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

  夏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几年来，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有了新的发展。工作的规模扩大了，研究的方法改进了，年青的考古工作干部也大量地培养出来了。在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中，许多地方发现了古代居住遗址和古墓，多重重要的古物，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全国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里有大批的考古研究工作者，进行野外和室内工作，从实物史料来探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进一步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就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作些简述。

  我们知道，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人类的起源问题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的时间问题，是要依靠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的。三十多年前，发现了北京猿人即“中国猿人北京种”及其文化，证明人类很早便居住在我国境内，我国可能是最初人类形成的摇篮之一。解放以来，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重要的有山西襄汾县丁村遗址。丁村人化石及同时出土的二千多件石器，经过研究，知道丁村人比北京猿人为进步。北京猿人已知用火，可以说已进入恩格斯和摩尔根所说的人类进化史上的“蒙昧期中极阶段”，不会是最古的最原始的人。汾河的旧石器也有比北京猿人为早的可能。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的研究。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利用粗糙的打制石器。他们的经济生活贫乏，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也不多。但是，近年来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等省区，仍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地点多处。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人们定居下来，引起了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石制和骨制的工具也有所改进。解放以后，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三千处以上，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一百多处。例如，西安半坡发掘到一个原始氏族社会的农业村落遗址，保存有许多较好的住屋基址和陶窑，居住地外有一道壕沟，沟外还有当时的氏族公共墓地。在这里发现了精美的彩绘陶器和石制或骨制的工具，还发现一个小罐盛着粟子。这在黄河流域很多。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也发现了经济生活有所发展，但是文化类型不同的农业部落遗址。这里主要粮食是水稻，石器类型也不相同。在内蒙古、新疆等草原上又发现了许多不仅文化类型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不同的文化遗址，仅有石器和陶片，过着游牧生活，石器多是打制的粗石器，与农业部落的磨制的大件石器不同。关于这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的互相关系和时代先后等问题，我们正在继续探讨中。现在我们没有找到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遗迹，资料短缺，还是不能解决相关疑问。

  冶金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在它的周围地区的许多部落，虽在早已有了冶铜技术，后来，铁器逐渐完全代替了石器。解放后，我们重视对古代铁制生产工具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了重要的收获。一九五三年还在兴隆古洞沟发现了战国晚期的铸造农具铁箔。一九五八年以来，好几处重要的汉代矿坑和炼铁作坊的遗址巩县铁生沟、南阳古宛城等，知道当时有各式冶炼炉、熔炉、锻炉等，还有矿石加工爆、配料池、淬火坑等附属设备。这些发现，表明当时我们祖先已经了解到铁矿的特性，发明了高温的炉子和能产生高温的燃料，并使用适当的熔剂提炼铁矿；同时了解到铁的特性，利用含炭量不同的铁，制造不同用途的器物，并且知道淬火可以提高铁的硬度。

  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了制陶手工业。解放后，我们在好几处都发现了当时的陶窑，研究了它们的结构后，我们对于古代制陶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商代有了以高岭土制造的带釉陶器，但火候不高，胎子还没有瓷化。汉代釉陶器已有所改进，南方方便有了青瓷。孙吴时代的青瓷器。到了三国、唐宋时代，我国的瓷器更是有所改进，还发掘了著名的龙泉窑和耀州窑、龙式的瓷窑。瓷器成为商品，从唐宋时代起国际贸易中重要商品，在亚洲沿海的许多地方以及非洲的东海岸，都曾发现过我国唐宋时代及以后的瓷器。

  对于中国古代另一种重要的手工业——纺织业，我们也有了不少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过许多陶制或石制的纺轮和印有布纹的陶片。青铜时代的殷代，在安阳发现的纺织品，有些还带有斜纹的小杖样布机，并且已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织布机。长沙战国墓出土的有花纹更为复杂的丝织品。新疆尼雅和吐鲁番出土汉、唐时代的华丽多彩的织锦、织机。我国的织造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丝织品北到西伯利亚，西到叙利亚，都曾发现当时我国输出的丝织品。

  青铜制造业和别的手工业跟农业分工，由于工业与农业分工，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便发生了。青铜可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是，农业工具是否大量使用青铜，这在考古学界仍有争议。在安阳、洛阳、西安等处，我们都曾发现冶铜的作坊，有泥范、铜渣等出土，因而对于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铜和锡的探采、提炼和冶铸，需要比较复杂的专门技术，手工业本身各部门的再度分工。铜矿和锡矿井不像石器原料的岩石或陶器原料的泥土那样到处都有，它们的产地只有几个地点。

