最深的二姨在千金寨读书的情景。二姨自小美貌漂亮，每天上学前必照镜子，放学就温习功课，总是大声读书，什么“门开开，请进来，你好我好，快乐不小”之类的课文，谁要提醒她小声点，她就会边笑边说：“库拉，巴嘎”（日语斥责的意思）。二姨最遵守“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吃饭时很少挟菜，悄悄挟一点就不声不响地下桌了。与城里相比，村里这所小学就逊色多了。

赵尔村小学有30多名学生，教课的只有一位姓李的老师。此人好酒，放浪形骸。他应该教“全科”，但从不教学生算数课，每天只教学生读课文，临帖写毛笔大楷字，再就是醉醺醺地教孩子们唱一首《五月的风》，就是民国歌后“金嗓子”周璇那首老上海的歌。母亲笑说自己毛笔字好，喜欢周璇和音乐，不喜欢理科，多半是拜这位老师所赐。那时村民生活都很贫苦，学生陆续辍学，从一年级坚持读到四年级的只有11位同学。母亲清晰地记着这些同学的名字：张红静、陈淑霞（2位女生）；余少珍、李福鑫、李华章、常子元、祝春田、陈忠洲、陈忠山、王殿杰（8名男生）。

最后的这位幼时的同学王殿杰，也是后来她终身的伴侣——我的父亲。母亲常说：“你爸爸小时候又白净又漂亮，聪明伶俐功课也好，也不知道大了怎么就变得不好看了呢？”说这番话时，母亲的眼里充满了柔情，仿佛听见了学堂上“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假如呀花儿确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它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五月的风吹在树上。枝头的鸟儿发出歌唱……”的歌声。其实，青年时的父亲非常英俊，五官轮廓酷似台湾影坛巨星柯俊雄，也很像《射雕英雄传》里的完颜洪烈。但母亲留住的，永远是那个幼小时天真烂漫，聪明漂亮的男孩。母亲接受的是家族“贞洁烈女”的旧式传统教育，这份少小的温情也支撑了母亲对父亲一生的怜惜、接纳和包容。

母亲与父亲的结合是在30年后，由父亲的二婶介绍的。少小的同学久别重逢，“知根知底”，一见定终身。父亲当时已读大学，常说那时自己的孤苦困窘像个“拉兹”（印度电影《流浪者》男主角），已参加工作的母亲毅然资助父亲一直读到毕业。此后几十年里，母亲也没有因耿直刚正的父亲命运际遇的跌宕，有过一丝动摇。

我幼时常到赵尔村的大姨家小住，也曾在这座40年后的小学“蹭过课”。它在村西小山下，场院很大，有拾阶而上的大门和二门，颇有点旧式府衙的气派，后来改成生产队的队部，也存放过县武装部的旧式武器。

而今它的旧址还在。站在这里，就仿佛看见当年穿着小棉旗袍，留着齐头，夹着外祖母缝制的布书包的母亲，看到了白皙清秀的童年的父亲。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当年那些用天真稚气的童音吟唱《五月的风》的歌者们大多已随风而逝，91岁的母亲是故乡仅存的一位最老的学生。

家国情怀的青春友谊

母亲的五年级是在会元小学就读的。冬天的新安岭冰雪凛冽，刚毅的母亲穿着夹胶鞋，冒着刺骨的寒风从赵尔村爬过新安岭，走到会元乡，每天要往返跋涉2个多小时。当时家里的条件非常困苦，刚刚结婚的二姨按风俗“回九”，新婚回家，但只能住一宿。母亲舍不得二姐，不让二姨走，外祖母和二姨只得悄悄告诉母亲，家里已没有能上桌的好饭菜招待二姐夫（即二姨夫）了。第二天母亲下学时，二姨已经走了。到晚上睡觉母亲一揭开被，看见了二姐留给自己的小布衫（内衣）和裤衩，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在那里，而二姨自己只穿一件布衫和一条外裤回家了。

