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指挥员——陈龙

陈龙（1910-1958.10）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12月出生在辽宁抚顺县，后随父举家迁居吉林省宁安县。因为家境贫寒，少小就投身东北护路军21旅，从一名普通士兵渐次擢升为连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亡，陈龙胸怀家国之恨，立志驱逐日寇，恢复国土，毅然率领全连士兵投奔共产党员李延禄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后称抗日自卫军），先后任营、团长和自卫军副参谋长。他深受周保中将军（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著名领导人和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的器重，在周的黨陶和影响下，1933年经周的介绍在战地参加共产党，并在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出任抗日联军第2军参谋长，在吉黑两省边境地区，与军长王德泰等并肩作战，屡立战功。从周保中将军遗存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陈龙是一位有智有谋，骁勇善战的游击战争指挥员，许多重要的作战任务都由他去担当，常使看来要临入绝境的战斗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环境特别艰苦，战斗非常残酷，陈龙出生入死，经受了千锤万击，严酷考验，从而由旧军队的一个下级军官，锻炼成长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优秀指挥员，走出了人生历程中重要的第一步。

  1936年夏，陈龙到了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前后约有两年多时间。在这里，他努力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新事物，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苏联的肃反错误及其后果，感受到了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活动及其影响。这个期间，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更加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但面对那些令人不解的问题，他也产生过困惑和迷惘。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陈谭秋对他的理解，关怀和教导，给陈龙以很大的帮助，使他得以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一时不解的问题，政治上日趋成熟。1938年底，他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他本意要返回战地，但没有如愿，组织上派他从事党的保卫工作，从此他走上了全新的隐蔽战线。将近20年的时间，他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保卫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在延安，陈龙在中央社会部负责保卫部门的领导工作。1941年4月和8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社部先后发出了《关于清理审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和第二号指示，陈龙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两个文件，对当时各地军政锄奸保卫机关堆积着的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案件，作了正确的分析，批评了对反革命嫌疑分子问题的各种错误认识，确定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条件、根据、清理办法和审批制度。明确指出：一方面，由于侦察工作的薄弱，对一些真正有材料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没有彻底清查，可能造成放松敌人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有的锄奸工作同志的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提影，自造一些所谓嫌疑分子，违反了“不冤枉一个同志，不错办一个好人”的锄奸政策，可能在客观上制造敌人，使党的干部遭受诬害，党的组织遭受损失。

  两个文件发出后，陈龙组织领导了中央直属机关，院校的清理审查工作。他经常说，这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的严肃问题，一定要做到“勿枉勿纵”，确定一个人有嫌疑，要凭事实和材料，不能主观臆测。否定一个人的嫌疑，也要凭事实和材料，也不能主观臆断。他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对每个被审查者的问题，要求必须确切地占有各种材料，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清理审查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工作在延安中央机关、院校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大批捕风提影、主观认定的所谓“嫌疑分子”被否定了，适当分配了工作。

  但是遗憾的是，一年多以后，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犹如急风恶浪般地袭米，把那些已经否定了的陈年烂帐一古脑儿又翻了出来，“特务”帽子满天飞，许多好同志遭到评陷，党中央不得不重新部署甄别工作，花费了二、三年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才大体上解决了“抢救运动”所留下的问题谈到“抢救运动”，陈龙也是审查工作的参加者。他对这场“运动”中的错误做法，抱有自己的看法，头脑清醒，态度鲜明，他坚决反对刑讯逼供，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审讯工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思，一真持批判态度 抢救运动前夜，一位由兰州地下党送到延安来学习的青年同志在逼供诱供下，写出了一份“坦白书”，说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地下的共产党实行一种“红旗政策”，说甘肃党就是这种“红旗党”，意思是国民党制造的假共产党。