  铁的发现和冶铁业的发展后，在农业和工业的工具方面，铁器逐步普及。西周时代的带釉陶器，近于瓷器。到了三国时，南方青瓷技术成熟。文字出现后，很多历史记载可以考证，但仅仅根据文字记载是无法确定许多技术起源的准确时间。在江浙一带发现了，还发现了晋代和南北朝时的青瓷窑址，可以相互印证史料。

  一九五〇年在安阳武官村发掘了一座殷代晚期的大墓葬坑内，发现有数百多人殉葬，有些只见头而没有肢体。在前一处有长一个殉葬坑中发现埋有五十四个人。郑州、辉县、安阳等一般中型墓中也有殉葬人的情况。这可能是奴隶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对抗性社会形势。西安张家坡的西周中期的墓中还是有用人殉葬的，后来便罕见这种现象了。商品生产增长后，出现了金属钱币和度量衡工具。解放后，我们发现了许多早期铁器，还在秦咸阳遗址找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版。隋唐时代，国际贸易繁盛，我们在西安等处发现了当时东罗马的金币和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同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交通运输工具，我们在河南安阳、辉县、湖南长沙、周至，发掘汉代的车子和汉代的木船与陶船的模型，经过研究，搞清楚了它们的构造。这是解放后重要收获之一。

  关于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旧石器时代时期，人类社会结构最初还是原始人群，后来进入早期氏族社会阶段。新石器时代农业部落住址的布局和公共墓地的情况，起初是繁荣的母权氏族组织，后来进入父权氏族社会。至于某一种文化类型在某一时期内是属于母权或是父权氏族社会，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自青铜时代起，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显著的不平衡。奴隶占有制的殷代和西周时期，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以外，许多地方仍是保持着原始氏族社会组织，这可以由解放以来这些地方所发现的文化遗迹看出来。西汉时期，铁器已代替铜器，汉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已产生了封建社会形态。但在解放后从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发掘出来的文物来看，显示当地仍是青铜文化下的奴隶占有制。汉代的边徐地带，如现今的吉林、黑龙江、海南岛等地的属于汉代的文化遗址及出土物，还保持着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可见这些地区的居民在那时仍然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

  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产生后，统治阶级为了剥削和奴役，与被统治阶级形成对立，国家便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出来了。根据传说，我国的国家产生的时代似乎是在夏朝初期，可以与文字史料相印证的最早的考古资料是殷墟，发现更多相关遗存，将使我们不仅知道当时的宫殿、街道、城市，并且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也会有更深的了解。

  关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如艺术、宗教等，考古研究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解放以后的考古工作，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收获。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和了解，考古资料显然起着主要作用。至于古代造型艺术的研究，即使在有文字史料的时候，也是主要地依靠实物史料。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它的艺术价值是举世公认的。解放以后，累积的材料增多了，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它的花纹结构的匠心和它的演化的过程。安阳、西安等处出土殷周时代的青铜器和玉器，信阳和长沙的战国漆器，望都与辽阳的汉壁画，沂南和安丘的汉画像石，新疆的汉唐织锦，曲阳和成都的佛教石刻造像，炳灵寺等新发现的石窟寺中的造像和壁画，战国及以后各地的铜镜，尤其是长沙的楚镜和洛阳的唐螺钿器，还有陶俑，尤其是西安的唐三彩俑，六朝的越窑和唐代的白瓷、青瓷。解放后所发现的重要艺术品，是我国艺术史上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

  考古工作中的发现，不仅不会有假古董，而且由于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可以精确地断定年代。以这一系列有确定年代的标本作为准绳，研究各时代艺术风格特点和前后传承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考古学者与艺术史家协作，共同研究这些材料，一定会作出重要的贡献。画像石、壁画、陶俑、木制或陶制模型等，又为建筑、音乐、舞蹈、戏曲等方面的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宗教信仰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当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食器物，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祖的发现，表明当时有生殖器崇拜的习俗。至于器物花纹是否代表图腾崇拜或仅是美术装饰，在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新石器时代，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已有占卜术。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术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周代占卜术衰落，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战国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南朝墓葬堆塑，南北朝开始出现的墓中买地券等，都和当时的道教信仰有关。唐代长安城南郊发掘到的礼制建筑遗址十多处，也是和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寺的建筑、造像和壁画等实物史料，都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时期迈入文明时期的标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殷墟稍早的卜骨上的文字，但仍属于殷代甲骨文字的系统。许多有铭文的铜器也发现很多，有些给我们增添了很重要的文字史料。长沙和信阳二处所出土的，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简册，还有毛笔和整治竹简的刀削等工具。武威汉墓中出土了竹木简四百八十根，主要的是七篇《仪礼》。它是第一次发现的西汉成册完整的写本书籍，对于汉代书册制度和汉代儒学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属于少数民族方面的，有四川出土的战国至汉初铜器上现在仍未能通读的巴蜀文字，有新疆出土的古代怯卢文的木简和古维吾尔文的木简和写本。