1950年12月5日，16岁的母亲在二姨介绍下考入了抚顺卫校。母亲回忆当时校址在“高岗”，即市委附近的游泳池上面，校长叫关纪宪（音），是很有名望的老教育界人士，后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母亲这期学员一共123人，对内称为“训练班”，实际上是为抗美援朝前线急招的卫生兵（当时叫“抢救员”），学生的学籍都在解放军石家庄步兵学校注册备案。

母亲和同学们学习急救、护理技术，也常去市工人文化宫（现市政府幼儿园所在地）听志愿军英模作报告，聆听英雄们的事迹。置身在那壮怀激烈的时代，很多同学都写了血书，纷纷坚决要求上前线，与最可爱的人一起保家卫国，同生死共患难。

母亲相册里有一张抚顺籍同学的合影，还有两张与女同学的留影。一张合影的女同学头戴八一帽徽军帽，应该是参军临别时，另一张是母亲与同学张福荣的背枪照，这张照片是1951年4月10日毕业的前一天照的，很多同学都照了这样的照片，为的是一旦在前线牺牲，也给家人留个纪念。但就在毕业典礼当天晚上，学校接到紧急电报，朝鲜前线停战（阶段性），命令暂缓派员。母亲这批同学没有能上到朝鲜前线，被就地分配到各地方医疗机构。

每当看这些照片，母亲都深情地凝视年轻时的自己，那些青春的面孔，也认得出大部分同学。我相信如果母亲走上前线，我一定会拥有一位英雄的志愿军母亲。

艰苦求学中的患难

一向很少有个人圈子的母亲在75岁时，曾异常坚定地向我和妹妹“请了假”，坚持要去沈阳参加阜新医专同学聚会，这是母亲艰苦求学中的同学。

母亲卫校（训练）毕业后被分配到市立医院实习（市中心医院前身），1953年到市传染病院工作，1954年调到东公园门诊（当时是机关性质，市卫生局设的门诊）。为了成为一位具备系统医学知识的专业医生，母亲考取了阜新医专，攻读药剂学，并于1957年9月22日上学。母亲在去阜新的火车上看到报纸，“金嗓子”周璇就在这一天去世。

阜新医专是三年制中专。刚上学时，学生餐两菜一汤，伙食很好，后来就不行了。学校总组织学生“半工半读”，去农村收地、割庄稼，却很少吃到主粮。“三年灾荒”前奏也已开始，学校个别负责人又暗地贪污学生伙食（后被惩处），学生们常常只一勺硬硬的高粱米饭，加三四个土豆充饥。食不果腹，又不带工资进修，毕业后职称也是医士，跟药剂士一样待遇，所以很多同学不愿意继续就读余下两年，挥泪告别了学校，妈妈也回到了原单位继续工作。

1960年，东公园门诊合并到老抚挖（原抚顺挖掘机厂）职工医院，母亲成为老抚挖医院唯一的药剂士。母亲再一次申请赴阜新医专进修，并拿下了全部课程，为后来晋升药剂师奠定了必备的资质条件。母亲的拉丁文笔记记了厚厚的四大本，曾给全医院医务人员讲拉丁文和药剂学。晋升药剂师时，母亲高水准的拉丁文，令市职称评审的评委们敬佩折服。

谈及求学的艰苦，母亲念念不忘自己的二姐。1957年入学进修时，母亲没有工资和补助，当时正值“反右”期间，也不敢提出诉求。入学后的1958年是母亲最艰苦的时候，每餐上顿土豆下顿土豆，从此落下了便秘的毛病。挂念小妹的二姨在9月份寄给母亲的信中包了弥足珍贵的5元钱。二姨自小体弱多病，那时还要哺育4个幼年的孩子，母亲从来没有见过二姨和孩子吃过一个苹果，这5元钱，是二姨怎样为最小的妹妹积攒下来的啊！二姨去世时，母亲痛不欲生，精神几近崩溃，彻夜不眠，从此落下了失眠的痼疾。为麻醉失去姐姐的痛苦，母亲染上了很重的烟瘾，直到64岁带孙子时才毅然戒掉。此后的数十年，母亲如牵挂自己的子女一样，牵挂二姨的孩子们，曾带着当年我只有十几岁的妹妹千里迢迢去黑龙江探望，数十年来不惜倾尽所有，报答二姐的深恩，代替挚爱的二姐尽母亲的义务。