  康生得到这份“坦白书”，如获至宝，把这位青年同志带到延安抢救失足者大会上去“现身说法”，到处部署找“红旗党”。一时，“红旗党”的帽子满天飞，河南、甘肃、四川、贵州等省的地下党组织，都不明不白地成了“红旗党”，那里党的负责干部成了被怀疑的审查对象，许多来自那里的革命青年，不管与地下党有关还是无关，统统有了“问题”。陈龙对这种荒谬之事不以为然，坦诚地对一些同志指出，这种“坦白书”是先逼供后诱供搞出来的，是不可以相信的。他认为：国民党实施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在国统区搞“短促突击”，用制造和使用内奸的办法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这是有国民党自己的文件可以证明的，而且有中共江西省委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的实例为证。说国民党到处搞“红旗党”，不仅缺乏常识，也是对我们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缺乏自信的表现。随后他积极投入了甄别工作，为一大批同志平反，其中不少人随他去了东北，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表现十分出色。

  1945年8月。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国共谈判，党中央决定陈龙作为毛泽东的秘书随行，负责安全保工作 他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信心百倍地担负起了这个光荣而又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延安的人们非常担心，因为大家都深知蒋介石是反复无常的阴谋家，谋害政敌从来是不择手段的。陈龙重任在肩，却显得上分镇静，他遇事缜密思考，并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在为重庆之行作准备期间，更是苦心谋虑，思索着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设想各种警卫应变的方案。

  他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作战时就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此时，他每日起早贪黑更加勤苦地在枣园后沟山坡上练习手枪射击 临行前他以一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坚毅态度说：“毛主席回来，我也回来，毛主席回不来，我也回不来，始终要同毛主席在一起，保护到底。”

  经过43个令人牵肠挂肚的日日夜夜，毛泽东终于胜利回到延安，陈龙也闯过了龙潭虎穴回到了战友中间。李克农多次喜笑颜开地夸赞陈龙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他完成任务评价很高。

  1945年初冬，陈龙去东北工作。当时，东北战区不仅战争形势非常严峻，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形势也极其尖锐复杂、从农村到城市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斗争局面。然而，对于陈龙来说，东北战场上的紧张斗争，正是他发挥才智锐意驰骋的大好时机。他身为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任哈尔滨市公安总局局长，始终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指挥战斗。他组织起精干的专业队伍，紧紧依靠群众，利用敌人营垒里的诸多矛盾，连续不断地破获了一个又一个的蒋、日特务反革命案件，挫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暴乱阴谋和其他破坏活动，对东北解放区的巩固和解放军胜利作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被东北局负责同志誉为“战略意义的胜利”。特别是破获了国民党组织的姜鹏飞暴动案和以反动会道门为掩护的李明信暴动案等重大案件，维护了东北党政领导中心所在地哈尔滨的安全时，胜利喜讯越过千山万水传向党中央，党中央高兴，中央社会部很受鼓舞，特地发出了嘉奖电。

  陈龙一贯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他才思敏捷，工作踏实，善于吸取群众的智慧，探索工作规律性的东西，把实践经验条理化。他在东北期间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保卫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东北隐蔽斗争战场上两年半的斗争情况，提出了符合隐蔽斗争规律的指导思想，把它作为侦察工作的方针，并有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措施和方法与之配套。在隐蔽战线上把斗争经验条理化、理论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方针、方法，陈龙是第一人。

  建国以后，陈龙和罗瑞聊一起，对侦察工作的这一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回顾近40年来，我国隐蔽战线上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其原因之一，是与侦察工作有一个符合斗争实际，正确的、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并得到广大干部的热情拥护与贯彻执行分不开的，这是陈龙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1950陈龙调到北京，出任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1952年又出任公安部副部长他为加强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日夜操劳。

  陈龙不仅在事业上有突出的成就，他的为人、品德也有鲜明的特色，令人钦敬、熟悉陈龙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深恶痛绝那些违背原则、搞不正派的人和事，有时甚至为此发怒。对于工作不负责出了差错的人，他持惩前毖后、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批评是极其严格的。不了解他的人或许以为他太严厉了，有些畏惧他一如果说过于严厉是一个缺点，那么，坚持原则，是非分明，爱憎分明，也正是陈龙突出的可贵品格 同他相处久了的人都敬佩他这一点，并且因他对待同志，下级那种循循苦诱、奖掖提携的好心肠而感动。

  1958年10月14日，陈龙因患心脏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