  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种尚在分化形成中，还谈不上民族区分。至于新石器时代，我们在兄弟民族地区，解放后曾发现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为研究他们古代原始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汉族有了文字记载后，各朝代都有关于兄弟民族的叙述，可以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解放后在吉林、长春地区发现的古青铜器物文化，可能是周代肃慎族的遗存。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内蒙古东北部札赉诺尔和北部集宁市二蓝虎沟等处，解放后都发现了西汉时代墓群，出土透雕的野兽花纹铜牌饰，当为匈奴族的遗物。也有人认为，西岔沟的文物和内蒙古的一般匈奴文物有些不同。北疆昭苏一带所发掘，可能是属于中世纪的突厥族。羌、汉的羌族似为后来藏族的一部分。在和田、焉耆地区也偏东，应属于东胡的乌桓族。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南部发现一些青铜墓，时代较早，属于东周。对它们的族属，有匈奴和东胡二种不同的看法。吉林辑安、辽宁桓仁等处的高句丽墓，吉林敦化的唐代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和东北及内蒙古的契丹族辽墓，因为有墓志为证，可以确定无疑。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的两座北魏墓，当属鲜卑族。元代蒙古族的遗址，有上都遗址、辽代中京大名城，也曾发现元代文物。对于新疆各处古城调查工作多处，还做了一些发掘工作，出土文物属于汉、唐的土堆墓。西藏地区于一九五九年也做过文物调查工作。西南地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就服装及发髻的样式看来，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滇族”以外，还有他们属下的好几个不同民族，有的或者便是《史记》中所提到的“滇”、“昆明”、“靡莫”等族。在云南还发掘过南诏国的遗址和大理国的古墓。在广西的宁明县花山等处发现古代崖画，是属于古代僮族的作品，年代可能早到唐代或宋代。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丰富多采，描绘出从前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古代滇族社会的图景。

  我们知道，各兄弟民族在祖国的历史上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重视兄弟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对于以上列举的一些实物史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厘清边远区域古代少数民族的名称，梳理古代族群和现今兄弟民族的渊源关系，了解现在兄弟民族的形成过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许多民族都有它们的族源问题和它们的发展的历史面貌问题。考古研究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起重大的作用。根据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中游与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原的华夏族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相融合，但是和长江流域的巴、蜀、楚、吴、越等族的文化还是不同。这种不同也表现在考古发掘所得的物质文化遗存中。经过周代的八百余年，这些长江流域汉籍系统的诸民族逐渐消失它们的族群特征，构成汉族的一部分，不复能分辨开来。到了汉代，汉族的形成过程更推进了一步，汉族的构成部分更包括长江以南地区的闽、粤等族人民。就出土的考古材料来看，可以了解汉族是有过这样的形成过程，但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各兄弟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文字史料，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这便需要考古资料来补充。

  解放以来，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使我们有可能利用考古资料来解决从前单凭文字史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过去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导下，有些问题经过讨论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仍在继续探讨中。我们要不断地改进考古研究方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打好理论基础。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和运用文字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现在已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建立一个实验室，由体质人类学家研究古代人类骨骼，化学家来分析古物的成分和制造过程，原子物理学家来充分运用同位素炭十四去推断古物年代。有些工作已取得一些成果，有些工作正在开始着手。这说明利用最新的考古研究方法会给考古学带来更重要的新成果。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考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得非常起劲和顺利，并已有了重大的收获。但是，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待解决。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累积资料，深入研究，以便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原载《红旗》（《考古》1962年）

  注释：静胭报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撰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当年版。

  “民族”一辞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发生时才形成的共同体。广义的包括部落、部族和上述的狭义的“民族”。本文“民族”是采用广义的意义。