那次聚会，我把母亲送到了原沈阳南站火车站。母亲在那里与七、八位老同学们会合了。这些精神矍铄的老人，如今闻名各方的名医们，像青年时一样热烈拥抱，激动地喧哗，激情飞扬地攀谈，看到同学的后代，喜悦都溢于言表。

顽强求知，不畏艰难，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终成业内翘楚，是母亲那一代新中国的首批医务工作者的底色风骨。

“天堂”里的友谊与幸福

我曾在《我的天使和天堂》一文里（见本站专栏），回忆了母亲的同事和朋友们。老抚挖医院不仅是母亲的职场，更是我睁眼看人间的出生地，我童年的天堂，走入母厂的根。母亲的友谊承载了儿子的幸福。

——这里有身材高大，亲手为我接生的妇产科老护士周凤岐阿姨。有“武斗”时陪着母亲抱着我去望花二院看病，当枪声骤然响起，子弹打向卡车时，立即在驾驶楼挺身站起，挡在我的身前牢牢护住的妇产科名医张蕴芝阿姨。有医术精湛驰名国内，严厉刚烈又唯独对我偏爱，治好我牙疾的郑朝容阿姨。有安徽医学院毕业的内科全国名医、母亲最尊敬的挚友沃雅光阿姨。还有我和妻子的“月老”，八路军战地医院出身的护士周燕茹阿姨。有仗义执言保护医务人员不被批斗，坚决挽留母亲不要随父亲下放的老八路、副院长项彬文阿姨，有德高望重，在“武斗”中下令“化整为零”，让医生居家避乱，在住宅区就地救治职工及家属，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坚守医院，给家属留下“别当我是活人！”，横眉冷对“造反派”，力保所谓“成分不好”的医疗骨干的老八路、院长李国祥伯伯……，不胜枚举。我们这些医院的孩子，也像父辈们一样，把友谊传承接续了下来。

与母亲同时期的医院同事，如今只余寥寥数人。其中，年已93岁高龄的姚义梅阿姨是母亲数十年的闺蜜和密友，母亲称呼姚姨为“二姐”，是把心中最思念的二姐的位置留给了姚姨。无论是远赴泸州“援建三线”，还是我们下放到乡间，无论曾经的耄耋之年，到如今的鲐背之年，姚姨和母亲都从未断过音讯。母亲卧床后，姚姨亲自赶来探望，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姚姨就要我打视频电话，要亲眼看到母亲的情况，鼓励母亲。

前年，在姚姨的女儿孔溯姐姐的帮助下，母亲还与“援建三线”后调到北京的沃雅光阿姨通了电话，跨越了66年，两位挚友还是那么亲密的交谈。

健在的何广明叔叔，是母亲在东公园诊所工作时最早的同事。何叔叔是回族，青年时英俊开朗，与母亲如姐弟一样。由于习俗，医院食堂不能单独开回民灶，母亲有时就把何叔请到家里，做点牛肉“犒劳”自己的回族弟弟。去年已84岁高龄的何叔从美国回来，两次来家探望卧床的母亲，分别时执手相看，哽咽落泪，依依不舍。

母亲为人豪爽大气，慷慨大方，重情义，重脸面。母亲在1962年结婚前，有一位已调出的医院前药局负责人，恰好回医院看看。他听说后，“自告奋勇”到各科去收大家给母亲的礼钱，但最后只把记账的一张纸条托人给了母亲，自己却不辞而别。母亲没有追究，当着来人把这些纸条撕碎了，只笑着说了一句：“大家的心意我心里都有数，他离家在外这么远也不容易，可能有难处说不出口，告诉他就这样吧。”

母亲友谊的故事还有很多，可以写一本张力无穷的书。母亲是言传身教的恩师，儿女是母亲终生的学生，母亲长寿健康的守护者，母亲岁月足音的倾听者和思想者。对于我们来说，卧床的母亲永远温暖伟岸，躺下去，是一座山，坐起来，是一座峰。

（照片见下图）

王尧：母亲的友谊—写于母亲91岁寿辰之际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